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当今热议的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建有效分担机制。本文运用分类加总法对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主要从私人成本与公共成本两个方面进行成本预测。农民工市民化是相对复杂的转型，单独承担市民化的总成本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应在坚持效率优先、公平合理、因地制宜等原则下，对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合理分担。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分担机制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重点基地重点项目：“双承接背景下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创业性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编号：SK2015A137）；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皖北农民市民化意愿的调查分析”（编号：201510371050）；阜阳市社科规划课题：“阜阳市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测算、分担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FSK2016012）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9日

一、引言

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向城镇不断聚集，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镇的历史推进过程，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特征之一，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人的城镇化对城市乃至国家的城镇化有着积极的影响，所以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推进。中国城镇化的成败，能否妥善处理好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许多农民工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市民化发展进程落后，是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的重要困难之一。

关于市民化成本的测算，多数相关的研究都是基于在公共成本视角之下政府所需要负担的相应成本，从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双重角度的研究相对少见。从根本上来看，农民工市民化这一历程是一个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过程，市民化转变的成本与收益一定是政府进行相关政策决定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并进行相应成本分担，使得对市民化过程中各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和成本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二、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现状

只有了解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才能有效地制定出相关政策措施来解决阜阳市市民化的问题，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来建设新型城镇化，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阜阳市农民工规模状况。2016年，阜阳市人口1，000多万人，有近300万是农民工，比上年同期增加了约22万人，同比增长0.56%。从2010年到2016年，阜阳市农民工的数量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形成了稳中趋增的走势。选择在市内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不断增加，而在市外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主要因素可能是最近几年，阜阳市在农村建设方面给予了重点支持与投入，主动地为农民工提供一系列服务与指导，使得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在收入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更多的农民工选择留在本市就业，在本地市就业不但可以减少相应另加的城市生活成本，而且有助于照顾老人与孩子。

（二）阜阳市农民工年龄状况。近年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快速提高，青壮年在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的下降。阜阳市农民工中40岁以上所占的比例高于40岁以下所占的比例，这说明农民工的年龄趋于老化，农民工加速进入了老龄化阶段。这可能与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息息相关，从而影响了农民工的年龄。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断出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可能促进农民工年龄的递减。

（三）阜阳市农民工素质状况。在文化素质方面，阜阳市农民工群体的素质有些许的提高，农民工中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数量过半。其中，拥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工为59%，拥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有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有3%。从受教育程度看，阜阳市农民工中，整体的文化程度还不算高，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阜阳市政府应高度注重教育工作以及相关工作的大力开展，尽全力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对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的提升。

三、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模型构建

（一）构建依据。为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是必由之路。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关键是要求政府在其中起到主导性作用，依据成本负担的主体不同，可将市民化总成本分为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其中，公共成本主要是指保证农民工能够在城市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并且能够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基础条件，以及保证城市生活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要求地方政府所需要支出的最少的资金。私人成本主要是指农民工在平时生活、工作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转换身份时所需要付出的最少资本。

（二）模型构建。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是由城市生活成本以及机会成本所构成的；而公共成本的构成部分则涵盖了城市的基础设施成本、社会保障成本以及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文章运用分类加总的研究方法，简单直观地反映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具体的实际模型如下：

C（农民工市民化成本）=C1（城市生活成本）+C2（住房成本）+C3（机会成本）+C4（城市基础设施成本）+C5（社会保障成本）+C6（随迁子女教育成本）

其中前三项是私人成本，后三项为公共成本。经查阅阜阳统计年鉴（2011～2015）得到相关统计数据，对五年来农民工市民化平均成本进行测算。（表1）

四、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

（一）私人成本

1、城市生活成本（C1）。城市生活成本主要指的是农民工顺利经过市民化转变之后的平时生活支出费用，但是不包含其进行相关消费所产生的费用和其因住房而产生的与成本相关的费用支出。在模型中，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生活成本主要由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所产生的成本差距来衡量。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满足个人生活的成本能够利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开支减去农民工人均消费开支所得的值来权衡得出。”用公式表达为：C1=C1a-C1b。

等式中，C1a为城镇居民每年每人的平均消费；C1b为农村居民每年每人的平均消费。测算得，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城市生活成本为8，583.98元。

