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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合作经济“融合化”转型浙江实践及启示 |
| 第774期 作者：□文/杜 江 时间：2026/4/1 15:48:05 浏览：5次 |
［提要］ 本文以浙江省“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为观察对象，系统剖析农村合作经济“融合化”转型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浙江的转型历程呈现清晰的“组织整合-功能融合-生态共建”演进逻辑，其本质是推动合作经济从形式联合走向系统性重构。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在于四大机制的协同作用，即平台化的组织重构、集成化的服务再造、紧密化的利益联结以及数字化与政策的双重赋能。通过构建多主体协同、全产业链服务的共生体系，为破解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普遍性难题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浙江实践；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融合
中图分类号：F72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2月10日
引言
21世纪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农村蓬勃发展，成为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重要载体。然而，传统合作社普遍面临“小、散、弱”困境；服务功能单一，难以满足成员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需求；市场竞争力有限，在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面临严重的融资、技术与人才约束。这种低水平合作状态成为制约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的突出瓶颈。
浙江省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前沿，上述矛盾显现得更早、更突出。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鸿沟，呼唤着一种更具组织力、整合力和服务力的新型合作形态。在此背景下，一场以“三位一体”为核心理念的农村合作经济体系改革，自2006年于瑞安萌芽，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深化、扩散与创新，成功探索出一条从浅层“合作”走向深度“融合”的转型路径。
一、“融合化”转型浙江图谱：从组织整合到生态共建的演进
浙江的“三位一体”改革并非一个僵化统一的模板，而是一个由基层首创、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所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其演进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改革内涵从“组织整合”向“功能融合”，再向“生态共建”的不断深化。
（一）破题：瑞安模式的“组织整合”。2006年，瑞安市率先成立全国首家县市级“农村合作协会”，开创了“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雏形。其核心破题点在于组织架构的创新。
1、现实痛点。当时，生产合作社、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组织条块分割，功能单一，资源分散，都无法独立解决农民面临的全链条难题。
2、实践创新。瑞安农村合作协会在不改变各类组织原有产权和独立性的前提下，以联合会的形式，将县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农村信用社及相关涉农服务主体聚合起来，搭建了一个协同服务平台。
3、核心特征。这一阶段的改革实现了组织层面的横向整合，初步构建了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体系的合作框架，为解决“服务碎片化”问题提供了组织基础。瑞安模式的价值在于证明了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合作组织完全可以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联合与协同，为后续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深化：多元实践中的“功能融合”。在浙江省级层面的总结推广下，“三位一体”改革在浙江各地开花结果，并与地方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紧密结合，衍生出多种深度融合的实践形态，标志着改革进入“功能融合”的实质性阶段。
1、上虞模式：产业链上的深度嵌套。上虞区的改革围绕特色农业产业（如猕猴桃、葡萄）展开，其核心是“一个特色产业+一个产业农合联+一套集成服务体系”。
（1）融合实践。在区农合联下，组建基于单一产业的“产业农合联”，吸纳该产业链上所有环节的主体，包括种植户、加工企业、销售商、农技专家等。农合联统一提供标准化生产规程、农资集采、品牌营销、金融定制产品等服务。实践中，上虞农合联培育了“虞生源”等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金融定制产品则以“猕猴桃贷”为代表。
（2）融合本质。将“三位一体”的服务全面嵌入到特定产业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合作服务与产业发展的纵向一体化融合，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组织化、标准化和价值化水平。
