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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直接投资综合性分析 |
| 第778期 作者：□文/胡一诺 时间：2026/6/2 8:50:48 浏览：32次 |
［提要］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双重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的发展路径与功能面临深刻变革。本文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我国FDI演进历程、综合效应与转型方向。研究发现：我国FDI经历“探索起步-高速扩张-结构调整-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在弥补资本缺口、推动工业化进程、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全球产业链收缩、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技术引进边际效益递减等，使FDI传统模式迎来挑战。新时期，我国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FDI功能转向质量提升，更加注重创新协同、绿色低碳等理念。本文对FDI的研究，分别从演进、影响和转型方向作综合性的分析。通过理论梳理与宏观数据印证，提出推动FDI与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度融合政策建议。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性转型；技术溢出；“双循环”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6年1月28日
引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超过2万亿美元。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正经历系统性变革。从内部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要素成本优势衰减，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经济增长的动力亟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外部看，逆全球化思潮频发，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区域化、多元化方向深度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历史性转向，对中国利用FDI的模式与战略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此，从发展经济学源流出发，对中国FDI进行综合性分析，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紧迫的政策意义。理论上，本研究旨在超越对FDI单一效应的孤立探讨，将其置于中国动态发展的宏观图景中，检验并发展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实践上，本研究旨在厘清FDI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功能、新定位，为制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引资政策，推动FDI与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提供学理依据与路径参考。
（二）文献综述。在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中，对FDI的认知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发展理论，如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双缺口”模型，将FDI视为弥补储蓄与外汇短缺、启动经济起飞的关键外部资本，这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广泛利用外资的现象进行了解释。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FDI的价值远不止于资本。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和赫希曼产业关联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强调FDI能带动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部门转移，并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催化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随后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技术内生化，认为“FDI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可通过示范、竞争、人员流动和产业链合作等溢出机制，提升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内生增长能力”。
中国FDI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关注FDI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出口的宏观贡献；第二阶段聚焦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行业异质性，大量研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证实了溢出效应的存在，但也指出了“市场换技术”的局限性；第三阶段则注重FDI的质量、结构及其对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和绿色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为理解中国FDI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多数研究侧重于特定时期或特定效应，缺乏贯穿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的综合性分析；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FDI的作用机制探讨尚不充分。本文试图弥补这些不足，构建一个动态的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阐释FDI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多维作用及其在新时期的转型路径。
一、理论框架
（一）资本形成与“双缺口”模型
1、核心关系：
FDI＝f（储蓄缺口，外汇缺口）
2、影响机制：
Y=C+I+G+（X-M）Y=C+S+T
从总需求的角度：Y=C+I+G+（X-M）；从总供给的角度：Y=C+S+T。当假设政府收支相抵预算平衡时，就有了I-S=M-X，其中I-S是储蓄少于投资的部分，被称为储蓄缺口；M-X是出口少于进口的部分，被称为外汇缺口。两缺口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使用的资源超过了它实际拥有的资源，出现了发展瓶颈。
根据经济均衡发展的需求，储蓄缺口必须等于外汇缺口，通过FDI进行的适当调整，对于两缺口平衡、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FDI通过资本形成直接增加东道国的实际资本存量。当国内储蓄S不足以支撑合意投资I时，FDI填补了S-I的缺口。其次，FDI通过外汇供给效应缓解外汇约束，一方面通过初始流入带来外汇，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FDI持续创造贸易顺差。这使东道国能够进口必需的资本品和中间品，突破“外汇瓶颈”对工业化的制约。最后，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指出，经济体需要达到一定的投资率才能进入自我持续增长。对于初始资本匮乏的国家，FDI往往对达到这一临界值起关键作用。
