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对2005～2017年A股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专利数量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创新绩效与独立董事结构的关系。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表现越差；独立董事的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不同的影响，具有学术背景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而独立董事其他背景，如政府背景及商业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消极影响；股权集中度愈高，创新绩效相对愈低。同时，管理层有商业背景时，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降低目前大股东的持股百分比，降低中小股东权利受损程度，并相应地激发公司创新活力；同时，促进独立董事学术背景多元化发展，适当减少商业背景和政府背景独立董事的数量，增加学术背景独立董事数量，有效提高公司绩效。

关键词：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独立董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F42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8月31日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总量的25%以上。作为强国之基，做好有坚实基础的制造业是在技术革命中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由于中国制造业目前处于转型升级期，伴随转型期间出现的净利润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政府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并提供了促成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政策方针和建议。可见，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已成为当代亟待完善和提升的重要课题。

制造业的创新绩效尤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制造业企业的未来。如今，企业与学者将目光过多地投向创新投入，而很少着眼于其他因素，因此创新绩效也一定程度的受到了制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与董事结构是分不开的，独立董事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创新决策。独立董事结构与背景也将影响创新绩效的产生，一般地我们认为，独立董事与外界联系更密切、能获取更多新鲜动态的、更多元化的背景更有助于企业创新发展，而与此同时，也存在部分特定特征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发展可以产生正向影响。

二、现有研究回顾

近年来，诸多学者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进行创新绩效的实证分析：王卫明（2014）等人从企业规模及地方环境角度研究了该二者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就大型企业而言，地区因素影响较小，而吸收能力因素对其有积极作用。俞立平（2007）通过指标体系和DEA模型进行该话题研究，发现技术效率整体较低。赖宇霖（2017）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研究了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求帮助“供给侧改革”目标的实现。吴雷（2015）运用SFA法，通过引入北方某省当局科技投资、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外贸活跃程度，分析以它们作为政策性变量在高端装备制造业R&D资源配置效率中的作用。朱建民（2018）等人基于技术战略的调节作用，探讨制造业技术转型视角下企业创新意识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技术开发与引导消费起到了正向作用，而技术模仿及降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孙莹（2013）等人收集2010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调查和分析了中国创业板挂牌公司的创新活动。创新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有很好地推动，而创新产出、减税、当局支持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上市公司高管背景及所有权程度，寻求其与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关系。马慧（2014）等人对企业代理问题进行阐述，并分析外部高管人才市场对公司创新相关代理的治理问题，外部管理人员在一定限度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张治河（2016）等研究2011～2013年陕西省上市公司的行业类别、研发投入和创新驱动因素等个因素的影响，同时当局应净化市场环境，为创新发展铺路。孙慧（2018）等人通过调查2011～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从管理者个人心理特征和外部特征角度讨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过度自信会阻碍企业的创新。周军（2018）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5年相关信息进行了调查，发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中心推动了创新。张敏（2009）等人从政府与上市公司关系出发，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程度和股票市场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政企关联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多元化资源，因此做出适当推断，其对创新绩效有正向激励作用。

由以上两方面阐述得知：目前，国内学者在企业制造业绩效方面研究方案多、角度广，在高管背景对企业影响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研究方向从定性逐渐转向定量、从宏观逐渐转向微观，可靠性增强。但仍然存在“定性大于定量”、研究片面、样本选取过少、所取范围及时间较狭窄等缺陷。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高管背景入手，对各类别上市公司创新绩效进行研究，然而，仅有较少部分学者对独立董事的背景进行研究。例如，安广实、李泽泓（2017）等人通过研究独立董事的教育、声誉、公司有关事项参与度等背景特性研究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陈岩（2018）等人截取我国上市家族企业2012～2015年有效信息，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剖析发现其所有权程度与创新绩效之间有倒U型联系，然而不论家族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政企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然而，对于制造业这一特殊行业，却鲜有学者进行有关独立董事背景等因素对创新绩效的研究。相比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探讨独立董事结构安排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独特作用，分别研究学术背景、商业背景和政府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百分比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比较具备商业背景的独董和有商业背景的高管对公司绩效的不同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提出假设。在上市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大股东控制着公司的资源，罗本德（2007）等人认为，由于主要股东控制权的存在，对少数股东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由于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了较严重的利益冲突，并导致投资决策、企业规模以及控制权转移等的非效率，不利于公司创新绩效。因此，众多文献提出运用独立董事来消除委托代理困境。笔者认为，影响创新绩效的因素除了常规理解的创新资金及人力投入等，还应该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其中独立董事的特征对公司创新产生的影响便是本文重点之一。

