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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及防范 |
| 第778期 作者：□文/赵 伟 时间：2026/6/2 8:48:23 浏览：42次 |
［提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密切，投资规模和投资水平创历史新高。然而，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面临区域间博弈与地缘政治、经济风险、文化差异风险等风险。本文从政治风险防御、经济风险规避、跨文化管理等视角，构建全方位、立体化风险防范机制，助力中国企业实现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6年1月14日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变幻莫测，贸易保护主义、经济脱钩、经济合作区域化等深刻影响着国际经济发展格局。近年来，“逆全球化”发展趋势愈发明显，部分国家或组织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将市场区域或经济格局进行再分割，经济政策也由全面开放到限制性开放，直至贸易保护主义般的一味排外。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给国际贸易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作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地位呈现显著分化：2016年以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虽有起伏，但整体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且在当年投资流量达到峰值；2016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缓慢，截至2024年仍未达到2016年水平，且增速较缓，如图1所示。（图1）
为强化区域经济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水平和规模，推动国际经济发展，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中国对沿线国家FDI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投资规模大、增速快、投资行业多元化等特征。根据中国商务部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24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投资额达到了509.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2.9%，占当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就整体投资现状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还存在投资形式单一、投资层次不高、政治风险突出、文化差异大等突出问题。因此，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核心风险，寻求应对之策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空间分布格局。“一带一路”以中国为辐射中心，横跨整个亚欧大陆、印度洋以及西太平洋，东南可以延伸至印度尼西亚，向西可到爱沙尼亚，北至俄罗斯，西南方向延伸可以连通北非（埃及），“一带一路”辐射的区域非常广泛，建设路线集中了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中蒙俄在内的六大经济走廊。这一区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横向跨度最长、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经济走廊。截至2023年，我国已同152个国家（地区）签订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存流量分析
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存量分析。随着更多的国家加入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更加紧密。截至2024年底，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存量达到3，700亿美元，占对外投资存量的11.8%。较2023年增长10.5%，增速位居中国企业主要投资地区前列。从图2可以发现，202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是2013年的5.14倍，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总量增速显著。（图2）
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流量分析。如图3所示，截至202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流量已经达到了509.9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点，是2013年投资流量的3.83倍。从投资额来看，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有较为明显增长，尤其是近三年增速显著。不管是从投资规模还是占比来盾，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流量呈现井喷式增长，远高于2013～2021年的平均投资水平，说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重心正在发生改变，也进一步体现了在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方案，通过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图3）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地区分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受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投资额也存在着很大差异。2024年，中国对东盟FDI流量为343.6亿美元，占当年度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67.38%；中国对南亚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2024年对巴基斯坦投资3.80亿美元；在中亚、西亚中东地区的投资较少，主要是由于中国对该地区以能源投资为主，加之该地区政局动荡，所以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也有起伏。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中国对俄罗斯投资流量大幅度增加，达到了42.7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说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持续深化。
（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行业分布。依据《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相关行业分析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DI行业分布在重点突出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80%的投资集中在商业服务业、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行业等，并且建筑业、信息传输等行业增速显著。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传统重点领域，2024年投资均超百亿美元。作为资源合作的核心领域，采矿行业投资持续保持大规模投入。中亚的油气、非洲的矿产等都是重点投资方向，例如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参与的油气开采项目，既保障了资源的稳定供应，也推动了当地资源产业的开发与产能释放，是中国与资源禀赋丰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纽带。2024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行业正在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的投资增长点，增速高达205.5%，展现出强大的投资活力。
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核心风险分析
