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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
| 第777期 作者：□文/胡 晴1 孙 波2 时间：2026/5/16 15:32:08 浏览：67次 |
［提要］ 对外承包工程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若干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相关检验与回归分析，探究对外承包工程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并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建议。
关键词：对外承包工程；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125；F28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6年1月8日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亦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一带一路”倡议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有力推动我国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对外承包工程是指具有国际经营资质的企业通过投标竞标获得境外工程项目的建设权，由此接手负责项目全过程的系统性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指企业主体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跨境转移，在东道国建立实质性经营实体的投资行为。中国正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着力点创设中国式方案，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势能。
一、对外承包工程与OFDI发展现状
（一）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现状
1、对外承包工程合同规模增长迅速。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在整体合同规模上呈稳步增长态势。2024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订合同金额为2，673亿美元，较上年度增加了1.1%。全年总营业额为1，659.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1%，平均年度增长率为5.1%。另外，中国企业在电力、交通、房建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势领域中的国际工程市场的竞争力也持续增强。
2、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派劳务人员数量增多。海外工程规模相应地带动劳务输出规模增长。根据行业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项下派出劳务人员约15.3万人次，年末在外劳务人员达57.1万人。技术类劳务人员在总体外派人员中的占比逐年提升，2024年新能源、轨道交通、信息技术领域的高端技术领域劳务占比达28.6%。
3、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2024年行业报告资料显示，2024年中国在亚非拉地区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分别占54.9%、34%和5%。我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的东盟国家以及中东市场，如印尼、马来西亚和阿联酋；东西非是我国在非洲地区的主要目标东道国；我国在拉美地区的工程业务在电力与矿业重点项目领域保持稳定合作。
（二）OFDI发展现状
1、OFDI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OFDI流量和存量均保持稳健增长且名列世界前茅。2024年中国OFDI流量达1，922亿美元，同比增长8.4%，占全球份额的11.9%，连续13年位列全球前三。截至2024年底，OFDI存量累计达3.14万亿美元，我国企业共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超5万家境外企业。
2、民营企业及资本在OFDI中比例增大。民营企业日益成为OFDI中流砥柱。2024年含民营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对外投资913.7亿美元，占到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的54.3%。此外，华为、小米等大型民营企业在高端科技制造领域的海外布局尤为活跃，持续加码海外研发中心投入和制造基地投资，为中国民营资本出海树立高标杆。
3、对外投资行业类别丰富。中国OFDI行业结构从早期资源寻求型逐步转型为多元化高附加值领域投资，涵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制造业投资重点集中于新能源汽车与高端电子设备领域，2024年汽车行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占整体绿地投资比重达34.5%。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相协同，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的投资热度与日俱增。
二、对外承包工程和OFDI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增速放缓。我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处在后疫情下的复苏期，发展速度由以往的高速增长进入到平稳发展阶段。2020～2022年三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50亿美元左右，新签合同额连年下滑。2023年营业收入、新签合同金额分别回升至1，609.1亿美元和2，645.1亿美元，整体呈上升趋势。2024年新签合同额增长1.1%，达到2，673亿美元，增速有所减缓。
