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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
| 第776期 作者：□文/王 昀 宋 鑫 樊建旺 时间：2026/5/1 14:16:32 浏览：17次 |
［提要］ 本文以山东菏泽为例，聚焦非核心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公众心理机制。研究发现：菏泽公众存在“高价值认知-低知识熟悉”的认知错位；其参与行为受“感性内化”与“理性评价”双路径驱动——情感认同在认知与行为意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治理感知则直接影响行为。旨在为菏泽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提供微观心理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菏泽；文化遗产保护；公众态度；双轮驱动机制；非核心城市
基金项目：菏泽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菏泽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与实践探索”（编号：ZZ-2025-79）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2月28日
一、研究背景
当今时代，文化旅游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艺术的传承，同时对社会价值观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尤为重要。当前，由大众旅游扩张和城市空间更新所驱动的浪潮，为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比如过度的商业化、核心价值功能弱化等。
特别是在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非核心城市，如何在有效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的同时进行科学保护尤为重要。在非核心城市，经济因素往往会成为主要考量内容，区域文化遗产体系保护更容易被忽视。以山东菏泽为例，当地拥有黄河文化、尧舜文化、牡丹文化等丰富的地方文化，这些文化构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遗产体系，为地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撑。但是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中也存在着诸如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过分的商业化导致文化原有空间受到压缩、游客体验同质化等问题。这些现象表明，脱离公众认知与支持，文化遗产保护难以持续发展，公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意向已成为影响地方文化遗产治理成效的重要变量。因此，深入了解公众态度结构，成为提升诸如菏泽这类非核心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治理水平的关键前提。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学界经历了从早期的物质修复与本体保护，到强调整体性、参与性与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现有研究普遍认同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多重价值，针对其保护需要建立在维护文化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基础上，兼顾文化开发与经济价值。在公众视角研究中，公众的认知水平、情感认同及其最终的行为意向，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影响机制，共同决定了保护开发政策的社会基础与执行效能。
因此，本研究以菏泽这个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且非核心的城市为例，构建一个具有整合性的“认知-情感-感知-行为”（CEPB）分析框架，通过量化调查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公众对菏泽文化遗产的真实认知，识别影响其保护意愿与参与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和阻碍，通过系统探查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态度的内在结构与形成机制，形成一套根植于地方情境且具备可操作性的文化治理与公众参与策略。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定量调查为主，质性分析为辅。定量阶段，基于“认知-情感-意向”的理论结构制作李克特量表，针对菏泽本地居民与游客进行数据收集，通过使用SPSS和SMARTPL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分析和SEM结构模型构建等，解析公众态度的结构特征与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构建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态度的内在结构与形成机制的模型。