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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影响研究 |
| 第777期 作者：□文/王吉涛 袁欣雨 王心蕴 李 航 时间：2026/5/16 14:46:56 浏览：31次 |
［提要］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紧迫性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各国气候政策的动态调整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影响绿色发展的关键变量。本文聚焦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机制，基于实证分析框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揭示气候政策波动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内在机制。不仅为理解政策不确定性与微观企业环保决策之间的关联提供新的证据，也为政府部门制定连贯、稳定的气候政策，以及企业在政策波动环境中规划长期绿色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对推动经济社会低碳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绿色转型；绿色发展；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cxcy2025209）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6年1月6日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我国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并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一系列气候政策的密集出台与持续强化，凸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国家推动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其环境责任履行情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然而由于政策时点、强度与细节难以被微观主体完全预期，气候政策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对企业环境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深入探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不仅有助于理解宏观政策波动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传导机制，更能为优化气候政策设计、稳定企业环境投资预期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及其经济后果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微观企业层面，现有研究主要沿三个维度展开：首先，部分学者聚焦于企业投资决策，发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企业投资效率，并通过加剧实体资产风险，促使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以规避风险，进而挤占长期绿色投资与环境责任投入。其次，在融资约束方面，相关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推高了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压缩了债券发行规模，从而削弱企业环境投资能力与绿色项目支出意愿。最后，在企业综合表现层面，尽管少数文献考察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但多将其作为整体指标分析，对其中的"环境"维度缺乏深入解构，且未能系统揭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已勾勒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的多重冲击，但直接聚焦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行为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仍显不足，亟待进一步拓展。
关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外部制度压力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展开。外部制度层面，研究表明排污收费、政府环境审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正式制度安排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排污收费通过“倒逼”效应推动企业减排，而环保补助则存在“挤出”效应，阻碍企业环境责任提升；此外，生态税制度、生态补贴等政府干预机制也对企业环境责任激励产生重要促进作用。内部治理方面，高管团队特征被证实是影响企业环境决策的关键要素，环保背景高管及其权力分布显著促进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管理层能力对企业是否承担环境责任及责任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在政府监管强势和市场竞争激烈情境下作用更明显。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多样化董事会通过监督效应和治理效用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然而，上述影响效应并非普遍存在，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情境异质性。在产权性质上，制度压力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市场环境中，行业竞争提升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而企业竞争地位则弱化这一效应，差异化战略有助于强化高竞争环境下的促进效果；在企业特征上，重污染企业和采取防御型环境战略的企业对制度压力更为敏感。尽管现有文献揭示了多重因素的影响效应，但多基于政策环境相对稳定的假设，较少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动态制度背景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复杂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现有研究为理解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二者交叉研究明显不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文献多聚焦投资、融资等一般性决策，缺乏对其环境责任履行的专门考察；企业环境责任文献虽揭示了制度压力与治理机制的作用，但普遍基于政策稳定假设。这导致现有理论难以解释动态政策波动下企业环境责任的决策逻辑。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系统探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为政府制定气候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气候政策作为国家推动绿色转型与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其频繁调整与方向不确定性给企业长期环境决策带来显著挑战。本文从直接影响与影响机制两个层面，系统构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设。
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在面临减排、节能、低碳、绿色投资等环境决策时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实物期权理论认为，当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投资的等待价值会随之提高，从而延缓投资实施时机。环境责任履行通常涉及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不可逆性强的绿色设备更新与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在政策方向不明、减排标准调整导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依据实物期权理论，这类投资的等待价值随之提高，促使企业采取观望态度，暂缓或削减相关支出，最终导致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下降。此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剧企业的转型风险，企业需要调整生产方式以适应新的政策要求，这都会增加企业经营风险。这种由经营风险加剧所导致的投资收缩，直接挤占了企业用于环境治理的长周期、高投入资源，从而削弱其环境责任履行的能力与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具有抑制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节能降碳、提升环境绩效的核心路径，也是履行环境责任的重要体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间接制约其环境责任履行。一方面，政策频繁变动使企业难以准确把握技术研发的方向与标准，增加了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导致企业减少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另一方面，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将导致投资者对绿色低碳领域的市场前景和政策环境预期不稳，增大其对相关投资的风险感知与厌恶，进而加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约束。此外，绿色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投入高、成果不确定等特点，在政策预期不稳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至见效更快的领域，从而削弱其绿色创新能力。而绿色创新能力的下降将进一步限制企业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减排、节能与资源循环利用，最终抑制其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能源碳强度反映企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是衡量其能源结构清洁化与环境绩效的关键指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的能源消费结构与管理策略，进而作用于其环境责任履行。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深化带来的政策风险，企业普遍采取“短期收益优先”策略，具体表现为削减清洁能源转型投入、维持传统高碳能源路径，导致能源碳强度居高不下。较高的能源碳强度不仅直接加剧企业碳排放，也意味着其在能源清洁化与碳管理方面的责任履行不足。同时，高碳能源结构还会锁定企业的排放路径，增加未来面临政策收紧时的转型成本与风险，进一步抑制其在其他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意愿。按照上述逻辑，本文提出：