（二）部分债务压力导致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融资风险上升。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笼罩在巨大外债压力之下。总投资为55亿美元的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中，中国提供了项目造价四分之三的贷款额，但项目的产出不尽如人意。据印尼国铁财报显示，雅万高铁项目2024年亏损近2.5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亏损额为0.96亿美元，虽然亏损额有所减少，但是持续的负收益对印尼摆脱偿债困境收效甚微，这对承包工程商收回工程款来说，情况不容乐观。
（三）传统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模式利润空间有限。当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仍采取“设计-采购-施工”的传统工程承包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正面临利润空间有限的瓶颈，这根源于传统模式固有的低价竞标策略。海外工程承包商为中标而选择与报价更低的属地分包商合作，但这类分包商通常因技术经验和管理能力欠缺而存在一系列潜在问题，最终使施工效率大打折扣。
（四）国有企业OFDI占比有所下降。非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开始处于核心增长动力的地位。2024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含民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非公有控股经济主体占比达54.3%，远超整体对外直接投资8.4%的增速。国有企业相对有所下降，但是其在能源、基建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在2023年底，私营企业是OFDI境内投资者最大的持有者，占总数的34.7%。
（五）国际规则门槛的提高增加OFDI合规成本。随着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层出不穷，承担海外项目的中国建筑商所面临的挑战不再局限于技术与资金问题，更多的是那些日益严苛复杂的国际规则所带来的困难。湖南建投在肯尼亚蒙巴萨LOT1市政公路项目上，采用动态避让加工程隔离相结合的模式，得以保护海龟产卵栖息地。该做法在ESG评选中备受赞誉，但是额外成本是显而易见的。
（六）OFDI综合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挑战是综合性的，但当前各专业服务资源却相对分散。波兰机场项目资格预审需3个月，且所有资质文件均需符合波兰本地和欧盟标准。尽管中国已有类似的行业标准，但在具体国家项目中往往仍需获得当地或国际标准的认证。目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明确提出要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出海综合服务港。
三、对外承包工程对OFDI影响路径分析
（一）对外承包工程通过出口带动效应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已经成为拉动贸易出口、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推手。东道国市场因为基建需求对上下游产业链产生衍生需求，推动了我国机电设备、建筑材料以及相关技术服务的出口。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程相关出口额为122亿美元，增长率为30%，年营业额为1，609.1亿美元。承包企业依靠工程承包与装备出口双轨并行的经营方式逐步融入产业链，成为中国改变参与全球价值链角色的催化剂。
（二）对外承包工程通过升级业务效应带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此次转型必须突破传统施工承包的单一模式，转型升级为涵盖投融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商。头部企业作为我国海外建投的先锋，正加速整合金融资源与技术优势，通过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展开与国际金融机构战略合作的多元方式提升巩固项目融资能力。诸如此类的实践对其他企业来说，值得借鉴。中国企业业务的转型升级应与东道国对综合解决方案的需求相适应，力争实现从“工程承包商”向“城市运营商”的角色跃升，与东道国建立更深层次联结。
（三）对外承包工程通过合作建设运营效应带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大环境下，中国依托对外承包工程这一独特载体，对外开创性地布局国际经济合作模式的升级转换。中国企业在亚非拉市场所构想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三者相结合的模式可以破解东道国的资金和科技两个方面的问题。以蒙内铁路项目成功实施为起点，中国的铁路标准在东非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应用。“三位一体”合作模式既破解了东道国基建瓶颈，又助推我国装备和服务出口提质升级。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正在从成本导向转向价值创造，用绿色建造技术、数字化管理系统等创新实践来改造国际基建领域里固有的技术范式。
四、对外承包工程对OFDI影响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1、模型构建。本文为探究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选取了以下计量模型：
zOFDIit=α+β1zFCPit+β2zGDPit+β3zIMPit+β4zEXPit+β5zGNIPit+μit+εit
式中的变量解释如表1所示，样本量年份区间为2012～2023年。其中，μit为误差，代表不同国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εit为随机扰动项，α为公共截距项。同时，由于原始数据的标准差过大，将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了缩尾和标准化预处理后再进行运算。（表1）
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已覆盖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本研究模型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选取主要的投资目标国。同时，鉴于样本量的可得性，还选取了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大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综合18个国家或地区2012～2023年的数据形成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
