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现已成为未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然而我国农民长期以来处于较弱地位，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经营模式，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方面的机制仍不完善。截至目前，融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家庭农场健康良好发展的首要原因。本文从家庭农场的融资现状、路径选择、信贷约束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入手，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寻解决家庭农场融资难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家庭农场；融资问题；对策建议；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7月17日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自建国以来始终都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1982年至今，中共中央发布了17份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的战略地位，所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措施是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家庭农场应运而生。2013年“中央一号”也明确提出，要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但是，对家庭农场的描述在国外早就已经出现。USDA将家庭农场定义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允许有少量雇工，以生产商品化农产品为目标，可以覆盖家庭和农场的运营成本和费用，并自行经营管理的农场组织。俄罗斯《家庭农场法》规定，家庭农场是享有法人权利的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高桥五郎描述了日本学者关于农户经营体的界定，在日本人看来，家庭农场属于农业经济组的一种，这种农场同时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营面积和资金规模，能够进行农业的生产活动并提供农业的相关服务，不论是因为自己主观意愿还是他人的委托。本文将从家庭农场的融资现状、路径选择、信贷约束问题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入手，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寻解决家庭农场融资难的有效方法。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起步较早，家庭农场在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为了正确地分析国外研究成果，以下将着重针对国外学者在家庭农场融资的问题、路径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家庭农场融资问题研究。国外一般将家庭农场看作企业，早在1988年美国经济学家Berger（1998）就认为企业创立的初期阶段，融资渠道非常狭窄，获得外部融资也较为困难。Thompson（2009）认为金融支持政策与家庭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贷款利率和保险补贴等政策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收入。Robert A（2010）的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对大型和超大型的家庭农场的财力支持力度较大。Tom Hertz（2009）认为财政补贴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关键，即使增加农户的信贷供给也不可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原因是农户将获得的无抵押贷款用于消费性支出，并未投入到农业生产中。Khandker等（2013）研究发现农户融入资金主要有两方面用途，用于生存性活动和消费性活动，生产性活动的融资主要是来自向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用于消费性活动的融资则是来自非正规融资渠道的资金融入。Paolo Sckokai（2009）通过模型进一步分析发现，干预价格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农场主的融资决策。
（二）家庭农场融资路径研究。大多数外国学者将家庭农场视为中小企业性质的组织，并以中小企业的融资理论作为其融资的基础理论。Banerjeel（1973）提出长期互动假说，认为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家庭农场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进行长期合作可以减少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模式的借贷避免了大型金融机构倾向于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的问题。Phlillp Strallan（1998）都认为中小金融机构更有利于解决规模适中的家庭农场的融资问题。Pal（2002）通过对印度农村的调査发现，越是富裕的农户越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消费需求较大的农户会同时选择正规金融的融资渠道和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借贷。Rong Kong（2010）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户融入资金最先选择的是非正规融资渠道，而在非正规融资渠道中从亲朋好友那里融入资金占半数以上。Kochar（1997）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更深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农户从非正规渠道融入资金的交易成本基本为零，故非正规渠道的融资优势更加明显，农户更愿意选择这种模式。Hoff（1993）从另一方面阐述了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原因，为适应农户资金需求的多样化，非正规融资渠道的灵活性满足这一需求。Jane L.Glover（2013）运用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在分析家庭农场在面对危机时如何妥善处理的过程中，更加充分地印证外源融资是融资路径选择中的最佳方式。
（三）家庭农场融资影响因素研究。Jane L.Glover（2010）运用资本理论的方法，对家庭农场资本结构的组成模式对外界影响的反应能力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当家庭农场的经济资本在高位时，农场主对继续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较低，而当家庭农场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占比较高时，农场主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较高。Daniel E.May（2013）运用建立概念模型的方法，对家庭农场经营企业发展的动态能力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刺激等经济手段对农场劳动力向外迁移有较大的影响，当非农用工的工资超过农场所提供的工资时，农场劳动力就开始向外部转移。S.Dogliottietal（2006）提出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式受到资源禀赋的影响，其发展模式要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农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Andrea Zimermannetal（2009）认为农场的发展要考虑到环境和经济与农场之间的双向影响关系，对农场实行什么样的措施要充分考虑到农场经营规模、专业化程度和集约化程度。
