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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
| 第774期 作者：□文/王巧芸 姚维玲 时间：2026/4/1 14:59:50 浏览：9次 |
［提要］ 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转型与重构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备受关注。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责核心方式，其究竟是成本付出还是“名利双收”战略投资，成为关键研究议题。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与权变因素，揭示企业慈善捐赠“名利双收”实现条件与边界，为企业将捐赠视为声誉资本导向的战略性投资、制定差异化捐赠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慈善捐赠；企业声誉；财务绩效；行业竞争度；企业规模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2月1日
2014年以来，经济新常态、《慈善法》施行以及共同富裕战略深化，推动企业慈善捐赠从道德善举转向战略选择，探究其与财务绩效的深层关系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作为嵌入社会网络的组织，其生存发展依赖利益相关者支持。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回应社会期望、维系利益相关者关系并获取合法性的战略工具，可通过积累政治与社会资本、优化外部环境、降低运营风险，进而转化为收入增长与成本控制优势，提升财务绩效。依据资源基础观，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源于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慈善捐赠能够助力企业构建声誉、品牌形象等独特无形资产，而此类声誉资本可转化为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优势，降低融资成本，并强化市场竞争力，对财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提升作用
（二）企业声誉的中介作用。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已获广泛证实，但内在作用机制仍待深入探索。本文认为企业声誉是二者间的核心传导路径：基于信号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情境下，慈善捐赠作为公开、亲社会的非市场行为，可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财务实力与社会责任信号；结合合法性理论，该行为亦是企业顺应社会规范、获取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其核心产出为声誉资本这一关键无形资产。而企业声誉作为稀缺、难模仿的战略性资源，能通过提升产品市场品牌溢价、降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优化人才市场资源配置等途径，转化为企业财务绩效。据此提出假设：
H2：企业声誉在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三）行业竞争度的调节作用。行业竞争对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尚无一致结论，部分观点认为竞争会削弱慈善行为价值。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综合视角提出相反论点：激烈行业竞争会强化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在高竞争环境下，产品与价格同质化加剧，慈善捐赠可作为差异化战略传递企业实力与社会责任信号，助力企业脱颖而出；同时，其积累的信用、声誉等“关系资产”能稳固关键利益相关者联结，形成难以模仿的竞争壁垒，且竞争压力促使企业将慈善捐赠视为战略性投资，通过主业相关捐赠高效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据此，提出假设：
H3：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即行业竞争度越高，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效应越显著
（四）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现有研究表明，企业规模是慈善捐赠的重要前提，大规模企业凭借充足财务资源与组织能力，可支撑规模化捐赠及专业化慈善运营，通过规模经济降低边际成本。其业务广泛带来复杂利益相关者网络，慈善捐赠成为关键战略管理工具，且该行为更易获得媒体聚焦与社会认可，需回应关键利益相关方更高的社会责任期望。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大规模企业的慈善捐赠信号效果更强，被解读为实力雄厚、前景向好的积极信号，且在高关注度下传递效率与影响力显著提升。此外，大规模企业可通过规模化运作、资源整合及战略合作强化慈善的社会影响力与品牌效应。综上，企业规模会强化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H4：企业规模正向调节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结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理论研究结构如图１所示。（图1）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4～202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确保结论准确、客观，对样本进行以下筛选和处理：剔除金融行业样本、剔除数据严重缺失样本、剔除ST和*ST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经处理后最终得到28，721条观测值进入实证模型检验。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并使用Excel和Stata15.1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ROA）。参考杜兴强和杜颖洁的做法，选择能直接反映财务绩效的会计类指标总资产回报率进行衡量。在稳健性检验中，选用净资产回报率（ROE）来衡量企业财务绩效。
2、解释变量：慈善捐赠（Donate）。参考陈东等的研究，采用以企业捐赠金额取对数为基础的捐赠力度来衡量慈善捐赠。在稳健性检验中，参考王端旭和潘奇的研究以企业捐赠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为基础测度企业捐赠意愿强度（Donate1），以此衡量慈善捐赠。
3、中介变量：企业声誉（Rep）。对其的衡量，参考管考磊和张蕊的研究，从消费者与社会、债权人、股东、企业治理四个维度选取12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所选指标进行降维处理，计算企业声誉综合得分后，按得分从低到高划分为10个组别，对应赋值Rep为1～10分。
