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选取金砖国家1995～2015年OFDI水平、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作为变量，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砖国家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俄罗斯的人均GDP是本国OFDI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巴西的人均GDP是本国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巴西、俄罗斯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是本国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南非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是本国OFDI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是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决定因素；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8月14日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砖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国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借此融入全球价值链。2013年3月，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这一决定为金砖国家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而在更广范围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重要机遇。然而，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减弱，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波动较大。根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WIR）数据，2015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为1，275.6亿美元、75.01亿美元、30.72亿美元、98.25亿美元、53.49亿美元。相较于2014年，仅中国及巴西的OFDI流量有所增长。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五国中既有经济发展较快、国内资本相对充足的中国和印度，也有经济增速较低甚至为负增长、国内资本相对匮乏的巴西、俄罗斯及南非。五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然而，现有主流FDI理论中，国外学者大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对金砖国家OFDI母国决定因素的比较研究较少，而国内学者在此命题上的实证研究也较少。鉴于此，本文探索金砖国家OFDI可能存在的母国决定因素，将其置于宏观经济框架下，揭示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程度，并阐明现阶段不同母国因素的作用机制，以便更深入地认识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利于金砖国家企业寻求“走出去”的母国优势并弥补劣势，提升国际化水平，最终提高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二、文献综述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驱动力和决定因素”一章中提到，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经济水平、商业环境等。母国有限的市场规模，加之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张及资源的有限性间所产生的矛盾，驱使投资主体为寻求资源与市场纷纷选择“走出去”，加深与目标市场消费者的联系，了解市场需求及最新动态，提高产品竞争力。此外，母国的商业环境也能够从多个方面促进国际化进程。当前，基于母国视角对金砖国家OFDI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决定因素的角度综述。
（一）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体现。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被大部分研究OFDI母国因素的文献列为解释变量。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指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成正向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越大。众多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论点。杨恺钧、胡树丽实证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对新兴市场国家的O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余官胜、杨文，姚利民、王爱丽基于不同研究方法，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而印度自经济改革以来，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投资方式也日渐丰富。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而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驱动它们到境外投资以实现更高收益。可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一国的商品市场有重要影响，对其资本市场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投资环境。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一国的投资环境是诱发外商直接投资动机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的资本倾向于流入基础设施完善、市场潜力大、成本低廉的国家，以降低投资风险，获得更高收益。当一国吸引的外资额较大时，可以反映出总体上该国的投资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外资的大量流入可以使母国在利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及示范作用的基础上，推动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Dunning指出，如果一国具有区位优势，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最终加强了该国海外机构的所有权优势，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成正相关。国内外学者基于印度等不同研究对象，采用不同方法，普遍认同新兴市场国家的OFDI与IFDI成正比。金砖国家人口相对较多、市场规模庞大、有着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这些优势为它们带来了大量外资，有利于推进其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其他四个成员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与中国存在差距，但五国企业均在FDI活动中发展着自己的资产优势，并逐渐形成自身跨国经营的比较优势，而业内竞争又促使它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不断累积所有权优势，进而更好地“走出去”。
（三）科技水平。关于金砖国家科技水平对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存在两个方向的结论：一方面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在开展OFDI时通常不会将自身的核心技术向外转移，这使得缺乏先进技术的后发国家为学习关键技术，只能开展旨在学习技术的对外直接投资，即母国核心技术落后这一事实驱使金砖国家到海外直接投资，并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速增强母国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尽管中印等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却包含着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的内在创新性。因此，金砖国家企业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及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特定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它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甚至可以通过创新成熟技术，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构建VAR模型探索中印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Tolentino也发现：印度的技术容量是其OFDI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具有适用技术优势。
