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剧、雾霾天气频发的现状，“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十九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我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波特假说”的再检验，试图厘清环境治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对于东部地区，环境治理强度对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始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在当期以及滞后几期内环境治理强度对创新能力始终存在抑制作用。本文的结论对改变环境治理与创新能力对立的困局，实现环境规制推动技术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创新水平；地区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3月1日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的污染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旧的经济与环境相对立的粗放型增长路径依赖过重，造成外部不经济。由于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压缩了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极大地弱化了技术创新的动力（荣诚，2004）。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会通过大量的R&D资金投入、政策支持以及环境管制等手段来优化环境市场的资源配置，形成内部经济，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也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是加快我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时期。随着国家创新型战略的不断深入，环境压缩经济增长的空间、弱化技术创新动力的局面有所缓解，如何改变环境治理与创新能力对立的困局，实现环境规制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又可以作为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议题。

关于环境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国内外大量文献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传统学派认为，面对环境规制，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成本支出会造成企业内部成本的增加，挤占研发资本。许多传统学者依据此理论也做了很多的研究论述，Gollop和Robert（1983）通过对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限制政策的分析，发现在1973～1979年期间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致使电力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下降近0.6%。Barbera和Mc Connell（1990）通过对美国钢铁、化工等有色金属行业的研究，发现在1960～1980年期间美国的生产率下降20%左右，论证了环境治理的资本投入对企业生产产生了负面效应。Jorgenson和Wilcoxen（1990）通过分析美国石油化工、黑色金属等行业在没有环境规制与实施环境规制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发现环境规制政策使得当期的美国GDP下降了约3%。与传统学派相反，波特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一种良好的环境机制可以刺激企业进行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许多学者对于“波特假说”进行了检验，Berman and Bui（2001）通过对美国石油冶炼行业的分析，发现企业增加空气治理投资可以提高产品的生产率。Arimura et al（2007）、Johnstone et al（2010）同样也论证了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国内，沈能、刘凤朝（2012）验证了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跨越特定的门槛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左文婷（2016）、陶群山（2015）通过数据模型的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激励作用，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有效性。

综合国内外前人的研究，针对于环境治理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与政策优化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对不足，且采用的指标大多都过于单一，而不具体针对行业、地区、企业的实际情况视角来对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对环境与创新两者之间的真正运行机制并没有作深入的了解，没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环境的污染程度。本文从创新驱动的视角通过多指标的分析探索环境治理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这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和突破。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地区层面的环境和创新数据，采用多指标来探讨环境治理影响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希望能够为政府提供环境治理实施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设定。本文重点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考察此关系在不同地区间是否存在差异性，同时，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在时间维度上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分别取环境规制变量的不同滞后期数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如下：

lnIi，t＝?琢0+?琢1lnERi，t-j+?琢2lnKi，t+?琢3lnLi，t+?琢4lnCDi，t+?琢5lnOSi，t+?琢6lnGDPi，t-1+?滋0 （1）

其中，I表示创新能力，ER表示环境规制强度，K表示创新资本投入，L表示创新人力资本投入，CD表示资本密集度，OS表示企业所有制结构，GDP表示地区生产总值，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j表示滞后期数，μ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创新能力（I）——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用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创新能力，现有部分文献大多选用专利批准数量。本文认为专利能够批准的概率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相比专利批准数量，专利申请数量能更加准确地衡量创新能力。专利申请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环境规制强度（ER）——解释变量。现有文献关于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大体有四类：污染排放量（傅京燕、李丽莎，2010）；污染治理投资支出（沈能、刘凤朝，2012）；经济发展水平（陆旸，2009）；环境规制数量（廖中举、程华，2014）。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效果准确性，本文选用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衡量环境规制强度，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越大，环境规制强度越小。SO2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本文还将影响创新水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1）创新资本投入（K），选用R&D内部经费支出表示；（2）创新人力资本投入（L），选用R&D全时人员当量表示；（3）资本密集度（CD），通过资本净值与年末从业人数之比表示；（4）所有制结构（OS），通过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与企业总产值之比表示；（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选用地区总产值表示。

以上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具体变量表述如表1所示。（表1）

三、计量回归与结果分析

在进行计量回归之前，本文通过运用ADF-Fisher、PP-Fisher以及LLC三种检验方法对地区的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知本文所有变量均平稳。此外，为避免存在伪回归，确定环境规制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通过运用Pedroni P检验方法对行业以及地区的所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3可知，环境规制与创新能力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关系。（表2、表3）

