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和因素分析探究上海城乡间移民的社会融合状态。研究结果表明,移民的社会融合可映射到四个方面：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精神融合和文化融合。根据因素得分，移民社会融合的整体水平并不高，其中经济融合的水平最低。此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总的来说移民的目的地因素对城乡融合的社会影响比个体因素更重要。个体因素在决定精神融合的状态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目的地点因素对解释经济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的变化更有帮助。研究还表明，移民的社会融合与他们的生活空间密切相关。最后，本文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间移民；社会融合；上海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6月14日

一、引言

中国的城市地区有大量的移居人口，随着住宅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移民把他们的家庭迁往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中国的流动人口达到了0.2420亿人，大约有0.15亿人是农村移民。基于现有的城市人口统计方法，城乡间移民是新增加的城市人口的主要力量。然而，由于长期的中国城乡分离，农村移民在城市系统之外，这使得大多数移民，与普通公民不同，不能在城市里享受社会保障和服务，而且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会经常性地遇到系统或非系统的歧视。因此，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促进新移民融入社会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话题，这也引起了当地和国际研究人员的关注。

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扩大了中国城市社会与生活空间的分化，特别是在中国的一些国际大都市，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由于城市村、棚户区、工厂宿舍和移民公寓等生活空间在城市里形成，各种封闭的社区都在增加。由于他们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城镇已成为低收入移民的主要定居点。正如李和吴所争论的那样，城镇通常是农村移民开始城市生活和融入城市的地方。城镇是检验移民日常活动与生活，并进一步了解农村移民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整合机制的典型案例区域。

本文探讨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移民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广州、深圳、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相比，很少有研究专注于上海的城镇。在过去十年间，学术界对上海的主要研究兴趣一直是如何打造一个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然而，Sassen认为，以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为特征的全球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两极分化与空间隔离看起来更加明显。2011年，上海的人口数量达到2，30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将近800万人，占39%。移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条件，需要学术和政策方面的紧迫关注。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尝试着探索和衡量移民的社会融合的状况。探究社会融合的因素是通过研究个人和目的地的方方面面，来更深层次地了解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机制。通过比较上海与其他城市的社会融合来总结出城市间与其潜在因素间的异同，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许多关于移民的研究都是在各个领域进行的，特别是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大多研究主要关注在地理上的农村移民是关于他们的动机、过程、机制和空间扩散，一小部分的研究工作关注在移民移居城市后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地理学家已经开始从社会空间的角度着手解决这一研究课题。

由于研究角度不同，现有文献对浮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不同的理解，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用于精确比较的测量指标系统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社会一体化具有多维度的特点，尽管对于指向性和每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性。除此之外，大多数中国学者选择参考国际测量尺寸理论系统，或将其工作基于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现有数据与其他学者进行主观的讨论。在涉及到移民的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时，国际学者通常关注在少数民族和难民。除此之外，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国家政策、种族信仰、成员对于主流社会的态度、目的地地区的语言等都在考虑范围。在中国，很多学者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合总体水平不是很高，其原因是由于农村户口的缺陷，社会缺乏有关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对现有居民的歧视。另外，从个人角度来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方言的流畅程度也可以对移民的融合施加影响。综合上述文献，大多数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整合分析了农村移民或流动人口，然而有些学者则表示不同地区的浮动人口对他们城市生活的满足程度有显著差异。最近，一个有关新一代移民的问卷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产出和与当地城市居民的互动对他们的社会融合至关重要。

关于移民的社会空间研究在城市地理中是一个重要的领域。移民社会融合中的差异不仅在于社会团体之间的差异，也在于社会群体的空间维度。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社区可能展示不同程度的社会融合。然而，现有的地理学文献缺乏对形成的系统性和具体分析这种差异的机制。鉴于大多数移民人口的社会范围和活动空间非常有限，社区和周围环境对于他们融合进城市至关重要。因此，分析生活条件和移民在特定居住区的社会融入可以准确地反映人口面临的问题。