强调创新绩效将鼓励上市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与此同时，企业的专利数目可以体现其创新绩效的表现，作为创新产出的重要衡量标准。一般来说，企业的研发产出越大，对应专利数目越多，一方面容易形成独特的垄断竞争优势，带来销售量及价格优势，从而促进企业投入更大的精力时间投入专利研发；另一方面在专利方面没有优势的企业为了改变市场不利地位而花费大量金钱购买专利权，因此对于拥有专利权和购买专利权的企业来说，专利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金钱刺激，也会使得企业更加注重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我们使用专利数量当作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

Massis（2013）等认为独立董事的设立可以有效地监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对于企业创新绩效是有正向影响的，王跃堂（2006）从代理理论角度出发也证明了此观点。同时，从资源依赖的角度来看，独立董事往往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这些外部资源对公司的创新绩效有积极的影响。独立董事的结构也会对制造公司的投资也产生更大的影响。

同时，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指出，在我国背景下，无统一的法律制度规定，对独立董事任职任免程序予以规定，控股股东影响独立董事决策的公正公允性。且由于信息不对称、时间限制、知识能力限制等原因，他们的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发展不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独立董事比重越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正向调节作用越大

H1（b）：独立董事比重越大，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负向调节作用越大

对同时有政府机关任职经历的独立董事而言，他们对创新绩效产生的作用也有两种观点。Djankov（2007）等以巴西为例分析发现在外部环境恶劣的时候，拥有政府背景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资源。Bartels & Brady（2003）对俄罗斯的有关企业的研究发现，政府背景企业家能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增加。我国政府在特殊社会制度下，拥有大量资源与行为话语权，因此对于企业创新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众多文献中还有另一种观点，即有政府工作经历的独立董事数量与上市公司创新绩效果是负向的。徐万里（2008）发现中国企业该关系并不显著。当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时，将导致政府的意志强加于企业，会降低企业的决策效率，使得企业偏离效率初衷，转变为追求政治利益，这就会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效果。因此，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

H2（a）：独董政治经历背景与公司绩效创新正相关

H2（b）：独董政治经历与公司绩效创新负相关

一般来说，具有商科背景的高管具有前瞻性与战略性，对于制造业行业的发展趋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作为管理层，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熟悉企业内部的发展及经营状况，同时也了解行业动态，运用商业专业技能，利于创新。

H3：高管商科背景与公司创新绩效呈正相关

第一大股东持股百分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股权集中度，相对于分散股权，集中度越高，在公司决策中的话语权越大，同时也能集中人力物力更好地投入R&D。与此同时，大小股东间的矛盾使得大股东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主导，因而带有其个人意愿的决策有时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利影响，Sauerwald & Pen（2013）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不理想。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大股东持股百分比越大，公司创新绩效越高

H4（b）：大股东持股百分比越大，公司创新绩效越低

对于管理层而言，拥有良好学术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无疑非常重要，刘金山等人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4年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高管能够带动企业创新发展。因此，在讨论独立董事时，大胆认为拥有学术背景的独董能帮助企业提高创新绩效，并提出以下假设：

H5：独立董事学术背景越强，对公司的创新绩效越佳

商科背景独董具有专业知识优势，能优化独董结构，更有助于发表符合市场、前沿的观点，提供建设性建议，同时利用其商业优势，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

与此同时，一般来说，企业董事会拥有半数及以上的独董及至少两个拥有商科背景的独董是较为合理有效的董事会结构，而在被调查的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中，很多企业独董比例及商科背景独董人数并不符合此要求，且由于中国该环节的法治建设并不健全，商科背景独董的高薪酬又带给企业的巨大成本负担，独董意思表达受大股东影响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6（a）：独董的商科背景对公司绩效创新有正向推动作用

H6（b）：独董的商科背景对公司绩效创新呈负向抑制作用

（二）实证模型。本文采用如下模型来估计独立董事结构与我国制造业公司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此模型是专利数PN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PNi，t=?茁0＋?茁1sizei，t+?茁2agei，t+?茁3paidi，t+?茁4DRi，t+?茁5IndAi，t+?茁6bizmaji，t+?茁7IndBi，t+?茁8Tlosi，t+?茁9IndGi，t+?茁10IndRatoi，t+■aiyeart+?着i，t

