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就财富对幸福感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具体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幸福感的概念、发展以及测度；财富分支中的资产、负债以及资产负债结构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现状。最后，总结并思考将资产负债作为整体并形成解释变量时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需要注意的方面。

关键词：财富；幸福感；综合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1136）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5月22日

一、引言

国民幸福感一直以来都是各国发展的终极目标。无论是政府的当权者，还是商业纵横下的企业群体，其终极目标一直是实现每一个居民对幸福的追求。随着社会各界对国民幸福具体事宜的逐步关注，学者们也开始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稍晚于西方国家，纵使起步较晚，却发展迅速。迄今为止，我国的幸福学已经涵盖了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相互交织，互相借鉴，融会贯通，构建出一个研究框架的雏形，并为后续学者对其体系的补充和深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统意义上来讲，幸福经济学中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考虑一般都是以收入数值或者是资产数值本身为主，然而对于家庭财富而言，收入作为财富输入部分，形成了一定数额的资产，但同时也有相应的输出和债务的存在，双方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家庭财富。因而，研究家庭幸福感的经济方面，应以家庭财富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而非单独列出分支来分析其对幸福感的影响。

二、幸福感内涵及测度研究

（一）居民幸福感定义。对于经济学而言，理论上往往将幸福等同于效用。由于效用的大小与消费以及收入经常挂钩，所以提高效用也就是提高收入，因此最初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收入数值为主的纯粹的财富数值来作为幸福的影响主体。因而，各国政府为了实现国民幸福的目标，转而提高国民财富，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发现经济的发展并未伴随着国家福利水平持续的提高，财富与幸福之间略有差异，并相继出现了伊斯特林悖论等理论。众多学者开始为此寻找具体原因。Carol Graham（2005）总结了一系列相关经验结论，他提到，一个富国的整体幸福水平必定高于一个穷国的整体幸福水平；一个国家富人的幸福水平必定高于穷人的幸福水平；然而，国家内部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平均幸福水平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平均幸福水平会在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时逐步下降。由此可见，除了收入以外，还有非收入因素对居民家庭的幸福产生影响，尤其不可忽视有关文化方面的因素。之后，幸福经济学将影响因素研究的视角扩充至三点：宏观经济因素、个人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以及家庭的综合财务状况。围绕这三点的研究，幸福经济学逐步回到了一个客观和理性的层面。其中，收入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家庭的财务状况方面却有所欠缺，类似的理论仅包括陈屹立（2017）的有关家庭债务对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刘宏等（2013）有关家庭永久性收入与房产对幸福感的影响，而对于家庭的资产负债作为整体对幸福感的研究更是无缘得见。

（二）幸福感的测度与方法。之前学术界由于对幸福感概念范围的误解，仅仅看中收入数值的增加，对于幸福感本身并未进行测度和分析。之后认识到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存在非收入因素后，各国重新筹备幸福感的测量。之后的幸福感已从单纯的GDP度量转化为利用心理学调查问卷的方式，例如世界价值普查的调查问题如：“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答案包括1~10这十个数字，由被调查者进行填写；有的是对国民生产总值GNP进行调整，得到经济福利测度（MEW），该指标删除了GNP中的发展污染和城市化导致的精神压力等因素，并增加国民休闲娱乐和家务劳动量等因素；不丹放弃了使用GDP来评定国家的发展水平，而是采用国民幸福总值GNH。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逐步踏入选择幸福指数的研究中，学者傅红春（2008）筛选了23个指标，旨在测定国民生活的幸福水平。另外，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调查的2008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状况的调查数据（SGSS），国家统计局2009年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项目所得数据，以及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CGSS数据等，他们采用主观调查问卷的方式，直接以数字的形式询问被调查者的幸福度，以此来测度幸福感。

三、财富与幸福感研究现状

幸福经济学中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初仅限于简单而直接的财富概念。然而，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出现，学者们逐渐发现，幸福的影响因素不仅是简单的收入财富数值。为了寻找原因，各方展开诸多研究。抛开人口学对幸福有关年龄、户籍、家庭人口数以及婚姻情况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社会学有关公共政策、环境污染、住房问题、教育水平、人际关系等因素的研究，学者开始探讨将财富的每个部分进行深入挖掘，以及横向、纵向剖析。

