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通过回顾北京出版业发展历史，将其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传统出版中心阶段；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后，国营或公私合营出版中心阶段；改革开放后“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阶段”；21世纪后数字化出版为主体的阶段。揭示当前北京出版业存在的管理制度僵化、出版比例失调以及对数字出版缺乏恰当的应对措施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出版业；阶段；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7月6日

一、引言

出版业具有知识信息密集、智力投入为主等文化产业的共性。与此同时，它还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文化产业的特性：首先，出版业内容丰富，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等产品种类丰富，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呈现不完全相同的轨迹；其次，出版业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受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明显；最后，出版业兼有盈利和公益双重目的。因此，出版业在文化产业中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二、北京出版业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北京出版业的发展与两个变量有明显的关系：一是制度方面的变革，比如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施，决定了北京出版业的发展方向；二是技术方面的进步，比如现代印刷技术的推广使北京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数字出版日益成为主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制度和技术两个变量的变化，北京的出版业也在不断的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是传统上的出版中心。北京作为金、元、明、清、北洋等历史时期的都城，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的出版活动。无论是在明清时期的官刻、私刻和坊刻领域，还是在近现代报刊出版领域、学术出版领域，北京都有十分突出的成就。

在明清时期，北京就有以《宫门钞》、谕旨、章奏为内容的传统报刊。民国时期，面向社会大众的报纸以及出版产业才开始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份刊物是于1918年10月由邵飘萍创刊的《京报》，由于经常针砭时弊，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欢迎。

（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改造为国营或公私合营出版中心。1954年开始，新中国对包括出版业在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合法的民营出版社，将其转为公私合营。通过国家投入资金、管理者的方式，改造为公私合营的企业。对那些不适当的私人出版社，熟悉业务的人被转移到国有或公私合营后的出版组织，其印刷、发行业务则并入其他企业。

完成上述改造后，北京一方面集聚了全国最主要的出版社；另一方面由于新华书店独家经营图书发行工作，出版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确立。新的出版管理系统加强发行工作的计划性，便于统筹安排图书市场。但是，发行渠道过少，使得拥有众多出版机构的北京发货能力明显不足，影响图书的正常发行。

（三）改革开放后，北京出版业进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新时期。改革开放后，出版业开始改制。1983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这一方针的落实，开拓了出版业务的新天地。出版业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主要出版机构逐步从公共事业单位转变为对自身经营和利润负责的企业。自此，中国进入了出版业的大发展阶段。出版社数量迅速增加，图书规模翻了一番。其中，一些民营出版机构也开始通过与国营出版社合作的形式逐步发展壮大。

北京集聚了我国约70%的出版资源。在出版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北京出版业更富于活力和生机。部委和高校所属的出版社对于推动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涌现了一批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富于特色、在全国占有龙头地位的出版集团。中央、地方、大学、专业四大类出版社业务开始出现交叉，出版社之间各据所长，互相竞争。

（四）21世纪后，北京出版业进入数字化出版为主体阶段。到了21世纪，北京出版业呈现了两个特征：其一来自制度方面，进一步推进了改革的力度，经营体制继续向企业化管理迈进；其二来自技术方面，出版业进入数字化出版的新阶段。北京出版业的发展正是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不断展开。

2000年后，北京市地方报业实施集团化和多元化经营战略，先后成立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其中，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但是，相较于工业领域，文化出版类企业的改革仍然有些滞后。很多出版单位过于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对于经营机制的改革持有相对消极的态度。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对于出版业的改革加大了推动力度。自2002年3月以来，北京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已在北京成立，经营方式向企业化转变。但是，大多数出版机构仍为事业单位（虽然分为全额拨款、差额补款、自收自支等几种性质）。之后，经过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一部分试点单位开始进入转企的过程或已然转为企业。2004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出版集团转型后，中国出版集团、科学出版集团等多个出版、发行集团先后完成了向企业体制的转变，北京出版业的改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3年，新的《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颁布，民营图书公司正式获得了出版物的国内总发行权以及在全国进行连锁经营的权力。

21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版业在数字出版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线零售商一跃成为最大的图书发行商之一。今天，电子书正在威胁并蚕食传统的图书销售市场。软件、网络、计算机服务、新闻出版等四大产业已成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力军。以新华社为例，截至2006年底，实现市场总利润超过9亿元，其中80%来自新闻和信息产品营销。