其中，PN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此处被用来衡量企业在R&D的效应，由于本文主要衡量董事结构的影响效果，因此将有关独立董事结构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并分为七个角度进行研究，同时加入常规性控制变量：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和公司年龄，如表1所示。（表1）

1、因变量。创新绩效（PN）。目前，学术作品中对创新绩效的衡量分为以下三种：专利数量、新品产值率、新品销售额。然而新产品销售收入必须基于该研发市场化并有显著收益，新产品产值率的数据难以取得，因此从可获得性和准确性角度综合考虑，本文选用制造业上市公司当年的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在R&D的效应。

2、自变量

（1）政治背景独立董事（INDG）。作为同时有政府机关任职经历的独立董事，能从国家、社会角度提供企业更加公允的鲜活血液，这也利于企业获得更多政府帮助。本文使用有机关单位任职经历的董事与独立董事的交集项以衡量该项。

（2）学术背景独董（INDA）。一些独立董事带有学术背景，能较为中立、全面、客观地采用更加专业地判断，有利于董事决策的“公平、公允”，更利于企业创新绩效考核。将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协会从事研究等作为有学术背景类型，用有学术背景的董事与独立董事交集作为有学术背景的衡量标准。

（3）商业背景独董（INDB）。在职业背景中，将有“管理”、“市场”、“金融”、“财务”等多个或者多个职业背景的独立董事作为有商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将有“生产”、“研发”、“设计”、“人力资源”、“法律”及其他不明确方向作为非商业背景，据此得出商业背景的独立董事。

（4）领薪董事（Paid）。董事以是否在上市公司领取酬薪为标准，领取薪酬为1，未领薪为0（如果上市公司只对其发放津贴，则被视为0）。

（5）商科背景董事（BIZMAJ）。商科背景可使得董事拥有战略性和前瞻性思维，更好地把控企业大局发展，有助于创新点的提出和规划方法，优化决策过程与结果。因此，为了使决策科学合理，具有商科背景的董事越来越重要。

（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LPOS）。学界较多关注该股权集中度的量化指标，一般认为，一个恰当的持股百分比对提高公司创新活力至关重要。

（7）独立董事比例（INDRatio）。在企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代理成本问题和董事会职能分工化的需要，独立董事的角色日趋重要，作为相对中立的一方，对于保护公司整体利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使用所选年份的独立董事所占董事的比例来反映独立董事结构这个相对值。

3、控制变量

（1）财务杠杆（DR）。该指标可以反映制造类上市公司对于债权人的资金使用状况，体现其对该资金进行经营活动的水平，因此对于公司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在合理的范围下，一定的负债比例和合理的流动资金有利于支持企业进行R&D的活动，企业的创新绩效也会得到提高。因此，使用被调查企业在对应年份的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2）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用来量度企业生产经营范围，企业规模较大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更加注重持续发展，因此也会加大研发投入，这有助于其创新绩效正向发展。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5～2017年份总资产规模（lnasset）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

（3）公司年龄（AGE）。公司年龄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较强的资金、技术、经验等支持，越有助于公司创新。本文使用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在被调查时间区间内的当年年份与成立年份之差作为公司年龄（剔除负值项和零项）。

（三）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数据范围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17年有关数据，搜集该组数据原因如下：一是由于信息不公开，未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难以搜集；二是由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重要性及对产业创新的急迫性要求，对其创新绩效的研究显得愈发重要。

考虑以下两个原因：（1）部分年份数据及部分指标地缺失会导致回归样本量不一致；（2）被研究公司成立未满一年股价波动大。我们剔除具有该两类特征任一类的数据并将独立董事根据其政治背景、学术背景、商业背景进行数据处理并分类，最终得到了包含2006～2016年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共2，384个有效观察值的有效面板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专利申请情况来源于国家专利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业数据库，总资产及资产负债率来源于企业年报，其余各组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四）模型检验。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并影响最终的回归研究结果，本文采用相关性检验，表2显示了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从表中的数据来看，本文变量之间基本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检验结果是有效的。（表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处理前一章节中定义的各个变量，得到描述性统计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表3）

