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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低空经济先行区政策文本比较研究 |
| 第779期 作者：□文/肖雅芳 满泳香 时间：2026/6/16 10:00:28 浏览：27次 |
［提要］ 本文聚焦我国低空经济先行区政策，选取珠海与合肥作为典型案例，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地方政策实践的分异逻辑。研究构建“政策工具-区域创新-情境适配”三维分析框架，运用NVivo文本编码、波特钻石模型及SWOT分析等方法，系统剖析两地政策工具组合、目标锚定与实施路径的差异，为优化低空经济政策分类指导、完善国家试点推广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珠海；合肥；低空经济；政策工具；案例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6年2月10日
一、现实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现实背景：低空经济的战略价值与地方实践分异
1、宏观层面：战略定位与产业风口。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低空经济具有空间立体性、产业融合性、数字生态性等特征，已成为全球大国博弈的新赛道。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提高航空服务能力和品质”，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低空经济”并将其定性为“新增长引擎”，国家对于低空经济顶层设计已经开始加速。据估计，低空制造、低空基础设施、低空应用三部分市场空间巨大，正重构区域经济发展新逻辑，作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科技复杂的生态，其发展面临着体制机制不通畅、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卡脖子”等问题，需要政策工具的“组合拳法”应对。
2、地方实践：珠海与合肥的先行探索与路径分异。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各地争相以低空经济为先导，掀起了一阵以低空经济为先导区建设的热潮，但是各地区因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同，所制定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具有异质性特征。
（1）珠海（跨境协同型）。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利用其临近港澳的区位优势和中航通飞等龙头企业的产业优势，在全国首先发布关于低空经济的特区法规《珠海经济特区低空交通建设管理条例》，政策重点在于利用“特区立法权”解决跨境飞行限制问题，在规则衔接和服务贸易方面，以共建粤港澳低空经济协作先行示范区为目标。
（2）合肥（科创驱动型）。合肥为内陆型科创板，依托全产业链的“合肥模式”入选《合肥低空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中的“科创+产业”双轮驱动模式，政策的重点是围绕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高校研发核心技术，以“以投带引”打造无人制造场景和城市场景。
由此可见，珠海与合肥虽同为国家级先行区，却基于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与资源禀赋，演绎出“跨境协同”与“科创驱动”两种差异鲜明的政策图景。
3、问题提出。尽管珠海与合肥均在“发展低空经济”这一统一的国家战略框架下行动，且同为国家级先行区试点，但两地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侧重供给侧的基建投入，还是需求侧的场景采购？实施路径是侧重跨境制度创新，还是产业链技术攻关？两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这也构成本文的核心问题，即在同样的宏观战略目标之下，低空经济政策工具组合为什么在两地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区域创新禀赋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第一，丰富政策工具理论的应用。已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层面文本量化，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城市案例层面，以“供给-环境-需求”三维模型作为地方政府应对新兴产业的工具偏好量化模型来量化地方应对新兴产业的工具偏好，并落实到城市实践中。第二，丰富RIS的解释力。本文提出“情境适配”概念，剖析“制度-组织-产业”等区域创新要素影响政策工具组合方式，揭示“区域禀赋对政策逻辑”的内在机理，回应学者关于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模式异质性的关注。