（二）FDI对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是经济结构从传统农业主导转向现代工业与服务业主导。FDI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描述了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FDI加速了这一转移，推动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赫希曼的产业关联理论则进一步指出，FDI项目，特别是大型制造业投资，能产生强大的前向联系效应（为下游产业提供投入品）和后向联系效应（刺激上游产业发展），从而在东道国培育出新的产业部门，形成产业集群，推动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1、劳动力再配置与刘易斯转折点。FDI集中在现代制造业部门，提供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过程持续到“刘易斯转折点”——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制度性工资，此时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结构化效应，即劳动力转移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现代部门占比上升、储蓄率提高（因工人储蓄倾向高于农民）和国内市场规模扩大。
2、联系效应理论与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赫希曼在1958年提出，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无法实现所有产业的平衡增长，应主动选择若干关键产业优先发展，通过产业间的联系效应带动其他产业跟进，最终实现整体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了联系效应理论，理论指出，一个部门的投资会对其他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分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前向联系指的是外资企业产出成为下游产业的投入，如外资化工厂为本地纺织厂提供化纤原料；后向联系指的是外资企业需要本地供应商，刺激上游产业发展，如汽车组装厂带动零部件、钢铁、橡胶产业发展。
（三）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技术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FDI是国际技术转移和知识扩散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运营，会通过多种渠道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第一，模仿外资企业。本土企业通过观察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实践后自主进行实践，成功的效率取决于技术复杂程度和模仿者的技术吸收能力。第二，带来竞争效应。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市场竞争，迫使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效率。第三，促进人才流动。在外资企业受过培训的员工流动到本土企业或自主创业。第四，关联产业链。外资企业为维持自身产品标准，会对本土供应商提供技术指导和协助。这些效应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培育其内生增长能力。
（四）整合阶段模型。将上述机制进行整合，形成一个较为连贯的框架，得出FDI的发展阶段示意图。每一阶段FDI的流入将改变东道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提升资本存量、改善人力资本、完善制度等，从而改变其比较优势，进而吸引下一阶段更高质量的FDI，形成“FDI升级→要素结构升级→比较优势升级→FDI再升级”的正向循环。（图1）
二、中国FDI演进历程、结构性特征与现状
（一）中国FDI演进历程
第一阶段：探索期（1979～1991年）。以设立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为标志，中国开始引进外资。此阶段FDI规模小、波动大，外资主要来源于中国港澳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为主，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本阶段引进FDI的核心动因是弥补“双缺口”，促进经济增长。中国需要外部资本和外汇来支持现代化建设，而外资则看重中国市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阶段：扩张期（1992～200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制定了高度开放的政策。FDI流入呈现大幅增长，年均流量跃升至约400亿美元。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投资领域从加工制造扩展到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和部分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目标从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平台，转向开拓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
第三阶段：提升期（2002～201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里程碑事件，此后，中国大幅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透明化法律法规，实现了从“政策开放”到“制度开放”的跃升。FDI流入量稳步攀升，外资来源地更加多元，投资形式扩展到跨国并购。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区域性总部和研发中心数量激增，表明FDI的功能从单纯的生产制造向管理、研发、供应链协调等高端环节延伸。此阶段，FDI的动因既包括利用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也包括深度耕耘中国市场。
第四阶段：高质量发展新时期（2013年至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结构优化，FDI进入平稳增长、结构优化的新阶段。年均流量维持在1，300亿～1，400亿美元的高位。制造业FDI中，投向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显著上升；服务业FDI持续增长，主要体现在信息软件、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活跃度提升。政策导向发生转变，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从“普惠制优惠”转向基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公平竞争环境营造。外资更加看重中国的创新生态、高素质人才储备以及与其全球战略的协同。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整理出了1985～2023年间FDI的变化趋势，包括实际使用外商金额和实际设立外商项目两项，通过Python编程作图得到图2、图3。（图2、图3）
实际使用金额在近年达到峰值1，891.3亿美元，这一数值标志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新的历史高位。该峰值的出现与2019年正式颁布的《外商投资法》息息相关，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标志着中国外资管理体制进入新时代，极大地提升了外资信心。1，891.3亿美元相较于2001年（约500亿美元）增长近3倍，相较于1992年（约100亿美元）增长约18倍，体现出中国引资能力的持续增强。
图3中标注的两个关键数值：48，764.0对应年份为1992年，项目数呈现显著增长；83，437.0对应年份为1993年，项目数在前一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次爆发式增长70.9%，达到历史峰值。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信号，外资迅速响应。1993年是中国FDI项目引进史上的绝对高峰，正是从这个“量的顶峰”之后，中国的外资政策与市场环境开始自然而然地导向对投资质量的关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和产业结构升级，单纯追求项目数量的模式难以为继。