现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为金砖国家OFDI母国决定因素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维度，但仍存在不足。一方面大部分文献仅基于中国本土化背景，对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些有限的比较研究还集中关注中印对外直接投资，且大多是描述性研究；另一方面现有关于金砖国家OFDI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东道国角度进行的，研究OFDI母国决定因素的文献较少，且偏重于研究某一特定因素，难以对金砖国家OFDI进行全方位分析。考虑到金砖国家间的战略联系及其发展状况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力度，需要基于客观的变量数据，构建实证模型，更深入、多层次地探索金砖国家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
三、金砖国家OFDI母国决定因素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变量的理论内涵，本文选取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及科技水平等可能决定母国OFDI的因素作为样本变量，考虑到统计制度的滞后性及各国的政治、历史变革因素，选定样本区间为1995～2015年。变量数据来源见表1。为了避免异方差等现象，文章对所有变量取对数。（表1）
（二）VAR方程估计与实证检验。为避免“伪回归”现象，首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的各个时间序列均在一阶差分后平稳，即五国的四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基于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对部分原序列非平稳但同阶单整的变量进行协整。
1、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采取适用于多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考虑样本区间的长度及各变量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将金砖国家VAR模型的最大滞后期数均设为3。运用Eviews8.0计算，结果表明：当滞后期数为3时，各个VAR模型的AIC及SC统计量值均为最小值。因此，本文建立的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3。
Johansen协整检验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即为2。借助Eviews8.0，可得金砖国家VAR模型的协整结果。结果表明，各个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人均GDP、居民专利申请量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LNIFDI系数均为正值，代表金砖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呈正向变动关系；在LNPT与LNOFDI的关系上，中国、印度及俄罗斯的LNPT系数为负值，而巴西及南非的LNPT系数为正值。
明确了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后，运用AR根图检验金砖国家VAR模型的稳定性。结果显示所有特征根倒数的模都落在单位圆内，即本文建立的VAR（3）模型具有稳定性。
2、VAR模型估计。不同于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预先设定内、外生变量，VAR模型把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本文构建的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3，且模型包含4个变量，因此无约束VAR（3）模型含4个方程。据此，构建以下方程：
LNOFDIt=?琢1+?啄1t+?渍11LNOFDIt-1+?渍12LNOFDIt-2+?渍13LNOFDIt-3+?茁11LNIFDIt-1+?茁12LNIFDIt-2+?茁13LNIFDIt-3+?茁14LNPGDPt-1+?茁15LNPGDPt-2+?茁16LNPGDPt-3+?茁17LNPTt-1+?茁18LNPTt-2+?茁19LNPTt-3+eit （1）
LNIFDIt=?琢2+?啄2t+?渍21LNIFDIt-1+?渍22LNIFDIt-2+?渍23LNIFDIt-3+?茁21LNOFDIt-1+?茁22LNOFDIt-2+?茁23LNOFDIt-3+?茁24LNPGDPt-1+?茁25LNPGDPt-2+?茁26LNPGDPt-3+?茁27LNPTt-1+?茁28LNPTt-2+?茁29LNPTt-3+e2t （2）
LNPGDPt=?琢3+?啄3t+?渍31LNPGDPt-1+?渍32LNPGDPt-2+?渍33LNPGDPt-3+?茁31LNIFDIt-1+?茁32LNIFDIt-2+?茁33LNIFDIt-3+?茁34LNOFDIt-1+?茁35LNOFDIt-2+?茁36LNOFDIt-3+?茁37LNPTt-1+?茁38LNPTt-2+?茁39LNPTt-3+e3t （3）
LNPTt=?琢4+?啄4t+?渍41LNPTt-1+?渍42LNPTt-2+?渍43LNPTt-3+?茁41LNIFDIt-1+?茁42LNIFDIt-2+?茁43LNIFDIt-3+?茁44LNPGDPt-1+?茁45LNPGDPt-2+?茁46LNPGDPt-3+?茁47LNOFDIt-1+?茁48LNOFDIt-2+?茁49LNOFDIt-3+e4t （4）
其中，α为常数或截距，t为确定性趋势。LNOFDI、LNIFDI、LNPGDP及LNPT分别为金砖国家1995～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人均GDP、居民专利申请量年度数据的自然对数。
借助EVIEWS8.0可得金砖国家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
结果表明，除了南非VAR模型中以LNIFDI为因变量的方程外，其余回归方程在99%的置信水平下均是显著的，表明模型整体显著性较强。本文研究金砖国家OFDI的母国决定因素，因此主要分析以LNOFDI为因变量的方程。分析可知，中国的OFDI受到除LNPT外其他三个因素滞后值的影响，印度的OFDI受到PGDP滞后值的影响，巴西的OFDI受到除自身外其他三个变量滞后值的影响，俄罗斯的OFDI受到PGDP和PT滞后值的影响，南非的OFDI受到IFDI和PT滞后值的影响。
上述VAR估计结果揭示了金砖国家各个变量间的内在相关性，以下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索变量间的先后引导性。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已知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是否存在先后引导关系，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上：中国的人均GDP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人均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巴西的人均GDP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俄罗斯的人均GDP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南非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居民专利申请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人均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表3）
在10%的显著水平上，巴西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俄罗斯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南非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居民专利申请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
四、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本国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联合影响，且投资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金砖国家市场潜力普遍巨大，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一方面FDI为本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并进行本地化改造、增强自身实力、更好地“走出去”带来可能；另一方面采用绿地投资的外商在投资办厂的过程中，对原材料等的需求会加剧东道国本地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到海外投资。尽管近几年金砖国家的FDI呈波动下降趋势，但它们的投资环境比较优势尚未减弱。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及自身的结构性调整，金砖国家FDI有望恢复持续增长，助力固定资本形成，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而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发现各国变量的先后引导关系各异。