质性分析阶段，作为对定量研究的深度补充与解释，对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进行内容分析和主题提炼，探讨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深层诉求与创新思路。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本研究编制了一份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问卷，核心部分的设计遵循态度结构领域的经典“认知-情感-意向”模型，将公众对文化遗产的态度解构为三个递进且因果关联的维度：认知是情感和行为的前提，情感则构成了行为意向的基础。
问卷的核心量表包含五个维度，旨在全面捕获公众态度结构，即文化遗产保护意义认知（CHPSC）、本地文化遗产熟悉度（LHF）、文化遗产情感认同（CEI）、保护与利用状况感知（PPUS）、参与与支持意向（IPSI）。
此外，问卷第一部分为人口学信息和文化遗产接触频率等变量，用于进行群体差异分析。第三部分包含两个开放性问题，目的是获取公众对保护工作改进和经济发展创新路径的具体建议。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概况。在菏泽牡丹园、百花园、曹州面塑艺术馆等区域面向公众及游客发放二维码，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558份。有效样本在性别、年龄、居住地等基本人口学特征上分布较为合理，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可满足后续分析要求。
三、数据分析与发现
问卷清洗后，首先对回收的有效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信度检验方面，量表五个核心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824～0.931之间，均超过了0.7的标准线，表明数据内容具有令人满意的可靠性。效度检验方面，KMO值0.935与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结果（p＜0.001）共同证实了数据极佳的因子分析适应性。在此基础上提取出的五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71.92%，有力支撑了本研究量表在结构效度上的良好表现。
（一）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态度结构与差异。本研究的实证结果集中于菏泽公众态度的整体结构及群体差异，揭示了其在认知、情感、感知与行为倾向上的核心特征。
1、态度结构主体特征。数据显示，菏泽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抱有积极态度，但在结构上呈现出“冷热不均”的特征。一方面，公众对“保护意义认知”给出了极高的评价（4.54），情感认同与现状感知也表现不俗，说明保护理念已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具体的“本地熟悉度”却意外成为短板（3.53）。这一数据极其直观地反映出：公众虽然在观念上高度支持遗产保护，但在具体的知识储备上却相对匮乏。这种“高价值认知”与“低知识熟悉”并存的断层现象，深刻揭示了当前宣传教育中“重口号、轻知识”的潜在问题，指明了未来政策优化的关键发力点。
2、群体差异的区域与代际特征。在群体差异方面，本研究使用SPSS对数据进行了t检验与方差分析，对比分析了菏泽本地居民与外地游客在各个维度的差异，结果显示：本地居民与外地游客虽然都认可“保护很重要”，但本地居民在熟悉度、情感与支持意愿上给分更高。相比之下，外地游客的反馈则体现出一种游客的宽容，他们在“现状感知”上给分更高，这很可能是因为其体验视角主要停留在旅游服务与景观表象，更容易获得满足感。
在针对不同年龄组对比中，本研究以25岁为界。数据分析表明，18～25岁的年轻一代在宏观的“意义认知”和外在的“现状感知”上得分更高，表现出一种“理念先行”的敏锐度；而26岁及以上的成熟群体则在“熟悉度” “情感”以及“行动意愿”上得分更高，显示出一种基于生活阅历的“实干情怀”。这种差异恰恰构成了文化遗产保护中理念与行动、敏锐与深沉相互交织的互补图景。
接触频率的作用机制，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接触频率对公众态度具有显著影响，并呈现出了“剂量效应”与“启动效应”的不同模式。对熟悉度和支持意向而言，得分随着接触频率的增加而显著提高，呈现出“接触越多-认知越深-行动越强”的连续性剂量效应。而对情感认同而言，仅需1～2次接触就体现出了显著提升，体现了情感认同的“启动效应”特征。此外，保护意义认知与现状感知不受接触频率显著影响，说明其形成机制更依赖教育传播和社会宏观导向等方面影响。
（二）基于PLS-SEM机制模型验证。为验证本研究构建的“认知-情感-感知-行为”（CEPB）机制框架的有效性，并厘清各心理变量对公众参与意向的驱动作用的具体路径，本研究采用SmartPLS 4.0软件进行了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相较于基于协方差的SEM，PLS-SEM在处理非正态分布数据及探索性理论模型构建方面更具有优势。