2、安吉模式：价值链上的跨界拓展。安吉县依托“白茶”和“美丽乡村”两大IP，将“三位一体”融合的领域从传统农业生产，拓展至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1）融合实践。通过构建“安吉白茶”数字化溯源平台，将生产数据转化为信用资产，创新“白茶仓单质押贷”；乡镇农合联整合区域内民宿、农家乐，提供统一标准、联合推广和布草洗涤等共享服务，实现“农旅融合”。
（2）融合本质。这是产业跨界融合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典范。改革通过信用体系和数字化工具，打通了一二三产业，实现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拓展了合作经济的内涵与外延。
3、平湖模式：要素层面的创新配置。平湖市面对土地资源紧张、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约束，创造了“飞地抱团”和“农业全程化服务”两大融合利器。
（1）融合实践。由市级农合联牵头，组织多个经济薄弱村，将资金、土地指标等要素跨镇域整合，在开发区联合投资建设标准厂房，形成“飞地”物业经济，租金按股返还。同时，农合联旗下的服务公司提供从工厂化育秧到粮食烘干的“全程机械化”托管服务。
（2）融合本质。这体现了要素资源的跨区域重组与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供给。它超越了单个经营主体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集体资本的合作共赢，并让小农户无需自购大型农技装备也能享受现代农业服务，是生产合作在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融合。
（三）升华：系统化建构的“生态共建”。近年来，浙江的“三位一体”改革成功超越了瑞安一地的局部试点，经历了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广”、从“经验做法”到“系统范式”的升华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复制，而是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组织体系、复合型的服务架构和可持续的运行机制，将改革实践系统化、制度化，最终凝练成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浙江范式”。
1、组织体系，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立体化网络。浙江改革的关键一步，是在全省范围内自上而下地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农合联），这一组织网络的设计极具战略意义。
（1）纵向贯通。四级农合联并非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以服务为纽带的联合体。上级农合联主要负责政策协调、资源整合、标准制定与品牌推广等宏观服务；基层乡镇农合联则直面农户与新型主体，提供落地服务。例如，省级农合联可以统筹对接大型电商平台或省外市场，而乡镇农合联则组织本地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初加工。这种架构确保了改革意图能贯彻到底，同时基层需求也能有效向上传递。
（2）横向协同。在每一层级，农合联都扮演着“合作枢纽”的角色。它广泛吸纳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涉农企业、供销社、农村商业银行、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成为会员。通过农合联的理事会、专业委员会等议事平台，这些过去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利益相关方被有序组织起来，围绕共同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例如，一个县级农合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专业委员会，可能由本地最大的合作社理事长、供销社主任、农商行信贷主管和农业局技术专家共同组成，共同设计针对某一产业的“一站式”服务方案。这种设计打破了体制壁垒，实现了跨部门、跨领域资源的有效整合。
2、服务架构，形成“平台赋能、主体唱戏”复合型生态系统。浙江的“三位一体”改革没有走“另起炉灶”取代现有经营主体的老路，而是创新性地塑造了一种“农合联平台+多元化经营主体+广大农户”的生态型服务架构。
农合联作为核心，功能是搭建平台、制定规则、整合资源、对接供需。它自身一般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购买服务、委托代办、股权合作等方式，将各类专业化服务“配送”给会员。例如，农合联可以统一招标采购优质化肥，降低会员生产成本；可以遴选认证农机服务公司，向会员推荐；可以与银行共同设计信贷产品，并由农合联提供信用信息初筛和风险共担。
各类经营主体作为“服务供应商”，在农合联搭建的平台上，生产合作社专注于生产组织与初加工，供销社发挥流通网络优势，农商行提供金融服务，农业科技公司负责技术推广。它们之间从单纯的竞争或割裂关系，转变为基于平台规则的互补共生关系。这种架构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不同主体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专业高效的服务体系，其服务效能远超任何一个单一组织。
3、运行机制，探索“市场主导、政府护航、社会参与”可持续模式。浙江经验之所以能升华为范式，关键在于它成功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找到了改革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1）坚持市场主导。改革始终以服务市场需求、提升农业竞争力为根本导向。无论是上虞的产业农合联还是安吉的数字赋能，其设计和演变都紧密围绕如何更好地应对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需求。农合联提供的服务大多遵循“保本微利”或“会员优惠”原则，但其核心逻辑是帮助会员在市场竞争中获利，从而吸引会员、巩固组织。