（一）中国的人均GDP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双向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实现多年增长，近几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我国企业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WIR，2017），预示着中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我国企业开展OFDI，尤其是技术获取型OFDI，能够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及人力资源培养技能等，并反馈给母公司，有利于为我国跨国企业提供更优秀的合作伙伴，借此提高经营效益，间接为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提供财力支持，以便吸引更多外资。然而，外商的大量进入也造成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及资源短缺等问题，这弱化了我国IFDI对OFDI的推动作用。
（二）实证结果没有体现印度任一变量为OFDI的格兰杰原因。这与文章样本区间、模型构建形式的客观限制有关。此外，与我国以国有特大型企业主导OFDI有所不同，印度OFDI主体为中小型企业，在获取东道国信任等方面更有优势。基于此，笔者认为贸易状况极可能是印度OFDI的决定因素，但受实证模型及样本限制，无法将其纳入计量，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巴西的人均GDP和居民专利申请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巴西曾为创造“拉美奇迹”做出重大贡献，然而，近年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及国内政治腐败导致巴西的人均GDP大幅下降，金融市场发展迟滞，OFDI增速放缓。科技发展需要创新，创新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必须发展经济。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科技水平较发达国家落后，近十年巴西的居民专利申请量波动较小，科技发展较为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水平均为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巴西要克服国内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释放发展活力，鼓励创新，最终推动OFDI发展，形成良性经济循环。
（四）俄罗斯的人均GDP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居民专利申请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独特的能源价格优势助力俄罗斯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并累积大量资金，支撑其开展对外投资。然而，全球油气资源价格波动较大、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等因素导致俄罗斯近3年的人均GDP及OFDI有所下降，2015年二者均出现5年来的最低值。此外，居民专利申请量总体上多年持平，创新活力未被充分激发。相比其他转型经济体，俄罗斯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与工业潜力，生产部门较为齐全且强大，自然资源丰富，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经济，重振人均GDP，为科技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提高跨国并购的成功率。
（五）南非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居民专利申请量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人均GDP和居民专利申请量的单向格兰杰原因。2014年及2015年南非的FDI和OFDI均出现回落，然而此前其拥有的“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丰富的自然资源、高度发达的金融实力、良好的通讯和互联网、高效的能源和交通系统”为其带来不少外资，强化了其作为东道国的吸金能力，为同期南非企业开展OFDI提供经济基础。
五、总结
尽管经济消沉已有所缓和，但全球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在此背景下，加之自身经济面临结构性难题，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有所减弱。2016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GDP的22.29%。然而，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投融资支持及“一带一路”的全面实施，在化解内外部矛盾的基础上，金砖国家有望恢复对完善世界经济格局的贡献。长期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飞速发展为外国企业到国内设厂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政府不断完善“走出去”工作体系，鼓励企业合理扩大OFDI的目标区域并延伸目标产业。作为全球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劳动力价格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外商持续涌入这一巨大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市场。巴西的FDI政策则相对自由，但母国政策的变动事关企业OFDI的时空选择，近几年巴西国内政治腐败、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加剧了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除了自身的不利条件，金砖国家跨国公司的成长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挤压，OFDI的扩张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因此，当前金砖国家乃至新兴经济体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外汇、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优势，适时调整投资政策，鼓励企业国际化发展，适当支持兼并收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此外，由于各国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不尽相同，因此在金砖国家多层次合作框架、G20等多元化合作平台基础上，金砖国家要尽快找到利益契合点，充分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推动全球投资治理指导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形成满足基于母国和东道国双重利益诉求的新型国际投资治理规则。
（作者单位：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6.
［2］Dunning J H.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81.117（1）.
［3］杨恺钧，胡树丽.经济发展、制度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金砖四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
［4］余官胜，杨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决定因素——基于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5（4）.
［5］姚利民，王爱丽.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母国因素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2016（1）.
［6］周杰.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作用及对中国的启示［J］.南亚研究季刊，2012（1）.
［7］金廷勋.入世后中国投资环境变化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变化——兼谈韩国在华投资的发展对策［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4.
［8］Dunning J H.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Neglected Facto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9.4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