将“实际使用金额”与“实际项目数”置于同一坐标系下（1985～2023年），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历程中三个特征鲜明的阶段，直观地揭示出中国引资战略从“规模扩张”到“结构优化”再到“质量驱动”的转型。折线的连续性反映出外资金额作为流量指标的持续积累特征，在原有项目基础上通过增资、扩产、利润再投资等方式不断增长，而柱状高度反映出项目数量作为存量指标的阶段性。当折线持续上升而柱状不断下降时，说明外资增长从“项目数量驱动”转向“存量项目深化”，这直观地反映了中国外资平均质量与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即同样的资本规模只需更少的项目就能实现。（图4）
通过绘制“实际使用金额”（X轴）与“实际项目数”（Y轴）的散点图，能够从二维关联维度审视中国FDI的内在结构变化。图5清晰地呈现出三个高度聚集的集群，分别对应中国外资发展史上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集群是左下区域（金额＜500亿美元，项目数＜20，000个）的低金额-低项目数区，主要对应1985～1990年代初期的年份，此时外资规模小、项目稀疏，反映出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状态和外资的谨慎态度。第二个是中部偏上区域（金额在400亿～800亿美元，项目数在30，000～80，000个之间）的中等金额-高项目数区，对应1992～2008年前后，特别是1993年（项目数峰值）所在的年份群。这是中国FDI以项目数量最大化为特征的黄金时期，在此阶段金额的增长并未与项目数的增长严格同步，意味着增长主要靠项目数量的增加实现，单个项目平均投资额增长有限，印证了当时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中小项目为主的引资结构。第三个是右侧区域（金额＞1，000亿美元，项目数回落至20，000～40，000个）的高金额-中低项目数区，对应2010年至今，尤其是2012年以后的年份。此时图中散点形成一条向右上方倾斜但相对扁平的轨迹，表明金额显著提升和项目数量的下降， 二者关联模式改变，金额增长不再依赖项目数的增加，而是依靠单位项目资本密度和技术含量的提升。（图5）
（二）结构性特征分析
1、FDI来源地结构分析。外资来源地的构成，是观察一国经济外交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和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的重要窗口。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从来源地结构看，亚洲是FDI来源地的绝对主导力量，以86.5%的占比稳居第一，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港澳台地区、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东亚及东南亚经济体与我国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同时，西方资本仍具有一定重要性，北美（主要为美国）是重要的技术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来源。（图6、图7）
2、FDI产业结构分析。以2022年为例，通过对比“实际利用金额”与“企业数量”的行业分布，最容易得到的结论是零售业与制造业在两张图中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征，而科学研究、商业服务、信息服务则处于相对均衡的中间地带。原因在于制造业外资项目具有高资本门槛，工厂建设、设备采购、技术引进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同时，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显著，是外资“重仓”中国的核心领域，每个项目都承载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零售业则具有低进入门槛，所需投资远小于制造业建厂。零售业成功依赖于门店数量和覆盖密度，需要“广撒网”式布局，导致项目数量多、分布广，成为是外资融入中国消费市场的不同策略，以数量换覆盖，以密度换市场。（图8、图9）
将各行业按“生产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与“服务型”（零售、信息、金融、商业服务）进行归类，并绘制其外资利用金额箱线图，如图10所示。（图10）
图10说明了生产型行业的中位数明显高于服务型行业，说明外资对单个生产型行业的平均投资规模大于对单个服务型行业的投资。生产型行业箱体较长，投资额度大、离散程度高，其利用外资的情况既存在大量规模小的加工贸易或配套生产企业，也存在少数资本密集型的巨头企业。而服务型行业相对而言投资额度小、分布集中，项目规模相对统一，差异不大，没有出现极端的小微项目或超大项目。说明了服务业开放领域相对同质化（如零售、餐饮、普通服务业等）或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比较一致。
3、FDI国内地区利用情况。将我国各地按地理区域进行划分，分为华北地区（北京、河北、天津、山东、陕西、河南）、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辽宁）、华东地区（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华南地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新疆），并根据分类绘制FDI地区占比分布饼状图，如图11所示。（图11）
“华南—华东—华北”沿海经济带形成外资绝对高地，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的路径完全吻合，体现了“集聚效应”的长期积累。
从图12中可以看出海南和山东的爆发式增长，证明了国家级战略对外资流向具有决定性引导作用；广东、江苏、上海等头部省份依然强大，集聚效应仍在强化，但同时安徽、湖北、四川、云南等中西部省份的稳定增长，表明了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内市场开拓正在吸引外资向西部地区发展；除辽宁保持增长外，黑龙江、吉林增长缓慢，天津大幅下滑，反映出北方部分地区在产业结构、营商环境上仍面临较大挑战，吸引新动能外资的能力有待加强。（图12）
三、中国FDI综合影响评估
（一）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在改革开放初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FDI作为重要的外部资本来源，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直接贡献。FDI占中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比重在1994年曾高达17.1%，是弥补国内储蓄缺口的关键力量。更重要的是，FDI通过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先进生产技术和国际市场渠道，提升了资本存量的整体质量和配置效率，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贡献得到了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FDI企业以占全国不足3%的企业数量，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工业产值和近一半的进出口额，是其经济增长效应的有力证明。
（二）产业结构升级与工业化。FDI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重要引擎。首先，FDI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使中国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从纺织服装、电子装配到机械制造，外资企业带动了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其次，FDI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培育了庞大的本土供应链。以汽车、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在外资整车厂和品牌商的带动下，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快速成长，形成了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最后，随着外资结构的升级，其投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进程。