4、调节变量：行业竞争程度（Com）和企业规模（Size）。参考邹萍的研究，采用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标准差衡量行业竞争度。参考吴祖光等的研究，用总资产衡量企业规模。
5、控制变量。本文参考现有文献，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股权性质（Soe）、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独立性（Indpt）、上市年限（ListAge）、经营费用率（Ofe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企业成长能力（Growth）、年份（Year）、行业（Ind）。
（三）模型构建。为验证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企业声誉的中介作用以及行业竞争度和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构建相关回归模型如下：
ROAit=α0+α1Donateit+∑Controls+∑Industry+∑Year+εit （1）
模型（1）是用于验证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促进作用的基准回归模型。若假设H1成立，则模型中的α1应该显著为正。为检验行业竞争度的调节作用，对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构建模型（2）、模型（3）以验证企业声誉的中介作用：
Repit=β0+β1Donateit+∑Controls+∑Industry+∑Year+εit （2）
ROAit=θ0+θ1Donateit+θ2Repit+∑Controls+∑Industry+∑Year+εit （3）
若β1和θ2均显著，且β1、θ2与θ1系数符号一致，则说明企业声誉在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同时，若θ1显著，说明企业声誉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反之企业声誉则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企业规模（Size）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4）：
ROAit=λ0+λ1Donateit+λ2Sizeit×Donateit+λ3Sizeit+∑Controls+∑Industry+∑Year+εit （4）
若λ2显著，说明企业规模在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同时，若λ2系数符号与α1相同，则表明企业规模起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规模越大，慈善捐赠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效果越显著。
以上模型中，ROA表示企业财务绩效，Donate表示慈善捐赠，Controls为控制变量的集合，Industry为行业固定效应，Year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呈现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财务绩效ROA均值为0.032（标准差0.065），符合上市公司普遍盈利水平，且企业间财务表现分化显著；慈善捐赠Donate（经对数化处理）均值为9.833（标准差5.788），取值范围0～20.64，反映企业捐赠金额差异巨大，样本多样性充足；企业声誉Rep均值为5.592（标准差 2.858），数据分布离散，企业声誉水平差异显著；行业竞争度Com均值为7.721（标准差 2.249）、企业规模Size均值为22.415（标准差1.315），均覆盖不同维度特征，样本代表性良好。整体而言，各变量取值合理、个体差异性显著，为回归分析奠定良好数据基础。（表1）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系数均小于0.7，VIF检验值小于5，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后续回归分析结果稳定可靠。
（二）基准回归分析。F检验与Hausman检验（p＜0.05）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2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0，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t=3.340），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系数绝对值较小或源于变量量纲差异，其统计显著性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这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基础观预期一致，即慈善捐赠通过优化利益相关者关系、积累声誉资本转化为财务回报，研究假设H1得到初步验证。（表2）
（三）稳健型检验（表3）
1、变更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慈善捐赠与营业收入的比值Donate1（被解释变量仍为ROA），表3列（1）回归结果显示，Donate1回归系数为-0.829，在1%水平上显著（t=-3.139），与基准回归结论相反。这一差异源于 Donate衡量捐赠绝对规模，而Donate1反映捐赠相对强度，其显著为负表明捐赠占用营业收入比例过高会对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二者结果暗示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可能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本文核心假设聚焦捐赠绝对规模的战略价值，后续机制检验仍围绕Donate展开。
2、变更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净资产回报率ROE（解释变量仍为基准模型中Donate），表3列（2）回归结果显示，Donate回归系数为0.001，在1%水平上显著（t=3.178），其对ROE仍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该结果与前文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内生性检验。为解决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间的双向因果及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选取滞后一期企业慈善捐赠lDonate与排除自身的滞后一期行业平均捐赠industry_avg_donate_lag1为工具变量，如表4所示。检验结果显示，lDonate系数0.178（1%水平上显著，t=24.097），industry_avg_donate_lag1系数0.502（1%水平上显著，t=20.533），二者均通过相关性检验，工具变量有效。进一步回归表明，以lDonate为工具变量时，捐赠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由正向转为显著负向；以理论上更具外生性的industry_avg_donate_lag1为工具变量时，捐赠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仍显著。综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核心结论稳健，lDonate得出相反结果或因未完全满足外生性假定。（表4）