本文通过依据传统的东中西地区划分方法，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本文利用EVIEWS8.0进行实证分析。根据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到组间个体会有差异性，尤其是地区数据中，同一区域的省份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故按截面取加权。下面进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地区异质性分析，对模型（1）进行计量回归分析。

（一）东部地区。由表4可以看出，环境治理强度对东部地区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影响越来越显著。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其资源与地域优势，大力发展工业，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作为中国高技术、高素质、高效率的“三高”区域，东部成为了我国创新型经济结构转换与生态优化的“领头羊”。应在加强污染治理程度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淘汰高度依赖资源且效率低下的劣质企业，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此来带动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进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较高的环境规制作用下，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高质量快速发展态势，东部的先锋企业在承受高水平的环境治理成本的同时，快速地意识到创新带来的高净效益完全可以补偿这一份外部成本，因此环境治理强度的增加，对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会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表4）

（二）中西部地区。由表4可以看出，环境治理强度对中、西部地区行业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持续抑制作用。其可能的原因为：“先富带动后富”的经济策略实施，带动了东部的快速发展，使得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明显，因此，便制定了“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但由于中西部资本聚集、技术水平低下，且人才长期外流，致使中西部的初期发展仍然处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可持续发展模式带来了较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这使得中西部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做出更好的应对措施，为使企业获得利润，只能选择被动治理，承受较高的外部成本，挤占了创新投入资金，从而对中西部的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占比程度对一些行业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多为地方私营小企业，对创新的依赖度低且技术水平低，而国有企业一般规模较大，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条件占据优势，创新能力强，进而提高了行业的整体创新水平。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地区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治理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一方面对于东部地区，环境治理强度对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滞后期数的增加，影响越来越显著；另一方面对于中西部地区，在当期以及滞后几期内环境治理强度对创新能力始终存在抑制作用。基于此，如何改变环境治理与创新能力对立的困局，实现环境规制成为推动行业技术创新的动力，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完善现有环境体系，加强环境管控。治理环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重点排污对象仍然要进行高强度的管控，因此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是必要的。同时，为避免大幅增加的污染治理成本阻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短期内要加大污染治理补偿，在长期开发更适用的污染治理方法与设备，使企业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减弱环境污染成本的阻碍作用。

其次，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要想达到最优的“双赢”，就要根据自身的特点与能力实施不同的环境措施，这就要求政府应当依据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污染程度制定不同的环境政策。

最后，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制定分区域治理政策。东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不可否认成果。基于此，应摒弃“先提高经济，后治理环境”的发展模式，而应维持当前的治理模式，并优化内部结构，加强污染与治理内部消化的强度，避免“污染西移”的发生，同时大力推进高新产业以及高新技术的扩散。中西部尚处于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较弱的阶段，应加强和完善环境治理体系，努力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并加快技术的吸收、转化，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建立区域合作交流平台，使东部的高度发展成果向中西部扩散，以带动中西部的发展，缓解对“粗放型经济”模式的过度依赖，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荣诚.生态技术创新研究初探［J］.中国软科学，2004（5）.

［2］Gollop F M，Robert M J.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The Case of Fossil fueled Electric Powergene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4）．

［3］Barbera A J，Mc Connel V D.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Industry Productivity：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0.18（1）．

［4］Jorgenson D J，Wilcoxen P J.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U.S Economic Growth［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2）．

［5］Berman E，Bui L T M.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iol refineri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Statistics，2001.83（3）．

［6］Arimura T，Hibiki A，Johnstone N.Anempirical study of environmental R&D：What encourages facilities to be environmentally innovative? In Corporate behaviour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ed［R］.UK：Edward Elgar in association with OECD，2007.

［7］Johnstone N，Hascic I，Popp D.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vidence based on patent counts［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0.45（1）.

［8］沈能，刘凤朝.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J］.中国软科学，2012（4）.

［9］左文婷.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波特假说”的再检验［D］.湖北大学，2016.

［10］陶群山.环境规制对农业科技创新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兼与“波特假说”的比较［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9）.

［11］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

［12］陆旸.环境规制影响了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吗?［J］.经济研究，2009.44（4）.

［13］廖中举，程华.企业环境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绩效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4.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