（二）模型初步检验
1、描述性统计。依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z系列变量均值均为0、标准差为1，样本量均为216。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量纲差异，各变量波动程度均在合理范围。总体上数据较为平稳。
2、相关性检验。核心解释变量zFCP与被解释变量zOFDI的相关系数为0.431，p=0.000，小于0.01，说明对外承包工程与对外直接投资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线性相关，其他控制变量整体显著。
3、多重共线性检验。经运算，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5，且平均VIF为2.06，远低于10的临界值，表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模型变量设定合理。
（三）模型选择与基准回归
1、F检验。表2是F检验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zFCP的系数为0.127，在1%的水平上显著。当对外承包工程每增加1个标准差，即对外承包工程显著增加0.127个标准差，符合本文对外承包工程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效应假设。整体上，判定系数0.300代表模型解释了被解释变量30%的变异，由于面板数据存在个体异质性与时间趋势等不可观测因素，因此0.300为正常数值。F统计量为16.572且p值等于0.000，模型整体显著。（表2）
2、平稳性检验。对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得，全部数据在备择假设H1条件下都不存在单位根，且p值均小于0.01，即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此时数据平稳。满足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前提条件，后续可直接展开豪斯曼检验。
3、豪斯曼检验。在原假设H0中，个体异质性与解释变量无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在备择假设H1中，个体异质性与解释变量相关，此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本模型中，Hausman检验统计结果表明p＜0.01，强烈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假设，因此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参数估计。
4、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根据结果固定效应下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得出方程：
zOFDI=0.127zFCP+0.109zGDP-0.043zIMP-0.407zEXP+0.792zGNIP
表3中列（1）为未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zEXP的系数为-0.491，即出口每增加1个标准差，对外直接投资相应减少0.491个标准差，二者呈负相关，符合经济社会中出口与对外投资间的替代关系。zGNIP的系数为0.951，即国民收入每增加1个标准差，对外直接投资相应增加0.951个标准差，同样符合收入增加、投资增加的机理。R2＝0.232，F＝14.611，p＜0.01，模型整体显著。（表3）
将核心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是本次回归分析的主体，结果验证了本文对外承包工程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假设。表3列（2）中，zFCP的系数为0.127，即当对外承包工程每增加1个标准差时，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0.127个标准差；zEXP的系数为-0.407；zGNIP的系数虽较列（1）有所下降，但依旧显著为正。控制变量zGDP和zIMP的系数在两列回归结果中均不显著，说明二者对OFDI净影响有待考究。判定系数R2较列（1）提升约7个百分点，纳入zFCP核心解释变量后，模型更具代表性，模型整体显著。
（四）模型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模型中加入新控制变量zOWP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原基准回归进行比较。纳入zOWP后原显著变量zEXP、zGNIP的系数方向未发生改变，p值仍然小于0.01，显著性未发生明显改变。这进一步佐证本模型的核心假设，同时出口与对外投资负向相关以及国民收入与对外投资正向相关的经济意义未发生明显偏移，模型稳健。
2、内生性检验。此处采用工具变量法，将zFCP滞后一期生成滞后项LzFCP，用来分析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用工具变量LzFCP作为zFCP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LzFCP系数为0.868，p＜0.01，t值达19.343，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间存在强烈正向线性相关，因此选用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合理。从表4第二阶段回归LzFCP系数结果可知，在控制内生性后，对外承包工程每增加1个标准差，对外直接投资仍显著增加0.100个标准差，符合前文假设。综合两次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工具变量有效，模型整体显著。（表4）
（五）模型异质性检验。考虑到样本量较少，在进行异质性分析时，将18个国家或地区按照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类，探究回归结果的群体差异。经计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zFCP数值分别为0.531、0.0134，可以看出对外承包工程在发达经济体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两类经济体在核心假设上存在显著异质性。
