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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
企业异地投资研究综述
第774期 作者:□文/汪 丽 葛梦娟 时间:2026/4/1 15:38:01 浏览:10次
  [提要] 企业异地投资是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微观载体,对于促进区域要素重组与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相关文献,从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厘清研究脉络,评述现有研究的不足,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并提出启示。
关键词:异地投资;影响因素;壁垒;综述
基金项目: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重点项目:“进藏企业跨区域投资空间结构与促进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AGL01)
中图分类号:F27;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2月1日
为应对国际新形势,我国提出新发展格局,对市场一体化发展提出新要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内在要求,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着力点之一。资本要素市场作为统一大市场构建的基石,其作用尤为关键。企业跨区域投资能够推动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融合,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支撑。因此,探讨促进我国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因素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异地投资理论基础
(一)资源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源于《企业成长理论》中企业是资源集合的观点,其核心思想为企业独特资源与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源泉,深刻影响了后续战略管理研究,为后来学者探讨企业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Wernerfelt(1984)正式提出该理论,指出企业独有资源禀赋是核心竞争优势根源,并从内部资源维度剖析战略选择。Barney(1991)指出企业资源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四个潜在经验指标是价值、稀缺性、模仿难度和可替代性。传统理论认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源于独特资源与能力。随着研究深入,“能力”内涵丰富化,如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独有、难模仿且能创造优势的能力;Leonard(1992)提出核心能力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拓展了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深度与广度。1994 年,Teece和Pisano首次将“环境动态性”纳入核心分析框架,突破了资源基础观、核心竞争力理论从静态视角研究的局限,解释了“为何部分企业优势难以持续”的核心痛点。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聚焦于剖析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因信息掌握程度不同对市场交易行为以及市场整体运行效率所引发的多方面效应。Akerlof(1970)研究发现,在市场交易活动里,信息通常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性使得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量出现明显不同。其中一方凭借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而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则因信息匮乏而陷入不利境地。在这样的状况下,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极有可能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举措。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由于缺乏关键信息,很可能致使双方交易无法达成,或者即便交易达成,也会遭受利益损失。
(三)交易成本理论。Coase(1937)指出,企业本质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组织,这为企业设异地子公司而非直接市场交易提供理论依据。该理论表明,当外部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内部化管理边际成本时,企业会建层级体系,以行政权威高效配置资源。这使上市公司跨区域资本运作时,需动态权衡市场与内部组织成本。Williamson(1985)细化企业外部市场交易双重成本结构:交易前需投入资源搜寻市场、谈判合作及拟定契约;交易实施阶段需应对适应性调整、运营维护及违约风险管控等后验成本。设异地子公司虽能规避部分市场交易费用,但会使组织复杂度指数级增长,产生跨区域沟通协调、多层级监管、属地化人力建设成本及委托代理效率损耗等新型成本。企业须精准评估成本均衡点,选择最优跨区域扩张路径。
二、研究方法或模型
(一)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比较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差异,来估计政策的因果效应。其基本假设是,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趋势是平行的。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可以有效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和时间趋势的影响。左月华等(2025)在平行趋势检验中通过动态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前提假设;还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式重复双重差分回归以巩固结论。王守坤等(2025)用双重差分模型,结合A股上市公司异地并购数据,验证其对资本跨区域流动的促进效应并通过相关检验。
(二)倍差法。倍差法的基本原理是计算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后结果变量变化的“差异之差”,以此剥离时间趋势等混杂因素的影响,净得出政策的处理效应。在操作上,通过建立包含时间、组别及二者交互项的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其中交互项的系数直接对应了政策影响的估计值。秦文宇等(2025)在论文基准回归中构建倍差法模型,以京津冀13个城市为处理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分析政策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还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构建交互项进一步拓展倍差法的应用,探究政策影响的路径与差异。
(三)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原理在于构建一个两阶段决策过程:第一阶段通过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刻画个体能否进入可观测样本的选择机制,并据此计算逆米尔斯比率以校正选择偏差;第二阶段则在被选择的样本中,采用一个包含随机效应的Hurdle模型——首先由Probit方程决定结果是否为正,继而由截断回归方程决定正值结果的水平。该模型的核心在于承认选择阶段与结果阶段的误差项存在相关性,通过引入逆米尔斯比作为控制函数,有效缓解了由此导致的选择性偏误,同时模型中的个体随机效应则捕捉了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从而为存在非随机缺失与大量零值的面板数据提供了稳健的估计途径。袁丰等(2023)在论文核心实证分析中运用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第一阶段基于Probit方法估计企业异地投资意愿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修正样本选择偏误,第二阶段通过随机效应回归分析核心变量对投资规模的影响,还针对不同经济规模城市分组重复该模型分析异质性差异。
三、企业异地投资影响因素
企业异地投资研究视角可分为两个方面:“有形”壁垒,即政策方面;“无形”壁垒,即文化、经济及交通等。
(一)“有形”壁垒。关于“有形”壁垒对于企业异地投资影响的研究有四种观点:(1)针对政府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胡中平等(2025)验证了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可以显著促进企业进行异地投资。Long等(2025)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显著促进了资本的跨地区流动。Zheng等(2025)指出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改善商业信用环境、行政效率和财政透明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以及释放市场潜力、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市场效率来提高市场运行质量影响跨区域投资。(2)针对税收制度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张洪辉等(2025)指出国地税合并通过提高区域税收征管强度,抑制企业利润转移空间,进而促使企业减少异地子公司设置。马雪薇等(2025)研究发现税收“放管服”改革通过简化办税流程、提高数字化水平以及完善信息的发布、推送与反馈,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3)针对环境保护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文杰等(2025)认为绿色生产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其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增强企业的本地绿色竞争力来发挥作用。Yu等(2025)指出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可以通过降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来抑制企业的跨地区资本流动。(4)针对其他方面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魏恬冰等(2025)指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异地投资。李国年等(2025)指出教育事权改革政策对企业异地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王荣基等(2025)证实社会信用体系改革有助于扩大企业异地投资规模。Zhang等(2025)发现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通过降低企业间的交易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企业对跨区域投资的信心,显著促进了企业的跨区域投资。