然而，社区或邻居级别的社会融合，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话题，最近才受到关注。当考察了移民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中的融合，发现居住在移民飞地的年轻移民和老移民与本地居民几乎没有互动关系，而是更多地依赖具有相似的社会空间背景的人。此外，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就业和住房所有权也有助于移民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社会。在一个南京市的案例研究中，王铮、张芳珠、吴富隆等人认为，移民更有可能与他们所在城市的邻居互动。住房特点和户籍状况可能会影响社区各变量的相互作用。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社区使这个组织内部有更高层次的社会融合。根据广州在邻近地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城市移民有更多不同的特点，导致他们社交网络的变化。显然教育程度、邻里类型、联系人是良好的预测因素，而在广州逗留时间长短和家庭开支却不是好的预测因素。因此，社会融合有许多因素和复杂的机制。这些因素特别是可以在空间目的地找到的那些指标，必须通过使用定量方法进行鉴定和进一步分析。还需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以便从地理角度全面系统地理解实现城镇化的关键环节。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调查问卷组合。通过对2010年底到2011年初上海城镇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可知，对城镇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严格规定的原因在于拥有很多研究视角，尽管城镇被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主要根据空间视角来定义城镇，也就是说，城镇在城市发展的土地利用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农村建设用地围绕或与城市土地交错。根据这些标准，我们首先掌握了上海中部许多城镇的基本情况，并通过现场调查和咨询地方政府官员建立目录。然后，我们按比例收集来自上海不同地区的城镇样本。最后，选出23个城镇作为调查区。

这23个村庄分布在整个城市，主要位于外围的中部地区和附近的郊区。其中，11个位于城市内环路和中环路之间，其他9个在中环路与外环路之间。剩下的3个村庄位于外环外的邻近地区。此外，这些村庄大都是靠近高架公路和连接良好的街道网络，这也提供了高水平的可访问性。

按照不同城镇的规模以不同数量分发调查问卷。我们给20个一般（较小的）城镇分发了20份问卷，给3个典型（较大）案例村庄分发了100份问卷。从个人抽样的角度观察，村民调查问卷的覆盖面不是很高，然而从整个城市的角度，取样方法实现了聚集每个村庄的样本，反映了整个城市的特点。为从操作角度确保采样的随机性，我们根据家庭地址采用系统抽样（每五个家庭抽一个）。另外，以这些村庄的户主的家庭成员基本条件、收支均衡状况、住房条件和就业情况为重点。共收集了700份调查问卷，其中600份来自移民家庭。之后，缺乏必要信息的调查问卷被消除，有效问卷475份，有效答复率为79%。我们使用的相关比较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

（二）社会融合的测量。在本文中，我们从城市化的角度定义了移民社会融合的概念，这显示出了公民与移民在各方面的区别减少的过程。此外，由于移民正在从居民转移，作为公民，我们可以从各个层面解决融合的问题获得整体的社会融合。

基于现有中外学者研究，我们确定了11个社会融合的指标。根据田凯“再社会化”理念，我们选择了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职业等级作为经济指标。工作相对稳定，足够的经济收入，一定水平的社会地位要求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许多学者强调社会网络和社区关系在移民的社会融合中的重要性，我们利用与社区成员交朋友的范围，他们的友善程度、社区支持、相似的习惯、身份认同等级，以及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意愿来衡量社会融合。目前，移民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目的地的归属感。这种身份认知源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和系统性安排。至于移民本身，只有当他们愿意成为永久居民，他们才能充分融入城市。此外，有学者认为，移民的经历和城市生活对一个农民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住在城市，他们将会受到包括现代工业文明在内的城市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影响。基于多元文化的视角，我们用现代工业文明，互联网行为和移民的法律意识作为额外的测量方法。正如王明峰指出的在中国使用互联网技能的特性，我们试图从互联网使用方面观察到现代技能的提高。另外，方便的运输和便宜的租金是吸引移民住进城镇的有利因素。然而，一些房主不合理的增加租金，这时劳动合同的签订可以看作是移民的法律意识的提高。我们确定以上指标的过程如下：