三、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和专家对家庭农场的研究相对国外较晚，早期很多学者对家庭农场的相关概念、发展优势等做了大量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家庭农场的融资和金融支持等方面，采取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也是各有千秋。以下将从家庭农场融资的现状及渠道、信贷约束、建议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分析。
（一）家庭农场的融资现状和渠道选择。陈卫东（2013）基于荆州市首批121个家庭农场的调查结果指出，家庭农场筹资呈现多元化、资金投入量大、财务管理能力弱的金融性特征，资金投入基本以自有资金为主，融资性需求与保障性需求并存，以融资性需求为主；资金需求的用途以长期发展性需求为主；资金需求的额度以大额需求为主；资金供给的局限性以主体的弱质性为主。
吴婷婷等（2014）通过对江苏省南通市的调研指出，66.34%的家庭农场资金借贷来源主要为民间借贷，通过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家庭农场占比分别为9.12%和15.40%，另有9.14%的家庭农场选择了其他融资渠道。对此，程春丽（2015）、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15）、冷秋平等（2015）基于各自的调研结果，均得出相同的结论：家庭农场倾向于通过亲友借贷等民间借贷的渠道进行融资，相比之下，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渠道融资的样本数量占调研样本总量的比例明显降低。
张志鹏等（2015）基于河北省家庭农场的调查结果指出，河北省家庭农场的发展呈现各县市发展不均衡、经营涉及多个领域、土地规模不等等特点；在融资方面，针对家庭农场缺乏资金没有贷款担保的现状，金融机构也加大了扶持力度，如河北省农村信用合作社已为家庭农场发放贷款15.8亿元；邯郸银行专门推出了“家庭农场贷”，同时为家庭农场提供不同的担保方式等。
兰勇等（2015）基于52家有融资需求的家庭农场的调研结果指出，当前家庭农场融资可获得性不高，家庭农场融资可获得性受到了农场主年龄、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农场主身份、农场主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姜丽丽等（2017）基于宿迁市宿城区306户家庭农场的调查结果指出，家庭农场主的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有农机补贴、参加农业保险对家庭农场的信贷需求有正影响，专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对家庭农场的信贷需求有负影响。家庭农场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正规信贷约束。
（二）家庭农场信贷约束问题。关于家庭农场信贷融资约束问题的分析角度，国内学者的着眼点众多。但是，通过文献整理可以得出，大多数学者选择的角度主要分为四个：一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二是家庭农场自身条件；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四是担保、保险服务。
1、基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角度。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课题组（2013）、朱聪等（2014）、王亦明等（2016）、袁梦等（2017）提出，涉农产业投资高风险、高成本、盈利低，不符合金融机构经营目标的要求。此外，金融机构考虑到家庭农场的信用风险，大多数不愿意为其提供中长期贷款。
李善民（2014）、王亦明等（2016）提出，家庭农场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信誉状况、资产状况、项目风险缺乏可靠的评估手段，只能通过提高利率来补偿农业信贷市场的风险，在信贷融资过程中易造成逆向选择问题。
胡德（2014）提出，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发展不充分，体现在：一是农村金融机构总量偏少；二是农村金融机构以国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为主，种类较为单一；三是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造血功能发挥不充分。这些现状导致家庭农场获得信贷融资的渠道不畅。
杨蕾等（2014）提出，目前金融机构尚未专门面向家庭农场来制定信贷管理办法。当前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无论是从信贷规模、信贷期限、信贷产品，还是从金融服务方面，均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农场金融需求规模化、金融服务特色化的需求。
吕惠明等（2015）提到，金融机构对家庭农场的信息缺失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申请、审批程序复杂也是家庭农场信贷融资面临的重要约束因素。
张正宝等（2015）、曾平生（2016）、王亦明等（2016）提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一家独大，几乎垄断农村信贷资金，农村信用社对家庭农场的资金满足率仅为60%，且对家庭农场贷款门槛要求普遍高于一般工商企业，致使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同时，农业高风险、低收益，在农业保险发展不足的情况下，为弥补高风险，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利率一般较高。
潘红等（2016）提到，家庭农场一般属于集约化经营，需要一定规模的土地流转，具有较大的经营规模，同时需要先进设备的购置费、承担较多土地流转费，因此家庭农场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和较为长期的融资期限，而传统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产品不适应家庭农场的融资需求。
2、基于家庭农场自身条件角度。郭伊楠（2013）提出，部分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诚信意识缺乏，仍然存在故意拖欠贷款和逃贷的现象。此外，涉农企业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与家庭农场就种子、饲料供应等方面内容签订相关协议，但这样的协议在履行过程中要面临一定的违约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课题组（2013）、胡德（2014）、朱聪等（2014）、杨蕾等（2014）、王亦明等（2016）提出，家庭农场发展融资成本较高，缺少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且各种评估费用和抵押登记的费用大大增加了贷款成本等问题，同时，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实行单户限额管理，其所能提供的贷款额度不能完全适应家庭农场大额资金需求。
曾平生（2016）提到，部分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土地产权问题的了解不够深入，对承包权、经营权的认识也不够明确，降低了家庭农场通过贷款渠道融资的选择性。