1、测量模型评价：信度与效度检验。如表1所示，量表五个维度的Cronbach′s α值均介于0.824～0.931之间，组合信度均大于或等于0.885，这说明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效度方面，各变量的AVE值都满足大于0.5的收敛要求；HTMT分析结果在0.455～0.723之间，排除了变量间可能存在的混淆风险，验证了量表良好的区别度。（表1）
2、结构模型拟合与路径分析。模型拟合优度指标 SRMR=0.066，小于0.08，表明模型构建合理，与实际数据契合度良好。在解释力方面，决定系数R2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解析“情感认同”39.3%的变异以及“参与意向”40.8%的变异。根据Hair等（2019）的判定标准，该数值达到了中等偏上的解释水平，证实了本研究构建的机制模型在预测公众行为方面具有稳健的解释效力。
利用Bootstrapping方法（设置5，000次子样本抽样）对路径系数及显著性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及表2所示。（图1、表2）
3、结果讨论：“双轮驱动”与完全中介效应。实证数据清晰地揭示了非核心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双轮驱动”（Dual-Drive）机制。就感性内化主轴而言（完全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保护意义认知”显著正向影响“情感认同”（β=0.627，p＜0.001），且“情感认同”显著驱动“参与意向”（β=0.341，p＜0.001）。同时，“保护意义认知”对“参与意向”的直接路径不显著（β=-0.008，p=0.900）。这一结果有力地证实了情感认同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这意味着，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无法直接转化为行动，必须通过“热爱与情怀”的心理内化过程，才能最终形成保护行为。
就理性评价侧轴而言，“保护与利用状况感知”对“参与意向”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β=0.284，p＜0.001）。这表明，公众对政府治理现状的评价构成了独立于情感之外的理性驱动力。无论情感卷入程度如何，仅凭良好的治理感知就可以激发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本地熟悉度”对“参与意向”亦呈现显著正向影响（β=0.139，p=0.005），验证了具体知识积累对打破参与门槛的直接效用。
综上所述，公众参与意愿的形成并非单一路径，而是依赖于“感性内化”与“理性评价”的双重驱动，且二者分别遵循不同的心理转化逻辑。
（三）开放性意见主题分析与数据互补。为深化对保护短板的理解，本研究对开放性问题进行了主题分析，形成四类保护工作改进诉求和四类经济发展创新路径。
保护工作改进方面，公众所提意见主要集中在当前保护工作的四个关键短板上：宣传教育存在不足、资源与机制有所欠缺、保护与活化不平衡以及环境与设施不够完善。在这些短板当中，“宣传教育存在不足”这一情况与量化结果中本地熟悉度得分偏低的情况是高度契合的，这进一步凸显出知识普及的紧迫性。
促进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公众给出了数字化与新媒体传播、文创产品与产业链构建、文旅融合与体验经济以及政策赋能与跨界联动等方案，体现出公众对文化遗产在现代文化消费体系中价值转化潜力的高度重视，也为行动意向的落地指明了具体方向。
基于量化调查与质性分析，系统呈现出菏泽公众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态度结构、不同群体间存在的差异以及潜在的行动能力。经研究发现，菏泽文化遗产保护当下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即从“抢救性保护”逐步朝着“预防性-生产性保护”转变的阶段。公众一方面能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受益对象，另一方面也是相关问题的实际经历者，并且还是构建解决方案的共同参与者。未来在开展保护与发展工作的时候，需要在多个方面形成一套系统的推进策略，这些方面包括提升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强化有关资源的机制建设、推动科技和产业相互融合以及对体验环境加以优化等。
四、综合讨论及建议
本研究是针对菏泽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探索所进行的量化调查以及对公众开放性意见展开的分析作为基础来开展的。通过这一研究，较为系统地呈现出公众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态度结构。同时，还对“认知-情感-感知-行为”（CEPB）这一机制内在的生成机制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剖析，把统计数据还原到具体的管理情境之中，从理论逻辑层面的解释以及政策策略的转译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综合性的探讨。