2、实践意义。第一，为地方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因地制宜”。对比珠海“跨境协同”与合肥“科创驱动”，本文将有助于其他城市基于自身特色（沿海省份、内陆省份）来选择适合的政策方向，避免政策“跟风”和同质竞争。第二，为国家完善试点推广机制提供参考。识别两地在政策执行中的痛点和亮点，为在国家层面推广试点过程中，建立更加灵活、包容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低空经济真正实现从“一枝独秀”向“遍地开花”转变。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综述：从全球经验到地方实践的演进
1、理论建构与全球视野。低空经济作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概念体系正在形成、重构之中。李萌和马苒迪（2025）解构低空经济概念的疆域，认为低空经济概念已经从飞行概念演变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交叉理论。UAM是全球低空经济的核心领域，李云翔和王一凡（2024）针对美国城市UAM的运营体系进行分析，指出运行概念的完善和自动驾驶、电网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城市空中交通提供空间和减少交通拥堵的前提，这一全球性现象意味着低空经济不仅需要技术创新，同时需要宏观性规划和运行。
2、中国低空经济的本土化探索与挑战。国内文献侧重于对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索。沈映春等（2025）归纳出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引领型等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模式和基建补短板、技术被“卡脖子”、体制机制梗阻等六类痛点问题。李君（2025）就上述痛点提出“四链融合”（产业链、创新链、设施链、人才链）破题之策，以期通过政产学研用联合创新攻克上述技术难题。区域层面，吴寿平（2024）以广西为例考察低空经济量变模式中的微视治理与链式建构的质变；孙国辉等（2024）运用比例推导法、成本收益法等对低空制造业、基础设施和低空应用三大领域市场空间分别进行测算，认为低空制造业庞大的经济溢出价值被确认。
3、政策工具视角的文本量化研究。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已成为解析低空经济政策结构、评估政府政策偏好的核心方法。相关研究沿循“热点演进-框架构建”路径不断深化。在研究方法演进层面，学界借助文献计量工具对研究文献本身进行图谱分析，清晰地揭示该领域的焦点迁移：研究初期集中于“空域管理”与“通航服务”等宏观议题，随后迅速转向对“政策工具”的类型学探讨与“文本量化”方法论应用，近期则聚焦于“工具组合”的协同效应与组态研究。这一脉络标志着研究范式从定性描述向定量解构与系统性优化迈进。
在具体分析框架构建上，学者们基于上述量化范式，发展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以解构政策内核：（1）三维框架：以梁丽芝和张宇星（2025）的“目标-工具-主体”框架为代表，侧重于评估政策工具的结构性配置与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普遍发现供给型工具过溢而环境型、需求型工具及社会主体参与相对不足。（2）四维框架：陈旭等（2025）扩展到“主体-工具-目标-效力”四维框架，政策工具元素在 122份地方性文本中呈现出协同效应雏形，但组合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仍有待提升 。（3）组态方面：为突破单一工具分析的局限，梁丽芝和梅佳乐（2025）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多重政策工具并发引致高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识别出如“市场应用驱动与组织统筹保障”等关键组态路径，论证得出“工具适配”比“工具堆砌”更为重要。
4、区域协同与创新模式的差异性。已有学者开始从区域比较视角关注创新模式的差异性。 唐川等（2025）在比较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政策时发现三城市群“规划传导” “制度耦合” “市场推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这类研究为理解宏观区域的政策分异提供了重要洞见。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计算方法，在区域比较层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群或省域等中宏观尺度，对于国家战略下沉至具体城市时，为何会因独特禀赋而产生“同题异答”的微观机理，尚缺乏深入的案例比较与阐释。特别是“跨境联动型”的珠海、“科技孵化型”的合肥这类具有鲜明对比价值的典型个案，其政策工具选择如何被各自的区域创新系统所塑造，仍有待系统剖析。这构成了本研究切入的学术空间。
