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代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用以说明经济增长要以合理的产业结构相匹配，在此基础上的城镇化才是稳定有效的。同时，也为我国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协调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三者发展关系上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基金项目：贵阳市白云区科技计划项目：“大健康产业与城镇化及老龄化的协同效应研究”（白科合同［2017］42号）；“大数据背景下贵州省互联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研究”（2017qn20）；“‘双一流’视域下地方商科类院校多学科综合应用能力提升的计量经济模型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7A009）；“基于大数据的贵州省互联网金融与经济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研究”（黔教合KY字［2017］228号）；贵阳市白云区科技计划项目：“大数据背景下贵州省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演化特征及金融支持研究”（白科合同［2017］40号）

　　中图分类号：F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7月12日

　　一、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分析2017年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截面数据，从中我们挑选出三类代表性国家数据，其中部分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出现了“分叉现象”，也就是城镇化率的提升并不能带来人均GDP的持续显著增长。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发达的北美、西欧国家总体上满足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当城镇化率小于50%时，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明显的城镇化率的提升，城镇化率大于50%以后，这一趋势依旧显著，从而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还有部分以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和东南亚部分国家为代表，它们的城镇化率的提升并没有始终伴随经济的有效增长，在城镇化率突破50%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而产业升级没有出现，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停滞，加之农业收入与城市收入的比较劣势已经形成，从而造成城镇化率不断提升而经济增长却处于停滞。第三类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的发展本身不来源于较高程度的工业化本身，而来源于工业基础资源的销售，代表性国家集中在OPAC组织国家，其主要表现在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伴随经济的不断增长，但在扣除基础资源的出口增长后，别的产业增长乏力。（图1）

　　二、高效城镇化推动的产业结构变迁

　　高效城镇化的推进常伴随着产业的转移和就业的转移。一般而言，城镇化的初期由于大量从事低效的农业生产的资源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工业生产上转移，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得以提升，从而较为明显地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从历史来看，各国进入阶段的时间、条件不尽相同，但结果和主要表现是相似的。以美国、阿根廷为例，以城镇化率50%为拐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当城镇化率较低的情况下，城镇化率的变化与人均GDP变化是同步的，在城镇化率达到50%的门槛时，两国的基本产业结构比较相似，第二产业的占比都在40%左右，服务业都略小于第二产业的比例，而当城镇化率超过80%时，两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差异，美国成功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和引领，从而成功实现了工业的升级换代，也实现了社会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向服务性社会的转变，而阿根廷在传统工业化的基础上未能实现工业的转型升级，从而陷入了所谓的中等发达国家陷阱，没有实现城镇化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匹配。沙特的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特征与阿根廷很相似，但仔细分析，它们的成因是不同，结果也是不同的，沙特实现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同步，主要原因来自于世界总体经济的发展对基础资源品的需求，从而在没有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匹配，但这种增长模式常常是一般国家和地区不可复制的。综上所述，要实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有效匹配，需要在已有的工业水平上实现有效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驱动下的高效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匹配。（图2、图3）

　　三、我国的情况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化较先得以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也带来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中部和西部在新增的工业增长较为滞后情况下，部分中西部省份出现了较高的城镇化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相对应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势必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和未来发展的受限。与我国东北三省为例，辽宁省、黑龙江省和吉林省，2016年底它们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60%，其中经济较发达的辽宁省城镇化率超过了65%，从数据上来看三省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全国57%的城镇化水平，然而我们选取最能代表经济活力的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进行分析发现：2016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分别为47，347元、39，047元、35，000元和33，184元，东北地区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不仅低于东中部地区并且明显低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从2013年开始东北三省的城镇化速度明显放缓，人口外流速度加快，同时伴随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甚至在2014年中期开始其各项指标出现断崖式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可归因于东北老工业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升未能以经济发展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所谓的“中等发达地区陷阱”的特征，这一现象在封闭的经济体中就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源于人口移民困难而出现的城镇化继续提升的现象。在开放的经济体中则会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人口外流的现象。

　　我国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都较为滞后，未来如何避免“经济分叉和中等发达地区陷阱”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此我们选取东部发达的江苏省和西部欠发达的贵州省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江苏省在2016年底城镇化率达到了67.72%，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11%、32%和57%；贵州省在2016年底，城镇化率达到了44.15%，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占比分别为：14%、31%和55%。可以看出，在欠发达的贵州，城镇化率明显偏低，比较城镇化率较高的江苏省，产业结构的经济占比却较为相似。从经济结构的实质来看，江苏省的经济结构主要由高技术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含量更高基于先进的服务业构成，经济本身具有较好的发展层次和结构。贵州在三次产业占比相仿的情况下，其工业工业基础薄弱，同时服务业主要是基于城镇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简单服务业。正如上所述，典型的经济发展的成功路径一般经历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并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基本完成工业化后，城镇化的提升主要来自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催生的第三产业的占比和技术上的不断提升，总体展现出一个一二三产业生产力不断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良性增长模式下，最明显的现象是城镇化率的提升伴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升。因而，在我国各地区如何实现有效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匹配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国家利用制度优势实现“东部反哺西部”真正取得实效的一个关键。（图4、图5）

　　基于以上事实，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服务业。与贵州省大数据为例，贵州省结合自身实际（喀斯特地形地貌），结合当今世界技术服务发展潮流，全省齐抓共促大数据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2）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优势，大力承接东部发达地区因人力成本提出而出现的产业转移，夯实工业基础，为工业升级转型做好充分的准备；（3）避免走向沙特模式，我国的欠发达省份有部分省份自然资源丰富，但从OPEC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单位：贵州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赵昌文，许召元，朱鸿鸣.工业化后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5（6）.

［2］孙淑军.我国工业化与GDP的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沈阳大学学报，2011（8）.

［3］彭晓明，周欢.主成分分析法在总费用影响因素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经济，2010（12）.

［4］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