按照成立时间分类，制造业上市企业平均已成立15年。在剔除无效数据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专利数量（PN）被观测数量共2，413个，极值为5855，标准差为314.0037，说明被观测公司间拥有的专利数差异明显，然而均值为40.85578，向最小值靠拢，因而大致可判断专利数量较少的制造业企业较集中，拥有大量专利的企业在行业中相对较少。

财务杠杆（DR）被观察共3，333个，其中在股票代码为600699处出现断层，最小值和最大值差高达96.96%，说明行业内举债经营能力和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差距较大，但没有出现资不抵债（100%）情况。从平均值角度来看，行业资产负债率为63.37%，数据略高，但仍在总体可控范围内。

制造业企业中商科背景员工差异较大，其中单家企业最多有45个，最少没有。针对独立董事，按是否有商科背景、政府背景、学术背景进行分类统计，在被观测数据中，各个公司商科背景的独立董事差距略大，学术背景及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差距略小，按照平均水平而言，每个公司的独立董事构成中，约有3个有学术背景、2个有商科背景以及2个具有政府背景。

（二）回归分析。本文利用STATA来讨论独立董事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如表4所示。（表4）

1、模型1为OLS简单线性回归结果，模型2为加入年份这一虚拟变量进行分析并得出的结果，模型3既控制了年份，又有了固定效应。

2、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代表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

在表4的实证研究中，模型1使用OLS法，在单变量回归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由表中可以看出，具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独董比率均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但都不显著（T统计量：-0.28、-1.16）。H1（b）、H2（b）假设成立。

其他变量均显著，此中，他们的学历层次在1%水平上与公司绩效表现出显著正相关（T值为3.13），企业商科专业人数在1%水平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T值为2.84）。在5%层次，第一大股东股权比重愈大，公司绩效表观相对愈差（T值为-2.32），获得商科知识的独立董事人数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10%）。整体而言，这些经验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3）、H4（b）、H（5）及H（6）。

此外，从控制变量角度来看，上市企业规模与绩效在1%水平上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T为6.15），年龄因素与该创新表现呈负相关关系（显著水平：10%，T值：-1.86），财务杠杆在10%水平上与绩效呈正相关（T为1.96），而董事付薪水平与企业创新呈负相关，但回归系数不显著。

加入时间因素进行估计，具有商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和公司年龄的显著性水平均下降，然而剩余项目的显著性水平基本无差，相关值也基本一致。从年份来看，除2007年存在略微正相关（系数为6.285，统计值为0.39），其他各年份均为负值，且有总体扩大趋势。

进一步地检测，在此基础上，增加固定效应来估计，只要使用组内估计量，就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也就是说，即使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也可以得到无偏估计。财务杠杆的显著性下降，其他各项与前基本无差，从2006年至2016年数据结果来看，各年的年份因素影响关系值变大，其中，2007年份仍为正值，其余各年份负值缩小。

五、主要研究结论

（一）结论。本文利用了制造业上市企业在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从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独董结构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1）企业独董占比与创新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不能按照传统观念单纯的通过提高独董占比来提高整个企业的创新绩效；（2）对于独董而言，不同背景对是否进行创新活动、取得更多专利也有着不同的作用，其中较好的学术背景对其具有正向作用，政府背景和商业背景存在略微的消极作用，通过更多地使用有接受过商科知识的非独董，有助于提高创新绩效；（3）大股东持股百分比过大，会抑制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开展。

（二）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1、由于主要股东持股比重过大，导致创新绩效受到一定程度地抑制，我们建议适当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保证小股东权利不受损，并相应地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实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创新绩效能力提高的目标。

2、在中国特殊背景下，对独立董事任职任免程序无统一的制度法律规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及决策的公正公允性受到挑战，受控股股东意志及自身利益诉求影响，反而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负作用。因此我们建议，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独董选任需要公开透明、民主监管的环境，坚决抵制近亲上任、利益关联方上任等情况的发生，做到不能以独董有助于决策公正公允之名增加独董，去做有害决策公允之实。

3、法治建设不健全及商科背景、政府背景独董高薪酬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负担，独董的意思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股东意志的影响，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一定的消极抑制作用。对于独董内部结构及身份背景，不可一味增加政府背景及商科背景独董数量，而是要做到学术背景多元化，增加具有更高学历背景和更多专业背景的独董数量；适当减少商业背景和政府背景独立董事的数量。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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