（二）理论框架：“政策工具-区域创新-情境适配”三维分析模型。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研究构建三维分析模型，旨在揭示珠海与合肥政策分异的内在机理。
1、政策工具理论：文本编码的核心分类。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治理目标所采用的手段与方法。本文采用黄萃、苏竣等（2011）在中国风能政策文献中使用的政策工具分类方式，将政策工具分为三类，以此作为本文的政策文本编码的直接依据。供给型工具：侧重要素注入，如沈映春等（2025）提出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科技创新”，即对侧重要素的输入，即资金输入、人才培养、技术攻关投入。环境型工具：关注环境营造，比如吴寿平（2024）提出的“补齐多方面政策法规短板”和空域精细化管理，即税收优惠与减免、法规管理与法律管制、金融支持。需求型工具：以市场牵引为主，如孙国辉等（2024）测算的“低空应用”市场空间，包括采购服务、示范场景建设、服务外购。
2、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创新禀赋的异质性。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认为，政策选择受制于区域内的要素禀赋。一是选择区域协同模型不同：唐川等（2025）通过考察三大城市群，提出包括珠海在内的珠三角地区选择“市场主导”和“制度协同”；邹璐等（2025）认为它注重“政校企”的协同，教育链与产业链韧性对接是支撑大湾区创新的关键。二是产业-设施链条：李君（2025）提出的“四链协同”理论，即区域“设施的链条”（新基建）、“创新的链条”（核心技术创新能级）各不相同。合肥是科教名城，相对而言属于“核心技术创新能级”突破型，而作为口岸之地的珠海更倾向于“开放协同”型生态营造。
3、政策创新扩散与情境适配：工具的动态配置。政策工具的选择并非静态执行，而是在特定的区域创新系统约束下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是组态适配：基于梁丽芝和梅佳乐（2025）提出的“环境筑基-工具适配-动态调适”模型，结合当地的背景环境特点，选择对应的组态。二是发展模式选择：本文结合沈映春等（2025）提出的“政府推动型”和“头部企业领衔型”模式，对合肥“有为政府”科技协作模式、珠海“市场与制度优势”跨境先行探索的原因予以梳理，以解释两地为何选择同一国家战略下的不同政策工具组合。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性案例分析与定量文本计量，以确保研究结论的深度与客观性。
1、双案例比较研究法。本研究按照“最大差异化系统设计”原则，选择珠海（大湾区核心口岸型、沿海开放型）和合肥（长三角副中心型、内陆科创型）作为样本，二者都是国家政策层面相同低空经济先行示范区，同时在资源禀赋和路径上又具有异质性，是分析中国低空经济政策差异的理想样本。
2、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本研究根据Rothwell & 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建立“政策工具-产业链节点”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2.0质性分析对两地政策文本逐条编码、节点分类和频数分析，从定量的角度展现政策工具使用倾向和组合特点，避免政策文本由于主观性被随意解读。
（二）分析工具与理论模型。为了深入剖析政策差异背后的成因，本研究引入以下分析工具与模型构建解释框架：
1、NVivo质性编码技术。通过NVivo软件将收集政策文本，如规划、条例、实施办法等结构化，通过创建父节点——子节点——节点矩阵和词云图，反映两地政策重心的不同。
2、波特“钻石模型”修正框架。引入波特钻石模型作为政策成因分析的工具，从生产要素（科创/人才）、需求条件（跨境/内需）、相关支持产业（通航/制造业）、政府行为4个方面解构区域产业竞争的珠海与合肥差异，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具体案例分析，以解释为什么选择存在禀赋结构差异的政策。
3、SWOT战略态势分析矩阵。结合钻石模型结果，确定两地低空经济发展SWOT矩阵（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对比揭示，珠海的“规则突围”与合肥的“技术突围”均是自身战略形势下的最优解，阐明政策“情境适用性”。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程序