首先，我们定义收入水平为X1。基于加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目的以及缩小公民与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将农民移民的平均收入划分为四个组1～4，分别表示收入低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位于农村居民纯平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一次性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收入、位于国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上海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间收入、高于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收入。

其次，我们将工作稳定性定义为X2。基于签订的不同类型的就业合同，我们将工作稳定分为四类，数字1～4分别为临时工和离职人员、不适用人口（私人业主和个体经营者）、具有中短期合同的工人、有永久性和长期合同的工人。

再次，我们将职业等级制定为X3，揭示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像以前一样，我们把职业等级分为三种类型，1～3分别代表手工业工人、个体经营者和包括国家官员、企业和公共部门负责人、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文员和相关职员在内的非手工业工作者。

关于与社区成员交友的范围的指标，根据友善程度、邻里支持、习惯相似处、身份认同等级，以及成为居民的永久性意愿分别定义为X4～X9，我们使用 “提问并回答”的方法，从绝对同意到绝对不同意，根据不同的程度来衡量他们。我们设计了一些陈述，例如“我在社区认识很多人”和“大多数邻居认识我”，使我们的测量更加准确。此外，我们使用一些问题，例如“你家里有互联网设备吗？”（1为是的，0为否）和“你和你的房东之间有合同吗？”（2书面合同，1份口头合同，0份无合约）来衡量互联网行为的指标（定义为X10）和法律意识（定义如X11）。

我们的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上海城镇移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国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上海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平均工作稳定水平也达到了许多中短期合约手工业劳动者的水平。从统计描述中我们得出结论，农村移民与城市中其他成员融合得很好。城镇居民大多是移民，与其接触的移民也大多有相同的背景。然而，调查结果也显示出低而鲜明的身份等级和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意愿，这也可能归因于谣言的破坏。表1也显示出互联网行为和法律意识的较低水平，表明移民现代化技能和意识亟待改进。调查显示，只有14%的移民家庭使用互联网，这与2010年底互联网渗透到上海家庭61.8%和全国38.3%有很大的差距。事实上使农民工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让第一代人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还发现新一代人的现代化水平超越了有着年轻优势的第一代人。通过研究租赁合同，我们发现大多数（80.2%）是口头合约，这就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移民意识到用法律维护他们的利益。（表1）

为了避免使用太多的指标，我们依照其他学者在分析移民的空间结构时采用的因子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把11个指标简化为揭示大部分移民结构信息的几个主要因素。通过评估以投入比率作为权重的方差确定这些主要因素，我们基于标准数值和计算的综合数值将权重转换为1～100之间的值，使用新的因素，并按照上述计算在每个维度上获得具体的数值。最后，我们获得了如下表达式：

Xi=μi+αi1F1+αi2F2+αi3F3+…+αimFm+?着i

在该公式中，Xi表示原始指数变量，F1，F2，F3，...，Fm（m<i）指覆盖了变量i的指数信息的不可观察性潜在因素，和作为一个特殊因素，代表被排除的信息的εi。

（三）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基于上述研究，我们讨论了影响上海农村居民的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其中，个人方面包含三种类型：第一类包括年龄、生活在一起的亲戚人数和生活在上海具有一定价值的年数；第二种类型包括性别、婚姻状态、职业培训、二进制变量的户口，在此类型下我们为没有专业培训经验的农村户口的单身女性移民赋予了0值，1值相反；第三种类型是一个虚拟变量——教育，0～3分别代表小学或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

同样，我们将目的地方面定义为一系列的社会保障类型、目的地的邻里支持，以及社区融入，因为农民工容易受到社会保障制度，一系列公共服务和公众社区活动的排斥。提到国际文献中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合，我们发现学者也是将社会经济背景视为决定因素。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加入每个月的家庭收入来代表目的地提供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每个指标，我们分类了一些社会保障类型，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就业伤害保险、其他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然后在目的地测量邻里支持问题：“当你遇到社区或住房问题的困难时，你会寻求谁的帮助（例如村民朋友、住宅委员会、农村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或开发商、委员会、有关部门、新闻媒体、房东）？”事实上，农村移民的社会渠道越多，他们拥有的资本就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邻里支持的更高水平，我们总结了一些渠道来衡量目的地的邻里支持，并提出一个问题来进一步衡量社区融入度：“你是否同意与家人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同样的，我们规定了数值1～5的选择范围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和完全同意；最后，我们把每月的家庭收入作为特定值。