五、结论及建议
（一）对外承包工程对OFDI实证结论。实证选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若干东道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究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接着进行F检验与豪斯曼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展开研究，再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后续进行稳健性、内生性、异质性检验来支撑模型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整体上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对外承包工程每增加1个标准差，中国OFDI同向变动0.127个标准差，对外承包工程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面效应。
（二）对外承包工程促进OFDI发展的建议
1、针对政府层面的建议
（1）完善对外承包工程带动出口相关政策。政府部门要充分利用政策间协同效应，使海外承包工程产生最大化的带动效用。设立专门的租赁资金池，鼓励企业推行设备租赁+工程承包的创新模式；同时可以对采用中国装备达到一定比例的工程项目施以利率优惠。对于政局动荡或者国际局势紧张的地区，政府可以创建海外工程信用保险基金，为EPC项目保驾护航。此外，宏观部门可以创建整合项目数据的大数据共享平台，以完善数字化赋能，构筑起从工程承包到设备出口的良性循环。
（2）支持建立海外中介机构。海外中介机构作为中国企业出海进程中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纽带，其专业服务水平能够间接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果。政府当局可以从设立专项发展基金入手，资助有潜力的中介机构拓展跨境咨询服务业务，重点在培育提供法律会计风险评估专业服务的中介商。与此同时，为进一步识别与规避潜在风险，政府部门可以建设权威性国际市场信息平台，为投资者搜集整合全球投资政策、行业动态、风险预警等数据资源。
（3）完善政府风险管控机制。为高效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政府要将构建全局风险管控服务体系列为工作要点。宏观部门应创建项目覆盖前期调研、中期执行、后期运营全周期的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平台。跨部委联系的常态化信息共享和联动工作，可以给我国企业深入开拓海外市场赋予准确及时的风险信息支持，额外设立专门的保险基金以及紧急援助通道，为在高风险地区开展的重大投资项目给予稳固的风险防范保障。
（4）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加强对外承包投资。政府应积极适应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在继续巩固传统市场承包工程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宏观战略指引，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多双边合作框架，主动设计与推广工程加投资的综合开发模式。政府可以通过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等方式，引导企业将承包工程中积累的属地化经验、市场资源与品牌信誉转化为在当地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等更为深入的投资行为，助力企业向长期运营者转变。
2、针对企业层面的建议
（1）借助国际中介机构和专业机构在跨国投资和经营中的作用。中国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时，必须充分认识到专业中介机构的重要战略价值。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与欧美跨国企业相比较为不足，所以更需要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来弥补知识盲区和经验短板。中介机构通常用详细真实的市场调研和数据挖掘来引导企业准确把握目标国的市场情况。在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差异巨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加需要专业机构提供本土化见解，帮助企业规避潜在的政策陷阱和文化冲突。
（2）注重企业在当地的文化融合。在全球化过程中，因轻视东道国文化环境而遭受外部压力的跨国企业屡见不鲜。因此，中国企业出海要充分培养文化交融软实力，以适应跨文化环境。跨国企业经营者要因时因地改变管理方式，不能一味照搬国内的管理方式，善于把握不同文化之间的中庸之道，处理好团队关系，在国家文化之间求同存异。中国企业应创造性地将本企业的效率优势同当地文化特征有机融合，形成兼具中国特色和本地认同的跨国企业文化。
（3）充分运用法律合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企业应把法律合规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以适应多变的国际营商环境。企业对东道国的各种法律制度规范务必熟悉并且严格遵守，在重要时期要主动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项目初期，聘请高水平专业法律顾问，对合同条款和内容设计做全面细致地评审。如若发生争端，企业能利用投资协定中的保护条款，保障应有权益。企业应把合规审查和内部审计列为常态化工作，确保全球运营中的各项工作稳步展开。
（4）提高企业服务应变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企业亟须建构起更具韧性的服务运营模式。跨国企业应创建起对市场需求快速反应的本地化服务网络，依靠数字化技术来改善远程管理和服务的效能。同时，承包主体还应深入探索以投资、建设、经营一体化的模式创新，在提高项目全生命周期创造价值能力的同时，将短期工程的效益转换成长期回报，在工程承包与对外投资的动态耦合中谋求全球化发展。
（作者单位：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服务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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