1、数据来源。本研究遵循“政策意图-执行动态”的证据链条，采用多源数据互证策略，数据采集范围涵盖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核心数据分为两类：
（1）一级数据（政策文本）：爬取珠海、合肥两地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制定的低空经济专项规划、方案、管理条例、申报指南等文件，共爬取有具体文件佐证的关键性政策文件7份，基本覆盖自上而下低空补贴政策到补贴落地具体的补贴细则。
（2）二级数据（媒介话语）：选择《珠海特区报》、《合肥日报》及两地政府官方发布平台的深度报道为辅助，共收集相关重点新闻的报道信息17条，关注重点项目启动、资金投入及人才培养等事件，以佐证政策执行的落地性。
2、数据处理与编码。将所有文本资料导入NVivo12.0质性分析软件，依据前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建立包含“政策工具（供给/需求/环境）” “产业发展动态（企业动态/技术创新）” “区域法制特色（合肥/珠海）”的三维度编码体系。通过对政策条款的逐条编码与新闻事件的节点匹配，形成可量化的分析矩阵，确保定性结论具有数据支撑。
四、案例比较分析——珠海与合肥的政策工具分异
现有文献认为低空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涵盖低空制造、运营服务、基础设施及飞行保障四大领域，本研究通过NVivo软件对低空经济政策工具文本识别的结果则显示，无论是珠海还是合肥，低空经济政策工具选择都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不是随机无序的，而是地方政府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对“政策工具箱”的传统“规则选择”。
（一）政策工具组合比较：供给侧强推与需求侧牵引的非均衡分布
1、合肥模式。合肥模式印证了“有为政府”理论供给侧高强注入。合肥模式的政策文本编码主要集中于供给型工具（供给面供应），与我国地方政府“以投带引”结论吻合。（1）资金要素的“风险共担”逻辑。合肥采用了“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引导创新资源向前瞻性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倾向性配置”的策略，即政府充当风险投资者。例如，政策中对适航取证给予最高1，500万元奖励，对研发机构给予亿元级支持，本质上是政府通过资金支持分担了低空产业技术孵化期高昂的沉没成本。（2）公共实验场提供的“准公共品”。现有文献认为，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面临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合肥打造骆岗公园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区，正是政府积极提供“准公共品”的测试验证环境，填补了企业无地试飞的空白，进一步深化了有关“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培育作用的讨论。
2、珠海模式。珠海政策工具以需求面和环境面工具为主，为灵活使用“战略生态位管理” “制度型开放”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做出了鲜活的案例注解。（1）需求拉动下的“市场创造”。珠海推行的“低空消费券”证实了“政府采购作为需求侧创新政策的代表性工具，在支持自主创新、培育新兴产业中具有重要作用。珠海通过补贴直接拉动消费，利用政府采购的购买力培育新市场，从而孵化新兴产业，帮助企业跨越发展障碍。（2）规则重塑的“制度企业家”。珠海运用特区的立法权，探索构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法”，通过立法规范市场秩序，保障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新兴产业提供合法的“保护空间”。
（二）政策目标与实施路径差异：“技术内生”与“场景外向”的路径分野
1、合肥路径。合肥的实施路径具有典型的“技术-产业”内生裂变和群组演化特征。（1）科创资源的就地转化。合肥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资源为底座，试图复制自身发展显示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先例，将自身电池、电机、电控等强链优势嫁接到低空领域上，打造自主可控的内循环制造高地。（2）验证性场景的构建。在合肥模式中，场景（如骆岗公园）主要被定义为“技术验证场”。这符合战略生态位管理（SNM）理论中关于“保护空间”的设定，即在技术尚未成熟时，提供一个受保护的实验环境以促进技术迭代。