（2）发挥政府关键作用。政府的作用不是“大包大揽”，而是“搭台、引路、护航”。通过政策文件明确改革方向和框架，在改革初期通过财政资金、项目倾斜等方式扶持农合联平台建设和关键服务能力培育。同时，完善相关地方法规，协调解决跨部门难题，为改革扫清障碍。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将“三位一体”改革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工程来抓，这种政治决心和持续推动是改革得以系统深化的重要保障。
（3）激励社会参与。改革通过开放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利益联结，激发了企业、社会组织、乡贤等各方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平湖的“飞地抱团”吸引了村集体和民营资本共同投资；许多地方农合联的运营团队引入了职业经理人；数字化服务则离不开科技公司的合作。这种开放包容的机制，使改革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综上，浙江“三位一体”改革的“系统升华”，本质上是将源于基层的、分散的智慧，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系统化地固化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机制灵活、能够自我演进的合作经济新体系。这个体系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通过组织与制度创新，重建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层面，为小农户融入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载体和机制保障，这是其超越一时一地实践、具有全国性启示意义的根本所在。
二、核心经验启示：转型动力系统阐释
浙江十年的实践表明，推动农村合作经济从“合作”走向“融合”，关键在于破解四大核心机制问题。
（一）组织重构：搭建开放协同的“融合平台”。融合化转型首先需要突破组织壁垒。浙江农合联的定位，正是从一个行政化的联合体，重构为一个开放的服务平台和合作枢纽，而非取代原有经营主体的行政机构。它通过开放吸纳各类主体，保持其独立性与积极性，同时通过章程和协议建立协作规则，实现了“统分结合、互利共赢”。这种“平台型组织”是多元功能与利益得以融合的载体基础。
（二）服务再造：提供全程集成的“融合方案”。转型的有效性体现在服务从碎片化到集成化的再造。改革将过去分散于不同部门的农资供应、技术指导、加工仓储、品牌销售、信贷保险等服务，通过农合联平台进行整合与再造，针对农户和新型主体的实际需求，打包成一体化的“服务套餐”。如上虞的产业全链条服务、平湖的农业生产全程托管，都极大降低了各类主体的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三）利益联结：铸就共享共赢的“融合纽带”。深度融合必须建立在稳固的利益共同体之上。浙江探索的二次返利、股份合作等，实质是构建了一种将多元主体利益深度捆绑的共享机制，包括基于交易的二次返利、基于资产整合的股份合作、基于信用背书的风险共担等，这些机制让会员不仅能从生产环节获利，还能分享加工、流通、品牌等后续环节的增值收益，从而将各方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
（四）赋能驱动：注入数字与政策的“融合动能”。融合的深化需要外部赋能。浙江实践表明，数字化技术和政策协同是驱动融合的两大关键动能。以安吉白茶数字化溯源为例，数字化不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是重构信用体系、实现精准服务的基础设施。同时，地方政府通过规划引导、财政扶持、人才培训等政策工具，有效弥补了市场失灵，为融合初期组织的培育和关键环节的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结论
浙江农合联以“三位一体”为主线的改革，生动诠释了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一条可行路径，即通过组织创新引导服务聚合，通过机制创新驱动利益耦合，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在产业、价值和利益上的全面融合。这一“从合作到融合”的进程，不仅显著增强了农业产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也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组织基础。
浙江的实践表明，农村合作经济的“融合化”转型，核心在于通过平台化组织重构打破壁垒，通过集成化服务供给创造价值，通过紧密化利益联结凝聚合力，并借助数字化与政策性赋能加速进程。这一路径为破解小农户服务碎片化、产业低端化、增收困难化等普遍性问题，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孔祥智，张怡铭.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新进展和新趋势［J］.中国农民合作社，2024（08）.
［2］苑鹏.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与加快“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发展［J］.中国合作经济，2021（01）.
［3］郑军南，黄祖辉，徐旭初.政策网络视域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5（05）.
［4］吴翔宇，丁云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演进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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