如表2所示，根据475份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受访者是男性，占85.4%，他们是已婚。对于教育变量，我们发现大多数移民都有初中或高中教育水平。专业培训变量的结果显示，84%的受访者没有之前的工作培训经验，表明在他们的工作中技术要求较低。观察年龄变量，年龄范围从16岁到64岁，平均值为36.5。对于户口变量，我们发现85.3%的移民在另一个地方拥有农村户口，那些在其他地方有城市户口的一大部分是由于土地开采的原因由农村户口转移过来，所有在考虑农村移民的社会融合时应该注意农村户口的作用。考虑到生活在一起的亲戚人数，我们发现这个范围从1到6，平均值为2.5，这反映了在上海居住的年份平均值为6.01，而这两个变量表明，很多移民和家人一起住在上海。如调查数据所示，我们发现社会保险水平较低，社区支持度较低。平均值分别为1.31、1.39和2.71，这分别代表了社会保险类型的数量、目的地的邻里支持、社区融入。除此之外，每月的家庭收入从800元到20，000元不等，均值为4，647.24元。（表2）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解释因变量，如社会融合程度和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以及自变量。本研究共纳入12个变量。在进行之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处理了源数据标准差随着自变量从0到1的变化，否定了不同数量级对其的影响。

四、结果与发现

（一）融合状况的测量。在使用因子分析法分析这些移民的空间结构前，我们用Pearson相关检测和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证明了适应性以及我们在前文提到的11个指数的可获得性。

上海城乡移民的社会融合包括四个结构空间（通常在统计学中我们选择特征值大于1作为主成分）。我们用F1、F2、F3、F4分别表示主要因子，其特征值分别为2.646、1.863、1.499和1.069。用方差最大化方法，我们得到了一个加载社会融合矩阵指标的旋转因子，如表3所示，这也改善了因素命名的争论。表3显示了所有因素的公因子方差高于0.5，其中身份认同（X8）拥有最高的公因子方差，与互联网使用（X10）和法律意识（X11）之间的公因子方差相比，结果表明身份认同（X8）是最稳定的指数，互联网使用（X10）和法律意识（X11）是最分离的指数。方差的累积百分比在四个主要因素中达到63.75%（超过60%）。从我们的测试结果来看，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跟随因素分析法来分析这些移民的空间结构。（表3）

此外，我们将F1、F2、F3和F4命名为社会关系融合因素、经济融合因素、心理融合因素和文化融合因素。

社会关系融合因素（F1），涉及移民社区间的社会人际关系。与社区成员（X4）交朋友的范围，友善（X5），社区朋友的支持（X6）和习惯相似性（X7）对F1而言有着最高因素加载值，分别为0.729、0.781、0.744和0.744。

经济融合因素（F2），反映移民的经济状况。收入（X1），工作稳定性（X2）和职业等级（X3）对F2有着最高因子加载值，分别为0.787、0.761和0.781。

心理融合因素（F3），反映了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们永久性居住在城镇的意愿。身份认同（X8）和愿意成为永久性居民（X9）对F3而言有着最高因素加载值，分别为0.801和0.793。

文化融合因素（F4），代表了城镇中移民的现代化水平，并解释了移民受到城市及其“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互联网使用（X10）和法律意识（X11）对F4有着最高因素加载值，分别为0.693和0.725。

在四个主要因素中，社会关系融合因素（F1）占23.62%，是方差的最大百分比；其次是经济融合因素（F2），为17.31%；然后是心理融合因素（F3），为13.54%；最后是社会关系融合因素（F4），为9.28%。