王建华等（2016）提出，家庭农场具有初期收益较慢的特征，无法及时还款会加重农场主的经济压力，同时严重影响在商业银行的信誉，不利于后期发展。
杨蕾等（2014）、王亦明等（2016）提出，家庭农场规范程度低、农场主能力有待提高的现状是目前我国家庭农场信贷融资的主要制约因素。
潘红等（2016）提到，家庭农场具有的农业先天劣势、有效抵押资产不足、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都成为家庭农场在信贷融资环节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
3、基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角度。胡拥军（2013）将家庭农场面临的金融支持制约总结为政策、制度和环境三方面：家庭农场政策边界不清制约家庭农场专项金融产品开发，金融制度安排导致家庭农场金融产品供给同质化严重，金融服务中介环节不健全制约农村产权资源“货币化”。
李善民（2014）、王亦明等（2016）提出，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设定抵押，上述法律规定束缚了各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尝试和探索，致使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抵押贷款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银行贷款受制。
袁梦等（2017）提出，目前我国对家庭农场的政策扶持难以满足家庭农场的发展需求，获得扶持的家庭农场数量及比例较少。他们还提到，政府对家庭农场的直接补贴、信用担保和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都能有效提高家庭农场的融资或信贷的可获性。
4、基于担保、保险服务角度。李善民（2014）提出，目前我国农村资产评估机构、产权交易中心、律师事务所、担保公司等农村资产权属交易所需的机构尚未建立起来，造成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缺失，制约土地使用收益权抵押贷款的开展。
胡德（2014）、王建华等（2016）提出，农业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不仅在品种上限于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基本的业务类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的覆盖面也处于较低水平，这种担保方式的单一性和局限性降低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
杨蕾等（2014）提出，目前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尚不健全，农业保险覆盖率低，不能为家庭农场融资保驾护航。具体体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缺乏、商业农业保险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险种较少、部分保险产品设计不合理、化解风险的作用较小、农业保险服务水平层次较低等方面。
王亦明等（2016）提出，农业保险经营的高风险性及高成本性，致使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充分发挥对家庭农场融资的保障作用等。
（三）改善家庭农场信贷融资对策建议。岳正华等（2013）、楼栋等（2013）、李善民（2014）、胡德（2014）从农业贷款抵（质）押角度考虑，提到要明确界定土地所有权永久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归承包土地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可以考虑给农民颁发土地承包权证，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农民拥有长久的承包权，强化承包权具有继承、转租、转让及抵押等功能，提高家庭农场贷款的抵押能力。
楼栋等（2013）、杨蕾等（2014）、曾平生（2016）从农业的担保和保险角度考虑，提到农业担保公司要优先为家庭农场提供贷款担保，解决其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各级保险机构应结合家庭农场的特点，开发具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积极为农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等环节提供各类保险服务等。
郭伊楠（2013）基于对家庭农场融资的逆向选择风险考虑后提出，融资向家庭农场流转，是一个全方位多侧面的系统工程。在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过程中，面对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农产品的市场风险以及贷款信用风险，既需要全面构建农业中介服务体系、农业保险和统一授信制度，又需要直面融资过程的逆向选择风险，通过完善数据库建设及分类评级制度，切实消解家庭农场融资过程的逆向选择倾向和偏差。
胡德（2014）、杨蕾等（2014）、乔宏等（2015）、曾平生（2016）从正规金融机构角度提出，政策性金融应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积极诱导和示范功能，规避逆向选择风险；商业性金融应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结合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特点和趋势，进行金融业务战略调整，引导商业性金融正确认识家庭农场的投资机会；合作金融应探索制订与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贷款额度、贷款条件、放贷程序，鼓励在家庭农场发展较好的地区设立更多农村网点，信贷权限下放等。
潘红等（2016）认为传统的信贷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P2P网络借贷”所具有的便利性、灵活性、无抵押等特点，与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实现契合，能够缓解家庭农场无抵押贷款和自有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较大程度地满足家庭农场的融资需求。
王亦明等（2016）提出“农业众筹”的新融资模式解决家庭农场融资难题。他们指出，农业众筹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打破融资双方原有信息壁垒，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相比传统的融资方式，众筹融资对家庭农场来说风险较低，相比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众筹融资的门槛相对较低；农业众筹平台考察的主要是融资项目本身的可行性，而不是信贷主体的信用。
袁梦等（2017）提出，解决家庭农场融资难题，应设立家庭农场发展专项基金，为家庭农场大型农机具的购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支持，要鼓励和引导银行、公司以及各类社会资本向家庭农场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为家庭农场制定合理的放贷程序和贷款条件，适当提高贷款金额上限，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贷款周期。最后，提高国家财政资金支持的数量和比例，同时优化财政支持结构，把有限的支农资金用到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
（作者单位：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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