三、北京出版业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制度僵化，有待完善。作为比较特殊的文化领域，出版业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在全国没有太多的差异，北京出版业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面临着管理制度僵化、落后的问题。尽管一些出版社进行了转制，整个出版行业保留着很多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体制机制。长期以来，产业链上游的出版权、产业链下游的发行权等都被少数出版社垄断。在出版制度方面比较僵化，至少包括以下两点需要改进：首先，现有“书号”制度限制了出版业的市场活力。现有书号只能发放给出版社，造成了出版社对于图书、刊物出版的垄断。一些富于活力的民营图书出版公司只能公关出版社获取出版资格。“书号”成为了图书出版经营成功与否的关键，对于出版业的效率提升造成了障碍。出版社向管理部门公关、图书公司再向出版社公关。在大量的成本投入在公关层面的基础上，出版刊物的质量很有可能大打折扣；其次，出版社“去行政化”遭遇瓶颈。出版社的管理者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指定任命的，大部分还具有行政级别。出版人员相应地享有不同层次的福利待遇。“行政化”在很多方面制约着新闻出版的管理体制。比如，中央与市属单位之间由于行政隶属的差异，很难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出版社的“企业化管理”往往不够充分，难以充分激发出版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出版结构比例失调。当前，出版结构失调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报刊、杂志、图书，还是音像领域。用作教育用途的产品出版数量远远多于大众出版物和专业出版物。高度依赖教材，特别是中小学教材和教辅，反映了出版市场的虚高。真正广为大众接受并喜爱的好书、好作品仍然有限。一方面社会大众没有养成读书、花钱听音乐的习惯，使得出版业的市场受到局限；另一方面一些精品图书和音乐作品的出现，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培养。目前，这两个方面都有较大的缺憾。

（三）应对数字出版的发展缺乏高效举措。2010年9月，随着《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发布，所谓数字出版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制作内容，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活动。当前，在大力推动出版物流通的同时，数字出版游离于出版管理体制之外，盗版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数字出版产业的良性发展。

电子书打破了传统的国内图书出版规划，绕过了书号限制和书评系统。传统著作权法的核心是复制权，但在信息网络社会中，基于复制权的著作权保护制度需要重构。单纯的复制不损害权利人的著作权，引起侵犯版权的关键行为是把复制品向公众发行或传播。因此，原有的法律法规能够适用于纸质图书出版的版权保护，在电子书出版环境中却可能会失效。比如，传统出版机构的电子书是否使用标准书号，以及如何使用中国标准书号，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事实上，电子书出版商和电子书平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按规范标注甚至不标注等情况已经比较严重。

四、北京出版业发展建议

（一）推进管理制度逐步现代化。近年来，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前不曾触及的领域也开始转型。目前，北京市场上的畅销书大多数是民营书商与出版社合作生产的。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需要进一步打破垄断，给予民营书业获得更多平等的权力，使其独立可以出版图书，不必依赖于出版社提供的书号。

（二）增加社会资助力度，推进出版业多出好书、好作品。北京的报纸、图书等出版物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增加，但是增长的幅度却相对稳定。各种迹象表明，互联网和数字传媒的兴起并不能彻底取代传统读物，传统出版业仍然有着巨大的读者和市场。由于大众读物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需要读者和作者彼此水平的“相得益彰”。因而，如果能够给予优秀的作者足够的空间，为其提供一定的社会资助，将有利于好书、好作品的出现。在带动读者阅读品味提升的同时，形成出版产业的良性循环。

（三）强化网络读物的版权责任意识，加大对数字出版领域的监管。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针对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并发布了《国家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管理办法》、《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数字出版内容平台建设指导意见》，指明了数字出版产业基地、数字出版平台和网络出版的发展方向。未来需要严格执行上述规章制度，加大对盗版现象的处罚力度，确保数字出版和传统的出版一样，切实保护好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

北京是我国互联网媒体的中心。新浪、搜狐、网易等新闻门户均设在北京，这为北京数字出版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未来应充分利用现有出版资源，作强作优内容，积极推动全媒体出版。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抓手，搭建数字出版公共服务平台、成立新媒体的数字出版产业联盟。在做好区域性出版规划的基础上，促进政府给予数字出版以政策扶持。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1］范军.《北京出版史志》——区域性出版史料经眼录（一）［M］.出版科学，2014.22.1.

［2］李镜镜，张志强.国内外电子书书号管理现状及建议［M］.中国出版，2013.11.

［3］吕炳斌.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理念的重构———从以复制权为中心到以传播权为中心［J］.北方法学，2007.1.6.

［4］乔东亮等.首都出版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2006.6.

［5］殷爱平.北京传统出版业在文化创意经济中的发展态势［J］.北京社会科学，2008.2.

［6］赵均果，王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的发展与变革［J］.图书情报知识，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