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2010年中国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在学术界被广泛讨论。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调整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产业调整；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9月30日

一、概念提出

2006年，世界银行对东亚各经济体发展状况与拉美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阻力，特别是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由于失去经济发展动力，陷入长时间经济停滞，从而未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世界银行标准，GNI低于1，02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GNI在1，026～4，065美元之间为中低收入国家、GNI在4，066～12，72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GNI在12，61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从世界各个经济体发展进程看，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和东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便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还有倒退，未能跨入高收入国家，即陷入了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据世界银行所发布的标准，201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65美元，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并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邹志鹏（2011）等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切入点；二是郑秉文（2011）等认为收入分配公平问题和贫富差距对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极为重要。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消费，完成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实际上，这两种思路都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行路径。

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世界银行所阐述的“中等收入陷阱”具有较大的争议，只是简单的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区间判断一个国家处于哪个收入区间。若一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就会被视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这一判断标准忽视了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理由在于：其一，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中等收入区间划分则是一个统计上的绝对数。徐伟（2011）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2008）以发展水平、GDP、HDI为主要指标进行划分，10.7亿人口处于高收入国家，9.6亿人口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36.9亿人口处于中下等收入国家，9.8亿人口处于低收入国家。余芳东（2016）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全世界215个国家低收入国家有31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1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53个，高收入国家80个。无论以国家还是以人口计算，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都占大部分，所以具有相对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不一样，2016乌兹别克斯坦以7.8%的增速排名第一位，阿塞拜疆增速同比下降3.8%，排名垫底，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总会有高中低水平的差异，这也会导致必有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高收入国家必然占少数，而更多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似乎必然，这属于统计上的必然；其二，纵观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史，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缓慢的，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发展才有今天的繁荣。遭遇战争和经济危机，经济甚至会出现倒退，因此不可否认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曲折性。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进而使劳动力工资、资本使用成本增加，最终产品价格会上升，竞争力下降。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陷阱的核心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不能实现经济长期的、快速的增长。若一国能实现以9%经济增速，较长的时间后必然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问题的核心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关键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知识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

三、策略研究

（一）产业结构优化与发展方式转变。欧美发达国家（如英美）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证明，要从中高收入国家步入高收入国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世纪50年代，美国把钢铁、汽车和机电等资本集约型产业当作重点发展；20世纪70年代，又把重心转移到技术集约型产业上，如新材料、计算机、航天航空等高新技术产业；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加速信息产业发展，并加强信息产业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融合。

二战后，日本把经济发展当作整个国家首要任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实施“国土开发”、“贸易立国”、“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等战略。产业由轻工业（纺织、食品）向重工业（化工、钢铁）转变，经过十年的努力，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韩国经济发展被誉为 “汉江奇迹”。韩国把战略重心放在产业结构调整。大致完成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升级；同时，在韩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外向型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90年代初就达到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

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大力推进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并采取了鼓励投资、改革税制、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使其经济此后十年间以高于10%的增长率增长。到70年代，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和干扰，台湾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进行转变，提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升级、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方略，在岛内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施第二次进口替代，满足岛内需求。到90年代初，台湾提出“知识导向战略”，将发展重心转向光电、微电子、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在物质资本有限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约束下，一国很难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投入而持续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提高。随着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提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被重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本优化是战略共性，用教育投入额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可以发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日韩公共教育经费占GNP比重大约比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高1.5个百分点，结果显示阿根廷等国家大学入学率比日韩至少低10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是优化人力资本的基础，这几个国家间人力资本水平的明显差距，导致经济增速呈现较大差异。

（三）经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调整。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约束条件。关于制度的定义和界定还有很多，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制度更多意义上阐述的还是行为规范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纳入研究框架，并将其“内生化”，认为制度可以通过影响人的选择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及其效率，从而决定经济发展历程。诺斯还指出，制度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而非通常所说的技术性因素，由此可见经济制度和体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日本、韩国、新加坡在经济起步阶段都主要依靠政府规划和政府威权促进经济发展，在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政府职能发生较大的转变，更多地依靠提供经济制度和服务释放经济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调控和干预，转变政府职能，使经济模式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更好地服务经济。

收入分配不合理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进程，一方面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若贫富差距过大，很少的人掌握了大部分财富，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导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大会激化社会矛盾。事实表明，东亚、拉美国家都发生过此类暴力事件和政权更迭，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过程中尽量缩小贫富差距。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慧芳，艾天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逻辑机理与路径选择［J］.经济问题，2017.8.

［2］陶双桅.“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文献综述［J］.管理学刊，2015.28.5.

［3］高杰，何平，张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2.3.

［4］徐瑾.中等收入陷阱研究评述——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思考及启示［J］.经济学动态，2014.5.

［5］余芳东.世界银行关于国家收入分类方法及问题探讨［J］.中国统计，2016.6.

［6］张欢，徐康宁.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说渊源及其思辨［J］.江苏社会科学，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