四、拓展性研究
（一）作用机制分析。表5列示了企业声誉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表5列（1）回归结果显示，慈善捐赠对企业声誉的回归系数β1=0.009（1%水平上显著，t=5.459），表明慈善捐赠可显著提升企业声誉；列（2）结果显示，企业声誉对财务绩效的系数θ2=0.018（1%水平上显著），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系数θ1=0.000且不显著，且β1、θ2与θ1符号一致，验证企业声誉在二者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2成立。（表5）
（二）调节效应分析。表6列示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表6）
1、行业竞争度的调节作用。为验证行业竞争度对慈善捐赠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以行业竞争度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低、高竞争度两组并开展分组回归，如表6列（1）、列（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均为0.000，其中低竞争行业组在10%水平上显著，高竞争行业组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竞争行业，假设H3得以验证。
2、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为验证企业规模对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将慈善捐赠与企业规模去中心化后构建交互项并开展回归，如表6列（3）所示。结果显示，二者交互项对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00（t=3.844），在1%水平上显著，且与主效应系数一致，表明大规模企业中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假设 H4 得以验证。
（三）异质性分析（表7）
1、产权异质性。按产权性质（国有/非国有）对样本分组回归，如表7列（1）、列（2）所示，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均为0.000，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组间差异系数检验显示p=0.8752，不具统计显著性。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国企与非国企的财务绩效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尽管二者捐赠动机存在差异（国企含政治诉求、非国企偏向市场化与战略性），但最终财务回报具有一致性，产权性质并非影响“捐赠-绩效”关系强度的关键因素，该促进作用具有普遍性。
2、区域异质性。按东部、中部、西部三区域对样本分组回归，如表7列（3）、列（4）、列（5）所示，东部地区Donate系数不显著（t=1.586）；中部地区Donate系数为0.000（t=2.103），在5%水平上显著；西部地区Donate系数为0.001（t=3.128），在1%水平上显著，呈现“西高、中显、东不显”的阶梯式地区差异特征。
成因可解释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媒体竞争激烈、信息环境透明，一般性慈善捐赠的声誉提升与资源获取边际效应较弱，难以转化为显著财务绩效；中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环境相对不完善，政企关系更为密切，慈善捐赠作为非市场战略易获地方政府与公众关注，其信号价值与资源价值更高（西部尤为突出），有助于企业建立政企关系、获取关键资源及积累声誉资本，进而更有效地促进财务绩效。
3、高管金融背景异质性。按企业是否拥有金融背景高管分组回归，如表7列（6）、列（7）所示，有金融背景高管组的Donate系数为0.000（t=2.548），在5%水平上显著；无金融背景高管组的Donate系数不显著（t=1.247）。结果表明，慈善捐赠对财务绩效的积极效应仅在拥有金融背景高管的企业中显著存在。
依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个人特质与过往经历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金融背景高管对资本运作、风险管理及投资回报更为敏感，倾向于将慈善捐赠视为“战略性投资”，能够将捐赠行为与企业整体战略相结合，并推动捐赠所积累的社会声誉、政企关系等无形资产资本化，转化为融资优势、低成本资本或商业机会，最终促进财务绩效提升。
五、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一是慈善捐赠对企业财务绩效（ROA）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替换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法（滞后行业平均捐赠）处理内生性后仍成立，稳健性良好。二是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声誉是慈善捐赠转化为财务绩效的核心中介路径；调节效应显示，市场竞争强度会强化这一促进作用，即竞争环境中企业更易通过慈善捐赠构建声誉“护城河”以实现差异化竞争。三是进一步研究揭示捐赠积极效应的三大边界条件：（1）强度边界：捐赠绝对规模有益，但相对强度过高会侵占核心资源，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2）区域边界：中西部地区捐赠效应显著（制度环境不完善下非市场战略边际效用更高），东部地区因市场化与信息透明度高，效应不明显；（3）能力边界：金融背景高管的专业能力（战略性投资与资本运作）是捐赠价值转化的关键，该效应仅在这类企业中显著存在。
（二）建议。基于研究结论，为企业慈善捐赠战略制定与执行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确立战略投资导向。摒弃捐赠即成本的认知，将其纳入企业整体战略规划，通过科学布局的慈善行为积累声誉、优化政企关系，进而提升股东价值。二是优化捐赠强度配置。以“最优强度”为核心决策依据，结合企业盈利能力、现金流状况及行业特征，设定合理捐赠预算区间，平衡声誉收益与资源占用，规避过度捐赠对主营业务的侵蚀。三是强化专业决策支撑。在高管团队组建及社会责任专门委员会设置中，纳入具备财务与投资专长的人员，依托其专业能力评估捐赠项目回报，实现捐赠与融资、品牌、市场战略协同。四是实施区域差异化策略。中西部企业可重点依托慈善捐赠构建竞争优势；东部企业因传统捐赠边际效应递减，应探索创新性公益模式，以突破市场竞争同质化困境。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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