（一）现状诊断：“高价值认知-低知识熟悉”结构性错位。实证数据说明菏泽公众态度结构中存在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情况，也就是“高价值认知”和“低知识熟悉”同时存在。公众大体上都认同文化遗产的公共价值，可在微观层面来讲，对于本地具体遗产的历史发展脉络、类型分布状况以及保护现状的熟悉程度却处在比较低的位置。这种结构上的错位体现出当下非核心城市文化治理所面临的普遍困难，即宣传教育常常仅停留在宏大叙事层面的价值倡导阶段，却没有进行具象化的知识普及以及深度的解读。知识传播出现滞后的情况，导致公众的认知很难从口号式的“应然”判断转变为具体的“实然”了解，这就构成了公众从“口头支持”转变成“实质参与”的第一个认知方面的阻碍。
（二）机制解析：从“线性驱动”到“双轮驱动”模式。本研究同时利用实证数据修正了传统的线性行为假设，重构出非核心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轮驱动”机制。特别是“感性内化主轴”（C→E→B）的确立成为了这一机制的基石。PLS-SEM路径分析深刻揭示了抽象的“保护意义认知”本身缺乏对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力，其影响力必须完全通过“情感认同”这一中介变量才能释放，因此“情感认同”在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这一发现有力地解构了公众参与行为中的“非理性”黑箱：它证明了仅停留于理性层面的价值宣导，而无法跨越公众心理的“情感阈值”——即唤醒深层的热爱、乡愁或自豪感，便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保护行动。在该模型中，情感认同成为了将冷冰冰的认知转化为热切行动的核心转化器。
研究还发现，感知有着独立的驱动作用，确定了理性评价侧轴（P→B），和预期的“调节效应”不一样，实际结果说明，公众对于外部治理状况的感知并不是依靠情感路径，而是一条独立的理性路径，可直接驱动行为。在回归分析中，感知变量有很高的影响力，这意味着公众的参与不只是因为情怀，也有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任，只要公众感觉到治理是有效的、服务是便捷的、参与是公平的，即使他们的情感卷入程度一般，还是能依据理性判断产生支持意愿。这种“感性内化”与“理性评价”同时存在的双轨机制，给理解复杂社会情境下公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框架。
（三）策略转译：基于实证证据的治理优化路径。依据上述诊断以及对相关机制的解析情况，鉴于公众指出存在“宣传不够到位” “机制方面有明显短板”等问题，所以未来在制定治理策略的时候，就需要围绕知识传播、情感连接及治理效能这三个不同维度来展开系统的重新构建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政策的制定应坚持弥合认知断层与强化情感纽带双管齐下。针对居民与游客“高认知-低熟悉”的结构性痛点，宣传模式迫切需要从单一“价值宣导”向“知识普及+叙事传播”转型。在学校教育与社区宣传中，应当摒弃空洞的宏大叙事，转而深耕具象化的知识解码——通过对戏曲流派、牡丹文化等本地遗产的深度解读，提升公众的知识“颗粒度”。同时，鉴于情感认同被证实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必须致力于构建沉浸式的体验场域，通过依托节日庆典、非遗工坊和社区共建等活动，引导公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具体参与者，在互动中诱发情感共鸣，从而有效完成从“理性知晓”到“感性热爱”的心理跨越。
通过提升治理效能来获取公众的理性信任。因为感知本身具备独立的理性驱动力，所以政府要把提升治理透明度以及公共服务质量当作关键指标来抓。要对遗产地的基础设施加以完善，同时对解说系统予以优化；建立能够让公众直接参与进来的监督以及反馈机制，以此提升公众对于治理过程的正面感知。除此之外，考虑到接触频率的“剂量效应”这一情况，应当构建起阶梯式的多维参与机制。从门槛比较低的“数字化打卡”开始，逐步过渡到更为深度的“志愿服务”，借助AR/VR、短视频等能够赋予数字能量的手段来拓展年轻群体的接触途径，从而使得不同群体都能够参与其中，进而强化其行为意愿，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建。
五、结论
本研究立足于非核心城市的独特地缘情境，以菏泽为实证样本，通过混合研究构建并验证了公众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心理机制，揭示了“高价值认知-低知识熟悉”的结构性错位。数据显示，虽然公众在宏观层面已形成了普遍的保护价值共识，但在微观层面却面临严重的知识匮乏。这种“观念上的巨人，知识上的矮子”现象，构成了限制深度参与的主要结构性瓶颈。本研究确立了非核心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轮驱动”机制模型。该模型修正了传统的线性行为假设，证明了行为意向的产生需同时依赖“情感内化”与“理性评价”的双重驱动，为理解非核心城市的公众行为提供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研究数据验证了“情感认同”在这一模型中的完全中介作用，表明抽象价值认知必须完全内化为情感才能驱动行为。同时，发现了“状况感知”的独立驱动作用，证明良好的治理评价能直接激发理性的参与意愿。这两股力量以“认知→情感→行为”为链条的感性内力和以“治理感知→行为”为核心的理性推力并行不悖，共同决定了公众的保护行为。此外，明确了接触频率的关键作用。接触频率作为贯穿变量，通过“剂量效应”累积知识，通过“启动效应”激发情感，是强化整个机制链条的重要外部变量。
（作者单位：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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