假设3：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企业能源碳强度，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ST、ST*、退市企业及金融类企业进行剔除，考虑极端值可能潜在的影响，对连续型数据进行1%的双侧缩尾处理，最终得到2007～2022年4，172家企业的38，353个样本数据。企业环境得分数据来自华证ESG评级体系，企业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企业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由作者自行计算得到，企业绿色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财务数据、治理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少量数据进行了插值法处理。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指数（CEF）。本文以华证ESG评分中的环境评分作为企业环境责任表现的得分。该数据有两个方面优势：其一，覆盖范围全面，华证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进行持续跟踪，有效避免样本选择性偏差；其二，指标设计契合国内政策与监管框架，兼顾国际规范与中国市场特征，相较海外评级更具本土适用性，从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政策参考价值。
2、核心解释变量：气候政策不确定性（CCPU）。本文采用Ma（2023）构建的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该指数通过爬取《人民日报》等六家主流媒体新闻数据结合人工审计，使用MacBERT模型计算得到，相比与其他模型得到的数据，该指数具有高相关度和高准确度的特点，已被学界大量学者引用，认可度高。考虑到其数据指数是通过《人民日报》等媒体构建，结合实际发现《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对地级市层面的报道较少，本文选取其省级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月度数据，通过计算年内算术平均值，得到本文所需的省级层面年度指标。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财务杠杆、资产回报率、资产利润率、资产周转率、销售增长率、现金比率、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托宾Q值、企业年龄作为模型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为研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本文设计如下模型：
CEFi，t＝α0＋β1CCPUi，t＋β2Xi，t＋μi+γ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环境责任履行CEFi，t，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受到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影响（CCPUi，t），Xi，t为前述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基准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指数均值为60.0822，最小值为13.6400，最大值为106.3900，说明上市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程度总体较高，但个体间差异较大。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值2.1774，最小值0.6512，最大值3.9784，说明不同地区间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大。其他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比较无较大差异。（表2）
（二）基准回归结果。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仅控制个体和时间效应的结果，列（2）为加入企业财务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后回归的结果，列（3）为在列（2）基础上加入企业治理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三列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上有统计学意义，同时随着逐步加入控制变量，R2逐渐增大，说明本文控制变量选取合理。结果显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企业环境投资的观望，从而不利于引导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由此，假设1得以验证。（表3）
（三）内生性检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是政府政策的衡量指标，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对政府政策很难存在反向的影响，从而本文研究结论反向因果问题较弱。但为阻断可能存在的由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王丹和张丁的方法，采用企业所处行业同年度除本身外面临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年度中位数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回归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1%水平上，CCPU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同时LM和F统计量显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设计的严谨性与可靠性。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表4）
（四）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更换数据集。中国政府在2020年9月提出了“双碳”目标，国家关键战略政策的提出可能对企业实际生产结构产生冲击，同时企业生产结构调整需要时间，鉴于此，本文选择去除2021年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表5）
2、添加行业固定效应。为控制那些不随时间变化但可能影响因变量的行业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减小估计结果出现偏差，本文添加行业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列（2）所示。
3、聚类到个体。为缓解个体层面异方差与序列相关对标准误的影响，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个体）层面，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列（3）所示。
结果显示，稳健性结果均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主要结论的可靠性。
四、机制检验
为验证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内在机理，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碳强度双重视角展开机制检验。首先，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节能降碳的核心路径。参考王馨等处理方式，本文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总量（GI）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表6列（1）结果显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绿色专利申请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进而削弱其环境履责的技术基础。其次，能源碳强度直接反映企业能源结构的清洁化水平。本文使用能源碳强度指标（ELCI）测度企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其计算方法是将企业消耗的各类能源折算为标准煤，然后计算煤炭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表6列（2）结果显示，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能源碳强度在5%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能源清洁化转型受阻，碳强度上升直接降低企业环境绩效，进而抑制其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综上，机制检验证实了假设2与假设3的理论预期，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绿色创新阻滞”与“低碳转型抑制”双重路径，系统削弱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表6）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绿色创新阻滞”与“低碳转型抑制”双重路径削弱企业环境责履行水平，即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推高企业能源碳强度，共同导致环境履责能力与意愿下降。
据此，得出政策启示：（一）在“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政府应保持气候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强化政策出台前的信息沟通与预期引导，避免频繁变动引发企业观望情绪；（二）鉴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绿色创新与推高能源碳强度削弱企业环境履责能力，应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为企业绿色技术研发与能源清洁化转型提供稳定的融资支持；（三）针对能源碳强度上升这一症结，需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碳定价机制，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加速能源清洁化转型；（四）企业应清晰认识到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气候政策波动需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提升绿色创新能力，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风险。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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