从家庭金融层面分析研究资产负债角度的幸福经济学时，需要先了解迄今为止资产、负债以及资产负债结构分别对幸福感影响的成果情况。

（一）家庭资产与幸福感。收入是组成资产的一部分，其事实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作用。对于资产影响幸福的层面上，经济学一度将幸福等同于效用。由于家庭效用的实现受到消费数量以及消费品类型一定程度的制约，而消费的制约因素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预算线收入的多少，也就是说，收入影响着效用和幸福的提高。虽然收入等同于效用说较为狭窄，但家庭幸福度的确会在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再逐步下降，家庭的初等收入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幸福有促进作用。罗楚亮（2009）通过分析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无论是相对收入还是绝对收入，收入可以显著提升幸福感。张翔等（2015）分析住房方面与幸福感时，发现住房的资产属性对居民幸福感不显著，而对居住属性显著。孙计领（2016）研究发现，收入差距能够通过分配不公平感提高居民幸福感。另外，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提到，由于生命不同时期的收入存在差异，家庭收入较低时消费会受到影响，从而效用也无法达到最优化，但倘若具备一定的条件，那么盈余时期的资产可以平滑到收入短缺时期，从而实现跨期消费和个体效用最大化。也就是说，当家庭的收入影响到了消费，以至于效用即幸福，那么家庭的资产就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抵消不良影响，由此看来，资产对幸福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呈正向作用。

（二）家庭负债总量与幸福感。对于家庭债务对幸福的影响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充分，但部分学者已有所涉及，如国内的陈屹立指出家庭的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包含两种相反的效应，正的效应来源于资产对消费与收入的平滑作用，生命周期假说的建立正是基于金融市场无摩擦的假设，如果没有良好的借贷市场和储蓄手段，青少年时期的拮据消费就无法依赖于借贷手段实现对未来收入的预支，未来的老年生涯也无法利用储蓄方式动用年轻时代留下的财富；负的效用来源于借贷压力会影响人的心理方面，包括情绪和健康。陈屹立通过将债务分为银行负债和非银行负债，以及按照受教育程度、收入、城乡分群体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家庭债务总体对幸福感产生负向作用，这些负向作用由非银行债务引起的，银行债务对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能够产生正向作用。总之，家庭债务对幸福度是产生正向亦或是负向作用将取决于群体的异质性。

（三）家庭资产负债结构与幸福感。针对家庭的财务影响幸福的情况，国内外的文献中均少有涉及，只是将财务中的债务方面另辟出来对幸福进行研究。事实上，家庭的资产和负债多有关联，家庭在购置资产时容易受到来自收入的掣肘，需要引入负债来解决，导致资产选择受限，或者是购置的资产与负债形成的金融压力相互牵制，引起所购置资产比例上的限制；而当举债进行有关家庭活动时，家庭的资产状况又将变成可负债水平的条件，比如作为抵押品的家庭资产的市场价格，可以影响贷方给予贷款的利率高低；甚至，家庭的资产和负债还存在着同步变动的关系。由此可见，家庭的资产与负债往往密不可分，然而学者们在研究时，往往将这两个方面割裂讨论，由此导致很多领域的研究问题中，资产与负债的结合讨论较少，仅有的研究包括：Van Hemert（2010）在分析家庭最优贷款类型的选择时，不仅考虑了实际利率和抵押贷款的金额，同时也将家庭的资产选择融入其中；Brown ＆ Tayor（2008）将资产负债的同步性纳入了对美、英、德国的家庭净资产的决定因素中；陈斌开、李涛（2011）在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现状及其成因时，利用二元Probit模型对资产和负债同时分析，并构建资产负债结构性指标，对家庭的金融压力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李江一等（2015）继续从家庭资产负债的角度来研究幸福收入之谜，并发现相对收入与幸福之间具有负向作用，而相对资产与幸福之间具有正作用，双方的共同作用导致很多时候收入并不会总是引起幸福的增加。由此可见，资产与负债往往相互牵引，密不可分，双方均存在于住房市场、金融市场以及经营方面等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同步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方因素。因此，对于幸福的研究，必须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要关注资产负债的同步性和在金融产品选择上形成的金融压力。

四、总结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幸福的研究事实上一直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进行拓展，而对于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上却稍显不足。三个幸福经济学视角中的两个——宏观经济研究和收入的视角，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确实硕果累累，只是理论上有一定的欠缺。当然，田国强（2006）补充了理论方面的内容，他利用所建立的一个规范的理论经济学模型，将心理学中的攀比心理和经济学中的忽视变量理论合为一体，针对伊斯特林悖论给出其相应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两个视角的理论库依然缺少有效的补充。另外，对于第三个视角家庭财务方面，不论是实证还是理论，都近乎一片空白，这将成为相应领域学者的研究方向。

家庭财务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离不开以下方面的思考：第一，家庭财富整体对幸福感的影响情况如何，并且在研究时，如何对资产负债进行归并，以便于作为家庭财务的综合指标，进而形成统一的整体来对幸福感进行相关研究；第二，不同的文献对负债和资产的类型区分存在差别，如何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分分析；第三，从家庭资产负债综合方面到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哪些，如何解决其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四，不同类型的人群的财富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突破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重点，对于财富中的资产负债综合方面对幸福感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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