2、住房成本（C2）。住房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租房，另一类是购房。通过许多具有房屋租赁信息的网站发现，现在阜阳市一间80m2房子的租金大约在1，200～2，000元之间。近年来，伴随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阜阳市的房价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最低的房价是5，200元/m2，假如购买一套80m2的住房利用一次性将房款付完方法，不计一切中间费用只计算购房的房款就需要41.6万元，这对于刚步入阜阳市的农民工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因此，实际能够支付的能力对于农民工来说是非常客观的。顾虑到农民工的收入水准，测算农民工每年的住房成本主要利用租金的中间值来租房，中间价格为1，600元/月。所以，每位农民工在城市的年住房成本则为：C2=1600×12=19200（元/年）。

3、机会成本（C3）。农民工市民化机会成本主要指的是农民工经过转变之后成为市民，而不得不离开农村去往城市而放弃的在农村时所得到的相关经济收入，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收入和副业收入。由于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收集困难性，农村居民所得到的各类收入减去其生活中的各项消费开支得到的净收入，大约与其转变成为城市人口的机会成本相等。因此，能够利用阜阳农村家庭每人平均净收入来衡量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变所需的机会成本。经测算得，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机会成本为6，551.88元。

（二）公共成本

1、城市基础设施成本（C4）。“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成本，所指的是新增加从农民工转变成城市人口的农民工在给水、交通、道路等各种供公共使用的相关设施设备的建设和维护两个方面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于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价值统计的可得性和困难性，其他相关投资比重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并且有关房地的产开发的资金投入不包含在其中，所以农民工进行市民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就是每年固定资产资金投入的数额减去房地产开发资金投入数额之后的差值，即首先算出进行市民化转变的农民工所在城市扣除住房相关的资金投资之后的固定资产资金投入，再除以城镇人口数。可以用公式表达为：C3=P/R，其中P表示一段时间内所需支付的固定资产投资（除住房投资外），R是城镇人口数，C3是每人平均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经测算得，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基础设施成本为10，717.19元。

2、社会保障成本（C5）。社会保障成本表示的是农民工顺利通过市民化转变之后在社会保障这一方面所必需支出的最低资本支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这一方面享有相同的社会地位，是市民化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保证，如此才能使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农民工市民化转变所在地城市中的每位居民的平均保险支出大致就是其社会保障所需要的成本支出。社会保险不仅包含基本养老、医疗，还包含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两个方面。阜阳市乡镇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已经并轨运行，涵盖城镇和乡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经生成。但是目前这一阶段由于户籍的原因，即使农民工在城市里付出了劳动、做出了相应贡献，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相关救济政策却不能同等的享有。所以，只要农民工通过市民化转变取得市民身份之后，政府就必须考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有关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能轻视转变之后在社会保障这一方面的巨大开支。

（1）养老保险支出成本（C5A）。城镇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从业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都涉及养老保险，企业每月按照其应缴纳的费用总基数的20%缴纳，职工按照其自身工资的8%缴纳。鉴于数据可得性，城镇相关养老保险的支出主要是通过每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来进行测算的。所以人均养老保险支出计算公式为C5A=K/N。式中，K为养老金开支，N为年末参保职工和离职退休职工人员人数。经测算得，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养老保险支出成本为5，128.91元。

（2）医疗保障支出成本（C5B）。当前，我们国家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城市职工所拥有的医疗保险待遇；另一方面是农村农民享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民工市民化的医疗保障成本支出的简易计算公式为：C5B=W/T。式中，W为城镇住户医疗保险基金开支，T为城镇住户参保人数。经测算得，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医疗保障支出成本为1，590.81元。

综上，可以得出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成本为：C5=CA+CB=5128.91+1590.81=6719.72元/人

3、随迁子女教育支出成本（C6）。农民工所抚养的子女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满足农民工子女得到教育需要的由政府财政负担的费用总和即是农民工市民化随迁子女教育成本。计算公式：C6=H/V。式中，H为教育经费开支，V为城镇户籍人口数，经测算得，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随迁子女教育支出成本为2，379.86元。

根据以上六个方面测算的结果，可以算出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为：C=C1+C2+C3+C4+C5+C6=54152.63元/人。

根据相应资料可知，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以每年8%的增长率不断增长，所以据此估算2016年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73，674.05元/人。