由于对社会融合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现有文献将融合视为权重或将方差的百分比作为权重。我们根据标准数值和计算的综合数值，将权重转换为1～100之间的值，并计算综合得分，新的因素按照上述计算得到每个维度的特定值，如表4所示。表4显示了这些移民的普遍社会融合水平不是很高。观察每个维度因素，我们发现社会关系融合的程度是最高的，紧随的是心理融合和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的程度较低，这反映了农村移民与城镇其他成员相处融洽，与他们之间存在巨大区别是可以快速在心理方面进行调节，文化融合的水平低于一般社会融合水平。最低的是经济融合水平，反映了其经济地位的较低水平，这也映射在收入分配（X1）、工作稳定性（X2）和职业等级（X3）。然而，经济融合的特性是最弱的，比其他因素相比，统计学意义较低。（表4）

（二）因素分析。为了分析影响移民的因素，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包括12个个体和目的地的因变量，并进行逐步回归以避免共线性问题。我们最终得到了五个回归方程。与个别因素相比，目的地因素对社会融合有更大的影响力。影响程度在家庭收入、社区融入、户籍、教育、生活在一起的亲戚数量、社会保障类型的数量和生活在上海的年数从系统上下降。年龄的解释力为59.2%，其统计学意义低于0.1%的水平，然而性别，婚姻状况、职业培训和目的地的社会支持被省略。

在目的地方面，家庭收入对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的水平影响最大，对被调查者的经济和文化融合起到积极作用，有着相对较高的相关性（p<0.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49和0.24。结果表明，移民家庭收入对经济和文化融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家庭收入对被调查者的社会关系融合与心理融合显示出消极的影响，相关系数分别为-0.13和-0.07。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那些收入较高的移民有着较低水平的社会关系融合和对城镇的认同。

对于社区融入，它对社会关系融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系数为0.42，p<0.001），在社会关系融合的各因素之中排第一位。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城市移民中的社区融入程度并不是很高，尽管参与公众社区活动确实有助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获得社会资本，被原居民和地方政权接受。此外，社区融入对移民的心理融合有着积极的的影响，系数为0.15（p<0.05），这表明社区活动对移民承认他们的住所来说是有益的。

在个人方面，户口对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的水平有最大的影响，对被调查者的心理融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经济融合的积极作用（相关系数分别为-0.77和0.1，p<0.001和p<0.05）。结果反映了与农民工相比，城市移民虽然有经济适应能力，但程度并不是很高。不过户籍对此有很大影响，尽管在其他地方有城市户口的人对城镇的认知度较低。

教育对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文化融合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对被调查者的心理融合影响较小。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移民拥有越高的教育背景，就越容易适应城市生活现代化。在经济融合方面，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对经济适应性具有更大优势，这就显示出经济适应性有更高的门槛。然而，在心理融合方面，那些具有较高教育背景的人没有显示出对社会融合的重要影响，而那些只有初中教育背景的人更有可能认识到城镇（p<0.05）。

对于居住在一起的亲戚的数量，对经济融合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据我们调查，移民家庭成员平均人数为2.5人，单身移民相对较少（约10%）。超过80%的夫妻住在一起，三个家庭成员组成的家庭近30%，而有4个家庭成员的占20%。越多的家庭成员居住在一起，他们就能节省越多的生活成本，这对移民的心理方面的融合起到积极作用。

除上述因素外，社会保险类型数量、在上海生活的年数和年龄对移民的社会融合的影响较小，其中社会保障类型的数量对经济融合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上海生活的年数对社会关系融合和心理融合表现出积极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16和0.09，p<0.01和p<0.05）。在上海生活的年数越长，移民越容易融入社会生活并创造一种本地身份感。对于年龄，它对社会关系融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对移民的文化融合有负面影响，这反映了年纪大的移民比年轻人更容易融入城镇的社会生活，更不容易融入文化生活。

