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管子》轻重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市场流通规律和宏观调控理论，这对于我们应对新常态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管子；轻重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流通规律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3月20日

管子即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颍上人，即今安徽省阜阳颍上县人。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辅佐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齐国跃为强国，齐桓公葵丘会诸侯，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史称“齐桓公始霸”。《管子》一书主要是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迹事，掺杂其他稷下学者的论述，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管子》这本书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自然等。

《管子》这本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经济巨著，书中保存了我国古代极为丰富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资料。这本书虽以管子命名，却并非由管子一人完成的，而是一部自战国时代到西汉前期的论文集。所论述的经济问题相当广泛，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方面，其中的众多思想在当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并且与西方的一些主流经济思想有相通之处。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轻重理论是其经济理论的核心。

中国古代几千年封建社会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中，经济必然依附于政治，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地位，必然对经济进行干预，因此古中国国家统治者对经济的态度主要是干预，而不是采取自由放任。《管子》中的轻重理论首开宏观调控的先河，其精髓是将其政策主张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同时政策主张也被后世所效仿，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西汉桑宏羊的均输、平准政策和唐代改革家刘晏的财政改革。《管子》中的轻重理论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因其符合时代的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轻重》篇集过去思想家轻重观之大成，并加以系统化和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轻重理论体系。理论核心部分是价格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国民经济管理做了详细的论述。《管子》轻重论的实质是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国民经济。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一词由此而来。所谓经济常态，是指在经济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由经济规律所主导的经济活动相对稳定特征的动态过程，就宏观面而论，经济常态应当最终取决于某一段时期由技术、制度、人口与劳动供给和资本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而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新常态”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然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同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不全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其次，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针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笔者通过对《管子》轻重理论的学习，认为其中的市场流通规律和宏观调控理论对应对新常态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对于我国的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2014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一文归纳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

（一）中高速。李克强曾说：“只要我们的发展有就业、增收入，有质量、提效益，节能环保，没有水分、实实在在，增速比7.5%高一点或低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还是从历史上（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看都是无可厚非的。

（二）优结构。产业结构方面，我国现如今距离发达国家还仍有一定的差距，未来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占比重仍需大幅增加，进而成为产业主体。需求结构方面，我国的储蓄率全球第一，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消费意识太过保守，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消费在以后将逐渐成为主体。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城乡区域结构方面也将有各自的优化。

（三）新动力。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离开中国市场转向东南亚等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世界工厂难以为继。所以，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当前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目的即在于此。

（四）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拿楼市风险举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为71，835万平方米，2016年2月商品房待售面积增加至73，931万平方米，达到历史最高点。而后连续四个月库存降低，累计去化库存总数达到2，515万平方米。在财税、金融等政策刺激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在连续23个月下滑后，2018年1月份开始有所回升。2016年上半年在楼市去库存压力不减的背景下，“地王”的身影有增无减。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城市出让单宗土地金额超过10亿元的地块合计219宗，其中溢价率超过100%的地块达到了109宗，溢价率超过50%的地块更是多达167宗。自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房地产去库存纳入2016年工作重点，在半年多的时间，楼市去库存交出“中考”答卷。梳理各地经验表明，只有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产品端供给，才能真正确保楼市去库存，防止房地产泡沫的滋长。

以上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具备的四个特征，与之相对比的是我国以往的一种旧常态。旧常态时，高储蓄-高投资，人口红利贡献巨大，并且有严重的房地产依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那时的高增长是不平衡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我们的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GDP消耗的能源、环境资源承载力、科学技术等方面并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健康成长。而现如今，第三次科技革命，即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将会很大程度改变现今的经济格局。德国已经有了工业4.0计划，中国也必须积极寻求改变。

如今，中国经济只有适应新常态，才有可能长久持续地发展。正如习近平在提出新常态时所说，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客观上讲，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我们要做到沉着冷静，不急不躁。总体来说，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深入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举措。另外，我国也积极在海外寻找发展空间，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高铁走出去”等，这些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好办法，同时也将促进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状况下全面发展。

二、《管子》的轻重理论

《管子》的轻重论的实质是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国民经济。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了解到《管子》的轻重理论中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二是对该规律进行利用的宏观调控理论。

《管子》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为封建社会确立和逐步发展完善阶段。《管子》的轻重理论中十分注重运用国家权力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因为任由市场的自由发展，必然会导致不公平和效率低下。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了轻重理论中商品流通规律的相关理论。轻重理论者提出了各种商品轻重变化的一般规律。“夫物多则贱，寡则贵”，当商品供过于求时，价格则低，供不应求时，价格则高，也就是商品的供求关系影响商品的价格。

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市场自身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弊端。自发性：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自发地追逐利益，为了眼前的利益，就很可能会制假售假，为了不正当利益，还有可能会导致盲目竞争和不当行为的产生；盲目性：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完全掌握市场信息和控制经济变化趋势，导致“一哄而下”；滞后性：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价格信号传递到商品生产的调整有时间差。这些弊端必然导致不公平和效率低下。

针对市场调节自身的弊端，国家宏观调控就显得尤为重要。轻重理论的目的也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其次，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最后，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强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举措有很多：首先，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控制货币流通量；其次，国家运用轻重敛散之术，控制货币流通量；最后，国家对某些重要的行业实行官营和专卖，垄断重要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等。这些相关的举措在我国历朝历代都有所采用，甚至有些一直沿用至今。

三、《管子》的轻重理论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启示

《管子》轻重理论的实质是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国民经济。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管仲的改革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的轻重理论在后继者的补充完善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其中以农为本、兼营工商、以民为本、国家调节等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和借鉴。哪怕在今日，《管子》的轻重理论中的许多观点对今天的市场经济仍然适用。

（一）要勇于改革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尽管我国经过30多年的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相对于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总体部署，关键是要加以落实。应对新常态必须向体制改革要红利。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趋于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成员。信息化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法门利器，既要鼓励自主科技创新，又要注意引进和利用世界科技创新成果，信息技术、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利用等均是重要突破方向。

（二）要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创新利用人才红利。尽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在加重，我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总和生育率（如单独二孩政策）等措施，拉长人口红利释放期，减小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另外，在现有人口结构基础上，可以通过一系列措施，如企业改革、人员流动和教育培训等，充分挖掘、培养和形成人才优势，开发和利用人才红利，即“人口质量红利”。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2013年末，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直接影响创新能力的“研究人员总规模”在2010年达到121万人，首次超越美国的119.8万人，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且中国高端劳动力人才的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上述人口质量红利，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新常态下实现知识驱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驱动型的较高质量增长。

（三）要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我们的政策目标。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方法之一就是要保证在经济发展和推进体制改革时，能够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当然，福利的刚性又从另一个方面要求我们，这种改善必须是渐进和可持续的。

以上仅为笔者列举的一些方面，其实还有诸多的举措和方法。例如，当前所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便是国家和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有力举措，也是国家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的一个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个体工商户的蓬勃发展，使市场需求与供给尽快相遇，充分释放了市场活力，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第一轮原动力，也是第一轮改革红利的源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依靠中小微企业的“五六七八九”的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产品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的企业数量。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创业将会越来越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社会繁荣的源泉。

中国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至伟之人，留下无数的精神财富。毫无疑问，《管子》对于当下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汲取其中的养分，让其真正为我所用，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做的。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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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民日报评论员.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N］.人民日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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