（三）技术进步与创新。FDI是中国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效应在多个层面显现：在企业层面，本土企业通过逆向工程、模仿学习，以及从外资企业招募人才，获得了技术进步；在产业层面，外资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华为、中兴、比亚迪等企业的崛起，正是在与跨国巨头的激烈竞争中实现了技术追赶与超越；在区域层面，外资研发中心的设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等，带动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创新生态的繁荣。然而，研究也指出，溢出效应并非自动实现，其强度受制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及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
四、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转型
（一）中国FDI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1、传统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国际环境正在不断变换，“成本-效率”优先的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推动产业链重组，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全球FDI布局受到干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面临的“脱钩”风险加剧。国内禀赋条件发生变化，人口红利消退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上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现实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传统要素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已大幅削弱。随着中国产业技术逼近全球前沿，通过FDI获取先进技术的空间日益收窄，跨国公司出于维持技术垄断优势的战略考虑，对核心技术和尖端技术的转移更加谨慎，甚至进行封锁，过去“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不再适用。“双循环”格局对FDI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国内经济关联度低的出口加工型FDI，对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贡献有限，其转型升级或转移的压力巨大，FDI需要更深地融入国内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
2、发展目标从“高速增长”变为“高质量发展”。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已从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转向追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创新驱动、协调平衡、绿色低碳、开放共享等。相应地，对FDI的要求也从看重其对GDP和就业的增长创造的“量”，转为看重其提升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绿色转型、增强经济韧性的“质”。
（二）FDI发展转型方向。未来的FDI政策应更加注重牵引作用。鼓励外资在华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与本土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创新联合体。首先，政策重点应从“吸引研发投资”升级为“构建开放融合的创新生态”，利用外资激活国内创新网络，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其次，利用跨国公司强大的全球网络，将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稳固、更高效地嵌入全球创新与产业体系。最后，引导外资将更多高端制造、现代服务和研发环节布局在中国，使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紧扣“双碳”目标，积极引导绿色低碳FDI。通过引入全球领先的环保技术、碳排放管理经验和绿色金融产品，助力中国工业、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开发绿色市场；通过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持续缩减负面清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高质量外资投入。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整合性视角出发，对中国FDI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中国利用FDI的实践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成功范例，其角色随发展阶段而变：从初期弥补“双缺口”的资本来源，到工业化时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引擎，再到现阶段技术溢出与创新驱动的重要力量。第二，FDI通过资本形成、产业关联、技术溢出等多重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型、技术进步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综合性影响。第三，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使得以规模扩张和成本优势为基础的传统FDI模式难以为继，中国自身发展目标向高质量发展的跃迁，也推动FDI进行转型。
（二）政策建议
1、国家战略。国家层面需要深化制度型开放，超越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面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竞争中立等领域先行先试。同时，实施精准化、差异化产业引导，结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对投向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绿色技术等领域的FDI给予更有力的政策支持。鼓励外资参与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强化创新生态融合，鼓励外资研发中心承担国家科研项目，完善职务发明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保障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打造国际化的科技人才吸引和留用环境。
2、地方实施。地方实施过程中，应避免同质化竞争，各地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围绕重点产业链的薄弱和关键环节进行招商，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而非盲目追求项目数量。同时，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将工作重心转向建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完善国际化的教育、医疗、生活配套。
3、企业与市场。企业与市场层面应鼓励本土企业与外资协同发展，支持本土龙头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研发合作、战略联盟，共同开拓“一带一路”等第三方市场。在竞争与合作中提升本土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创新水平。同时，发挥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加强行业协会、投资促进机构、法律和咨询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为外资提供精准的市场信息、合规咨询和落地服务，降低其在中国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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