五、讨论与结论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发现上海依然存在一些城镇，主要位于城市内环路以外的郊区附近。很明显，这是上海快速城市化和城市扩张的结果。与广州和深圳相比，上海城镇规模较小，数量较少。事实上，城镇只是移民安置的一种形势。目前，城镇中移民比例并不高，但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社会空间，城镇是移民特别是农村移民的重要定居点，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用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上海移民的社会融合和影响融合的主要因素。第一，我们用四个结构性维度定义上海城镇移民的社会融合。社会关系融合的因素涉及移民社区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经济融合因素反映了移民的经济地位，心理融合因素反映了移民的自我认同和在城镇永久居住的意愿，文化融合因素代表了城镇移民的现代化水平，解释了移民受城市影响的程度及其“现代化”水平；第二，数值显示，上海移民的一般社会融合水平并不是很高，超过一半的移民无法将自己融入他们的社区。融合水平从社会关系整合、心理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下降；第三，目的地因素，主要解释了经济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比个人因素更大，这也主要解释了心理融合。因此，社会融合是随着不同维度由许多因素影响的。

本研究侧重于空间差异和特定现象的背后机制。以前的研究表明，移民人口在不同的城市，它们的方差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同一城市的流动人口则显示出来一些区别。我们研究的结果也可能与其他城市已进行的研究有明显差异。例如，许多研究表明，经济融合因素会在社会融合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在本研究中，社会关系融合因素对社会融合产生最大的影响，而经济融合的影响是最弱的。该问题可能是Mike Davis在他研究世界银行对贫民窟改造的自助战略的批评中的提醒，虽然这并不是融合的话题。

从空间角度看，结构维度上的这种差异可能归因于不同城市或不同被调查者的特征。此外，以前的研究未能确定特定类型的生活空间，然而目前的研究将研究范围限制在城镇。城镇中的生活空间普遍满足低收入移民的生活需要，为他们提供便与融入城市社区的社会支持。因此，社会关系融合因素在调查中获得了最高分，事实证明，大多数移民在城镇中与其他社区成员有有利的关系。考虑到城市中的农村居民一般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拥有的相似之处可以帮助他们在彼此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这些居民也可以很容易地形成共同的观念和习惯，这有助于他们建立在社区内的身份认同感。而城镇中的高收入居民却被观察到存在相反的情况。他们居住在农村里城市里并不能促进他们融入社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移民融合明显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

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结论中，现存的悖论涉及到以前研究的假设。例如，以前的研究表明职业培训将有助于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和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并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提供可能性。但在这项研究中，职业培训对社会融合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移民的具体工作有关。而且，我们的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城镇村民都是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正式就业，不需要高水平的技能，这就可能导致移民很少涉及到职业培训。因此，社会融合明确地受到目的地的影响，特别是社区，为本研究提供了起点。事实上，与其他相关的调查不同，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强调居住在城镇的移民，以其作为我们针对特定空间和特点组织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移民。它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为了进一步研究，我们应该深入探究社会融合在不同阶层、群体、社会空间中的多样性，更全面、更彻底地把握中国城镇化的社会变迁的本质。

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目的地的规章制度必须对移民更开放。当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合。从经济融合因素来看，虽然大多数移民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相对提升的经济状况，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的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大多数移民都是体力劳动者，并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居住在上海。因此，经济融合的数值在四个主要因素中排在位列最后。此外，目的地的社会保障也会促进移民的经济融合，尤其对于在上海和家人生活多年的人；第二，移民必须提高文化素质以促进他们的文化融合。在文化融合方面，移民与公民的现代化有很大的方差。特别是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适应城市生活的主要方面之一。我们还发现，年龄限制了现代技能在这个人群中的普及。因此，在第二代移民中，现代技能的普及行必须被强调。年轻移民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可以使他们的家庭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的现代社会生活；第三，一个合适的生活空间可以帮助移民融入城市。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城镇的生活空间满足低收入移民的需求，并支持他们融入社区。从有着高数值的社会关系融合因素的角度看，我们发现大多数移民与社区中其他城市的移民相处较好，因为收入背景的相似性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以友好的方式形成相似习惯。然而，这并不适用于高收入移民或在其他地方有城市户口的移民，因为他们生活在城镇不能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区。因此，城市管理部门必须为移民提供有利的服务，创造不同的生活空间，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许多城市的拆迁城镇既不利于低收入移民的社会融合，也不会加速城市化进程。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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