（三）结果分析

1、结构分析。本文通过分类加总的方法得出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总额。根据阜阳市的实际具体情况，以2010～2014年成本平均值为依据，测算得出2014年阜阳市单独一个农民工想要完成市民化转变的总成本为54，152.63元。在总成本中，公共成本总额为19，816.77元；其中需要政府一次性支付的阜阳市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为10，717.19元；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每年为2，379.86元；社会保障成本每年为6，719.72元；私人成本总额为34，335.86元；其中农民工生活成本每年为6，551.88元/人；住房成本每年为19，200元，机会成本每年为8，583.98元/人。据此估算出2016年阜阳市单个农民工若实现市民化的总成本为73，674.05元。从两大分类上可以看出，私人成本所需的开支总额大于公共成本所需的开支总额，原因主要是随着阜阳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住房成本不断增长，使得私人成本支出中的住房成本支出所占比例较大。

2、区域分析。与安徽省其他地区相比较，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阜阳市发展相对于安徽省其他市较为落后，在阜阳市由农村生活到城市工作所放弃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以至于市民化成本较低。同时，阜阳市是四线城市，房价以及消费相对于其他地区都比较低，所以市民化所需的住房成本以及城市生活成本数额相对较低。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转变过程，单独任何一方负担市民化的总成本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成本分担机制，协调参与的每个主体的行为，明晰每个承担主体的相应责任，才可以使得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能够有序的进行。

五、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一）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原则。整个阜阳市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都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有密切关系，但其分担工作又比较复杂，所以同样的分担原则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担需要在效率优先、公平合理、因地制宜和总体设计的原则下进行。

（二）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依据以上成本测算，得出2016年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总成本为73，674.05元。可以看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成本较大，若单单依靠农民工自身的力量，市民化的进程就会异常缓慢，所以需要构建出科学并且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个人、企业和社会相关组织要明晰各自的职责，共同进行合理的分担，以此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进程。

1、政府财政及债券分担成本。公共产品与服务、福利保障水平等方面成本支出，以及在进行市民化之后农民工与所在地城市市民享有同样权利的成本支出即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详细包含交通设施、能源供应、社会保障方面等在进行市民化转变之后增大的相应费用支出，这些均属于社会成本。因此，在相应转型之后的成本分摊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应该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从政府的角度，可以通过政府财政和政府债券来筹集所需要的分担资金。由阜阳市政府发行地方债，可用于转借阜阳市政府，用来释放阜阳市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成本一部分的压力。

2、农民工自身收入承担相应成本。农民工是进行市民化转变进程中的关键群体，同样也是市民化转变进程中的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农民工也应该担负应有的责任。按照国家相应政策，农民工应该理所应当地负担相应的市民化费用。农民工生产方式由务农向城市工人转变，进入城市生活的个人基本生活成本理应承担，同时也包括相应的机会成本、生活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成本中归属于私人支出的成本。所以农民工需要利用自身的工资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来为筹集市民化成本分担相应需要的资金。

3、企业对农民工的支出进行分担。由于转型人员中大部分就业于企业，并且农民工所做的工作带给相应的企业许多劳动价值与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分担相应市民化成本是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的。市民化初期，对于政府和农民工来说，负担的经济支出成本太高，由用人单位出于义务和责任，对政府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帮助，促进农民工向专业工人转变，这也是现代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农民工需要上缴的基本社会保险由企业来支付，可以减少阜阳市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中的社会保障成本部分开支；同时，企业为农民工逐步提高相应的工资收入，使得农民工不仅在城市生活中经济方面的压力可以得到相应缓和，还可以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转变。

4、社会公益组织的协助分担。随着社会的持续变化，公益组织得到相应较大发展。在农民工市民化相应的成本分摊中社会公益组织不仅做出了较大贡献，而且起到了很大的协助性作用。面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社会公益组织有一定责任对其进行相应帮助与支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转变进程，成为其相应成本分摊中有效的补充与支撑。社会公益组织可以在城市公共设施方面进行投资或者是捐赠，主要是用在建设相关的城市公共服务，对于市民化公共成本中所需要相关资金进行合理的分担。

（作者单位：1.阜阳市统计局；2.阜阳师范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合翠.安徽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研究［J］.衡水学院学报，2015.4.

［2］李长生，李学坤等.云南省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6.

［3］许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本测度及分担机制构建——基于私人成本支出的视角［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1.

［4］刘美月，李开宇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构建——以西安市为例［J］.江西农业学报，2016.3.

［5］张国胜，杨先明.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研究［J］.经济界，2008.5.

［6］崔红香，王君柏.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问题研究［J］.江西农业，2016.5.

［7］朱圣明.中国流动人口医疗救助的新创举——基于温岭“农民工医疗互助”的经验解读［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