(二)“无形”壁垒。现有研究中,如何破除企业跨区域投资的“有形”及“无形”壁垒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关于“无形”壁垒对企业异地投资影响的研究有三种观点:(1)针对文化差异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李丹等(2024)提出企业更喜欢选择与本企业文化适应程度更高的地区进行投资。Drogendi等(2015)指出文化差异是影响跨国公司内部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2)针对交通运输设施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马光荣等(2020)指出高铁通过促进企业内部信息沟通的便利性,进而吸引企业进行异地投资。王雨飞等(2024)指出高铁连通能够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带动被投资城市合作专利数量提升,引发投资—创新要素联动效应。(3)针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对于企业异地投资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种看法:左月华等(2025)认为企业更倾向于在共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设立子公司。Liu等(2024)提出数字金融影响上市公司跨地区投资水平的两种潜在机制:一是通过降低地区间资本市场分割程度;二是通过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约束。
四、异地投资对被投资区域及企业本身的影响
(一)异地投资对投资区域的影响。关于企业异地投资对被投资区域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有:杨朝均等(2025)发现异地投资可通过强化外部技术搜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及缓解融资约束等路径助推企业创新边界拓展。王问苈等(2025)研究得出异地投资可以大大提升被投资区域的创新能力。近年来,学者们通过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企业投资数据等,构建不同尺度的城市网络,揭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网络结构特征。以Taylor(2014)为代表的GaWC系列研究通过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位置信息来探索城市网络结构,但这种网络结构没有刻画出真实的资金流动。Kevin Zheng Zhou等(2025)发现行业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渐进式创新正相关,但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差距强化了FDI对渐进式创新的正向影响,但使其对突破式创新的倒“U”型影响更加显著,且当FDI本地市场集中度较高时,FDI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加陡峭。
(二)异地投资对企业本身的影响。对企业而言,企业异地投资有助于扩大市场规模、获取高质量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关于企业异地投资对本身所产生影响较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周铂桁等(2024)以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物流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有助于弥补地区间流通基础设施的短板。陈凯和杨亚平(2025)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推动中国企业本土跨区域合作创新,并且地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研发目的为探索式创新、创新习惯为非独占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本土跨区域合作创新的可能性更高。赵景艳等(2023)指出异地子公司的设立可以帮助母公司获取异质性资源,提升母公司的动态学习和资源整合能力,最终增强其创新能力。
五、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
通过文献的梳理,现有关于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研究呈现出从单一因素分析向多维度、多机制探讨的演进脉络。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基础设施、地理距离等传统要素的影响,随后逐步拓展至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与创新环境等制度性因素,并进一步将企业异地投资视为区域发展的驱动力量,考察其空间溢出与经济协同效应。在研究深化过程中,学者们广泛采用准自然实验等识别策略,证实了税收分成改革、区域协同战略与城市群规划等政策对异地投资的显著驱动作用。在空间维度上,相关研究揭示了投资网络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集聚效应与网络外部性在不同尺度下具有异质性表现。文化因素的研究也逐步摆脱单一文化距离的局限,从投出地风险偏好、投入地信任水平与区域文化差异等三重维度,共同阐释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跨区域投资意愿与规模的影响,推动该领域研究视角日趋多元、机制探讨不断深化。
尽管现有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几点不足:一是影响因素分析多呈现“单因素主导”特征,缺乏对政策效应、非正式制度、基础设施等多因素的交互作用探讨,难以全面解释复杂现实中的投资决策逻辑。二是空间尺度的完整性不足。部分研究局限于城市群内部或全国整体,对“城市群-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跨区域投资的网络联动效应关注不够,未能充分展现资本流动的多尺度特征。三是企业异质性与动态效应分析有待深化。现有研究虽涉及产权、行业类型异质性,但对企业生命周期、投资动机的差异化影响阐释不足,且多数聚焦短期投资行为,对异地投资的长期稳定性、动态调整机制缺乏追踪研究。四是由于企业选择跨区域投资的动因涉及多个方面,从政府干预和市场摩擦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阻碍企业异地投资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策略,所以国内外学者基本也都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这也导致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国内跨地区经营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各地区的市场机会和异质性资源,是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但是对于企业跨区域投资对被投资区域及公司自身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较少。五是对于企业跨区域投资的分析,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税收、交通运输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研究,针对国家政策如环境保护、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对于企业异地投资影响的研究相对欠缺,对行业差异的详尽研究也相对较少。六是目前研究大多针对影响上市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未从公司管理层层面进行探讨,如果公司管理层属于风险偏好型,该企业可能会更倾向于跨区域投资,以拓宽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综上所述,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环境、政策制度、文化差异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企业投资的方向和规模。根据文献评述,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多因素交互分析框架,探究政策激励、文化差异、交通条件等变量的协同作用机制,尤其关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二是拓展空间分析维度,结合多尺度城市网络数据,系统考察投资流动在“核心城市-非核心城市-周边城市”间的梯度转移特征;三是深化微观层面研究,结合企业面板数据与实地调研,聚焦不同类型企业的投资决策差异,揭示异地投资的长期动态演化规律,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精准的决策支撑;四是深入探讨企业异地投资的微观机制,揭示企业投资决策的内在逻辑;五是探讨国际政策对于企业跨区域投资是否会产生影响;六是关注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发生后,对被投资区域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作者单位:西藏大学财经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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