2、珠海路径。珠海的“场景-生态”向外赋能与价值重塑路径则更多体现了“需求拉力”逻辑，强调利用低空技术解决实际城市治理中的痛点。（1）问题导向的场景开发。珠海存在的跨境交通不畅、跨境物流成本较高的特点，对应的就是波特钻石模型中的“苛刻需求条件”。这种现实痛点要求政策首先解决“怎么飞”和“如何通过”的问题，于是选择了“用场景先行”路径，以解决实际问题（海岛送药、跨境通勤）为牵引，用问题带动产业落地。（2）跨境规则的先发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珠海试图通过输出“珠海标准”来抢占区域治理话语权。其政策目标不局限于本地制造产值，更在于构建一个包含适航服务、跨境结算、飞行保障的“软实力”生态圈。
五、政策分异的成因解释——基于区域创新系统与钻石模型视角
政策工具选择并不是无序漫步的过程，而是地方政府在特定的区域创新系统（RIS）约束下，基于自身要素禀赋与战略态势做出的理性回应。下面将借鉴波特钻石模型和SWOT分析框架，从产业基础、制度环境、试点逻辑三个角度对珠海与合肥政策差异的内在逻辑进行解释。
（一）产业基础差异：相关支持性产业与生产要素的“路径依赖”。根据钻石模型，“相关支持产业”和“要素”是影响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而二者又是影响区域政策工具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1、合肥。合肥的低空经济政策之所以高度聚焦“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联动”，是因为其拥有独特的高级生产要素与支持性产业集群。（1）支持性产业的溢出效应。由于合肥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和集成电路芯片（传感）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与eVTOL核心部件具有很高的技术相似度，政策大力扶持“无人机整机制造”正是为了支持“芯屏汽合”等高附加值环节向低空延伸。（2）科创要素的来源。基于中国科大、科大讯飞（人工智能）、长鑫存储（算力芯片）、国家实验室，对于合肥而言其创新源头供给极其丰富，政策取向必然倾向供给型工具（研发补贴），将沉淀的科创资源转化为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
2、珠海。通用航空存量基础与海洋地理的“场景适配”。珠海的政策偏向跨境服务与高端制造协同，是源于其传统的通航产业积淀与独特的自然地理要素。（1）龙头企业的路径锁定。珠海有着AG600鲲龙组装地的通航龙头，具有一整套总装试飞能力，因此无需像合肥一样从无到有构建一条产业链，更多的是通过适航认证补贴这样的环境型工具来实现传统通航产能向新型无人机产业转化。（2）海洋地理要素的开发。珠海海陆面积大、岛屿多，这是天然的低空经济需求条件，海岛物流和海上观光对于“安全”的容忍性相对城市上空更高、更强烈。因此，推行“海岛物流补贴”和“跨海航线”是珠海政策对于地理条件的最优选择。
（二）制度环境差异：政府角色与制度空间的“结构性约束”。在钻石模型中，政府是影响四大要素的关键因素，制度环境不同，政策创新空间不同。
1、珠海。“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型开放与规则博弈。珠海身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圈，最大的制度变量在于“跨境”。（1）制度空间的双重性：“一国两制”既是珠海发展的最大机遇，也是低空管制的各种壁垒。珠海的政策创新必须集中在跨境监管、要素流动领域。（2）立法权的工具化：受益于经济特区立法权，珠海率先出台《条例》并设立横琴专章。这种“制度供给”能力，使得珠海倾向于使用环境型工具来降低跨境飞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试图在复杂的空域管制与市场开放之间寻找平衡点。
2、合肥。作为内陆科创城，合肥缺少珠海的跨境制度优势，但具有强大的“有为政府”模式的资本推动与举国体制。“科创+资本”的驱动模式：钻石模型中，合肥市政府扮演的是“高级要素创造者”这个极富侵略性的角色，利用“以投带引”的创投基金模式（如亿航、零重力）直接投入风险共担，因而其在政策中使用了大量资金补贴和国资平台建设等词汇，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靠政府力量弥补内地地理劣势的“追赶型”战略。
（三）政策试点逻辑差异：SWOT战略态势下的“使命分殊”。国家级先行区试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根据二者SWOT矩阵的不同战略象限，承担不同的国家责任，扮演不同的角色。
1、珠海试点逻辑：S-O（优势-机遇）与T-O（挑战-机遇）结合的“跨境治理探路”。（1）战略态势。珠海面临着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机遇（O），拥有口岸与海岛优势（S），但同时也面临空域结构复杂、跨境法律冲突的挑战（T）。（2）试点使命。国家给珠海设计的试点逻辑就是“治理创新”，就是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各个法域之间的要素低空便利流动。因此，政策的核心是“开放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平衡机制，探索建立跨境/跨域的低空管控的可复制模式。