（一）区域间博弈升级，地缘政治风险频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且大多受社会阶级矛盾、民族宗教、大国博弈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地缘政治风险突出。首先是大国博弈加剧。“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历来是大国政治、经济博弈的重点区域，其引发的政治风险会对各国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伴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开始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制定一系列“对冲”政策，通过长臂管辖、域外施压等手段给沿线国家施压，导致东道国政策摇摆不定，给中国企业在该区域的投资带来巨大政治风险。其次，东道国政局动荡。从空间布局来看，“一带一路”穿越多个政治“破碎带”，部分国家内部矛盾尖锐、冲突频繁，而中国企业在该区域的投资主要以能源、矿产为主，一旦东道国局势恶化，中国在该区域的投资将会受到重大影响。例如，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就曾受到该国政治事件影响，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正常运营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和挑战。最后，地缘冲突、债务危机等因素叠加影响，给“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二）多重因素叠加共振，经济风险防控难度大。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各种经济风险频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托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能力，搭乘中国发展“便车”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在双方贸易发展过程中，中国单方面投资的力度往往较大，沿线国家的经济依赖和中国的付出相比，是不对等的，沿线各国往往都是投资利益的获得者而非引领者，极有可能使中国面临投资负担重、承担风险大的难题。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汇率水平、通货膨胀等方面也都存在较大风险。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稳定性较差。由于沿线国家经济基础较差，缺乏稳定和系统性的经济防御政策，导致本土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其次，汇率波动性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币政策迥异，汇率波动可能对跨国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直接影响。最后，通胀风险严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问题，2021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的国家超过一半，高通货膨胀率不仅对东道国的经济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对海外投资企业造成极大损失。
（三）文化差异显著，企业投资隐性风险大。文化差异是企业海外投资不可忽略的因素，这种差异会产生协调和治理障碍，并且这种文化差异会导致各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理解偏差，甚至出现误解和偏见，不利于投资双方信任基础的形成和达成合作意愿，为双方合作带来更多挑战和障碍，最终对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产生不利影响。“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连接四大文明、五大宗教，文化呈现显著的多样性。加之，近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往来密切，投资过程中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投资的隐性影响日益突出。
三、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动态研判安全形势，搭建常态化政治风险防御机制。一是探索建立海外投资安全风险监控预警体系。紧扣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围绕投资项目、核心资产、产业链等核心利益，持续强化对沿线国家的局势动态调研与深度解析。一方面，需收集整合包括智库、投资机构等多方资源，构建统一高效的风险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投资风险的信息收集、实时监管、动态评估、及时预警等功能，做到政治风险信息识别的闭环管理；另一方面，要细化政治风险的分级分类标准，构建完善的评估系统，将各类政治风险因素纳入到风险评估系统中，并做好分级评估，通过数据采集、实时研判、主动预警，对各类政治风险能够做到早发现、准预判、早处理，为企业海外投资构筑风险防范“安全网”。二是要强化企业海外风险安全防范意识。以企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企业利益和员工安全为根本，制订层次清晰、科学有效的海外风险安全培训方案，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提高企业的政治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既要丰富宣传载体与形式，根据不同区域的政治风险特征，综合运用多种渠道，精准推送东道国法律法规、社会文化习俗、投资隐患以及应急处置等内容，让企业时刻保持风险防范意识，推动在外主体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也要细化培训内容与分类，针对不同人群，制定差异化的培训课程。对于管理人员，重点开展海外风险研判、应急预案制定、企业安全责任落实等方面的培训；对于一线员工，聚焦人身安全防护、突发事件应急避险、医疗急救知识、当地语言沟通技巧等实操技能培训。同时，要强化培训的实践性与实效性，引入情景模拟、实战演练等教学模式，组织企业开展针对性的安全应急演练，推动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安全防范措施，切实提升企业整体安全防范能力与相关人员的风险防控水平，为海外稳健运营保驾护航。
（二）构建立体化风险规避机制，织密织牢经济风险“防护网”。立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多变的风险现状，聚焦经济稳定性、汇率波动、通货膨胀等风险领域，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立体化风险防御体系。首先，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稳定性较差的问题，构建多元化投资组合策略，避免将投资集中在一国或单一行业，寻求最优投资路径，分散投资风险。例如，企业可以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程度，制订针对性的投资方案，在能源、制造业、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规划，分散东道国经济不稳定性的风险，提升企业海外投资的抗风险能力。其次，强化金融工具使用，利用金融工具来应对汇率和利率的波动风险。通过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货等方法锁定现金流汇率，针对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可通过外汇期权组合等手段防范极端汇率波动。最后，为应对东道国的通胀风险，要强化成本控制和企业预算管理，密切监控企业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通过一系列成本控制手段，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同时，要强化现金流管理，在企业资金池中预留一定比例的硬通货应急储备金，应对恶性通胀下的短期资金周转需求，如支付进口原材料货款、员工紧急薪酬等。除此之外，相关投资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前，要系统分析其通胀驱动因素（是货币超发、输入性通胀、供应链危机，还是财政赤字导致）、历史通胀数据、央行货币政策倾向及外汇管制政策。对高通胀风险国家，优先选择轻资产运营模式，减少固定资产投资，转而采用租赁厂房设备、合作代工等方式，降低资产贬值风险。
（三）秉持“求同存异”原则，尊重文化差异。“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国家多、社会文化差异大，需要做到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尊重各国的文化差异。第一，尊重文化差异，寻求共同价值观。企业应主动加强对当地文化的调研与了解，充分融入当地文化，对东道国的文化基础和风俗习惯要有一定的认知。中国应积极展示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提升中国企业和品牌的形象，打破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从而提高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便利性。第二，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构建海外投资文化风险衡量指标，提升企业跨文化管理能力。“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涵盖不同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各国之间社会文化差异大。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国别之间的文化差异性，正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加快构建海外投资文化风险衡量指标体系，将影响文化风险因素尽可能全面地纳入指标之中，在企业选择进行FDI之前，能够先根据文化风险衡量体系对东道国社会文化有初步的了解，判断潜在的文化风险，防范文化差异带来的企业投资不确定性风险。
（作者单位：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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