2、合肥试点逻辑：S-O（优势-机遇）主导下的“内陆产业突围”。（1）战略态势。合肥拥有较强的科教研发优势和新兴产业基础（S），抓住了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O），但受限于内陆地理位置，缺乏外向型应用场景（W）。（2）试点使命。国家布局合肥的试点逻辑是“技术自立+产业集聚”，就是如何在西部地区实现技术革命。因此，其更倾向于全产业链的完备和核心技术的自控，打造内循环强大的低空制造基地，为全国提供“硬科技”。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政策工具-区域创新-情境适配”三维分析模型为研究框架，对低空经济先行区珠海—合肥对比研究予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验证了低空经济发展“资源依赖型”路径分化，抽象出两种典型的地方治理路径。研究发现，珠海呈现“空域改革+场景牵引”型跨境分工协同模式，合肥呈现“技术策源+产业集聚”型科创驱动模式，这与周钰哲（2024）研究认为中国低空经济已经呈现“空域改革政策驱动型” “优势产业环节推动型”等五种异质路径的结论一致，是顺应其提出的“空域改革政策驱动型” “优势产业环节推动型”异质路径的“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策略行为”模式。第二，揭示了“注意力配置-区域禀赋”的双重锁定机制。为什么两地会存在同一国家战略的不同路径选择？陈升等（2025）从政府注意力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地方政府对新质生产力的注意力存在“区域治理路径差异性”和“政策取向趋同性”。本文也发现珠海存在政策注意力“毗邻港澳”对“应用场景”的开放禀赋锁定，而合肥则存在政策注意力“国家实验室”对“新型劳动资料”（核心技术）的创新禀赋锁定，因此禀赋锁定导致政策工具的组合差异。第三，厘清了从“管制”向“服务”跃迁的监管演进逻辑。张依、谢思（2025）研究发现，我国低空经济管制正从“空域管制”走向“产业生态生发”，管制思维从严格管制走向包容审慎。本文分析的案例都很好地契合了这一判断，如设立跨境审批“绿色通道”、构建合肥全空间无人体系“测试场”等，都是地方政府从严格管制管理者到“服务者” “生态建构者”的角色转变，这种服务型管制是先行区政策创新的正当性基础。
（二）政策启示。基于案例比较与前沿文献，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地方政府层面：拒绝“同质化模仿”，坚持“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竞合。现有城市对低空经济政策的制定存在“追风赶超型”跟风现象，如政策模仿。王倩倩等（2025）利用浙江省数据测算出低空经济发展指数明显断层（杭州79.2分，其余地市刚起步），需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老工业基地与内陆城市借鉴合肥经验，如刘震磊等（2025）提出辽宁省应充分发挥自身航空工业的“摇篮”优势，做精做强而不是贪多求全。沿海、枢纽型城市可以借鉴珠海模式，充分释放物流、文旅需求潜力，用高水平空域释放市场潜力。（2）国家层面：构建适应“全球竞争”的弹性顶层设计。低空经济是国内产业升级新高地，是全球都市新赛道。Wang（2025）对比了上海与世界大都市的差异，认为eVTOL技术革命冲击下的顶层设计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战略弹性。国家在示范试点中要形成“分赛道”考评制度，考核技术策源地“硬科技”，考核场景策源地“新业态”，不能用一把尺子量齐所有的先行区。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1、研究局限。（1）样本的局限性：本研究只针对样本地珠海和合肥两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尽管深入程度很高，却不能解释上海、深圳这样大城市面临的复杂空域密度问题，也不能解释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困境问题，结果有待检验。（2）绩效缺失：因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政策的文本“设计逻辑”，而未通过类似王倩倩等（2025）提出的“设施提供-需求潜力-产业创新”指标建构，定量测度政策实施后的产出效应。
2、未来展望。（1）方法论的升级：未来研究可跳出NVivo编码，可参考陈升等（2025）提出的机器学习和BERTopic模型，在大数据技术下，在海量地方政府时政信息、政策文本数据基础上，更准确地记录政策注意力的时空间变化。（2）多维测度的量化：今后宜尝试在低空经济测度框架下，寻找政数与产数（企业数、产值、专利数）的数理关系，分析多种组合的净效应，使政策建议更加科学严谨。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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