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中的重要举措，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重大机遇。贸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汇率走向，中国在汇率与对外贸易上寻求均衡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稳定就业、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本文选取2002～2017年16个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的波动有显著影响且呈现负相关关系。为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发展，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建议，旨在促进世界合作共赢，加快我国贸易稳定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汇率；“一带一路”；FDI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4月6日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FDI对中国经济的显性影响表现在增长和就业两个方面，在全球经济危机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FDI的数量依然十分重要，保持稳定的外资进入仍然是政策追求目标。与此同时，财政部自2019年1月1日起，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收政策，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扩大清单范围，这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一、研究综述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设立自贸区的新战略，5年多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不断增长。国内外多有对汇率和进出口贸易的研究，多数研究基于实证的角度分析并提出建议。Nasir（2016）通过分析金砖五国1992～2013的面板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受FDI流量、人均生产总值、资本构成及居民消费的影响。Baak（2008）运用协整分析法，研究1986～2006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变动对中美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会引起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1.7%。张伯伟、田朔（2014）研究了汇率波动值对中国与147个国家的出口贸易的影响，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前后以及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现有的文献基本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汇率与贸易的关系并提出建议。而对于站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角度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影响的研究尚有所欠缺。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通过收集2002～2017年16个亚洲“一带一路”国家得到完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我国发展贸易进口及稳定汇率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旨在与世界合作共赢，实现我国整体的创新能力与实际的研发能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FDI及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基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以及货币整体的变化规律以及市场的整体运作规律来看，我国的FDI虽然会波动，但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人民币汇率会在合理区间内双向波动，不会大幅度地变动。如图1所示，我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个数在2017年1月到2017年10月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趋势，从2017年10月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18年8月达到了最高值6，091个项目，虽然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12月多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图1）
如图2所示，我国汇率自2017年1月到2019年1月之中，最高值为6.96，最低值为6.29。2017年1月到2017年4月，我国汇率小幅度上升，从2017年5月开始，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呈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从2018年3月开始，我国人民币汇率呈现贬值趋势，在2018年10月达到了6.96的峰值，从2018年11月开始，我国汇率出现了一定回转，但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所以根据图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在区间范围内呈现双向波动的趋势。（图2）
三、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汇率影响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贸易与汇率息息相关，汇率、FDI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变动往往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不断扩大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找到汇率与FDI的关系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对贸易进行改革。因此提出假设：
在亚洲“一带一路”的国家中，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外商直接投资越高，汇率越低
（二）模型选择。根据前文假设——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有抑制作用，因此构建回归模型，做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分析亚洲“一带一路”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的影响时，以汇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控制变量则挑选了影响汇率并可以反映“一带一路”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即——各国人均生产总值、对外投资流量、各国出口总额。建立方程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的影响。（表1）
模型1具体设定如下：
Ri=a0+a1FDIi+a2GDPPi+a3CKi+a4FLi+θi（i=2002，2003，…，2017）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R表示汇率，GDPP表示人均生产总值，CK表示出口总额，FL表示对外投资流量，a0、a1、a2、a3、a4、a5是回归系数，θi是随机扰动项，i代表年份，取值范围是2002～2017年。
（三）数据来源。选择不同类别且数据完备的亚洲地区“一带一路”国家共16个，根据其2002～2017年度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数据与Wind金融终端所统计数据而来。其中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人均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和对外投资流量均选取当年各国实有数据。
（四）面板模型的检验
1、单位根检验。模型中各序列之间存在单位根，可能导致模型不平稳，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此，我们选择了Levin Lin & Chu t*（简称LLC）、Im，Pesaran and Shin W-stat（简称IPS）和ADF-Fisher Chi-square（简称ADF-Fisher）为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表2）
汇率（HL）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下显著，拒绝变量有单位根的原假设；但人均生产总值（GDPP）、出口总额（CK）和对外投资流量（FL）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该变量的水平量是不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的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水平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能拒绝变量有单位根的假设，说明GDPP、CK和FL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通过单位根检验，模型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可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分别利用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和Johansen-Fisher面板协整检验的方法，比较面板国家间的协整。首先利用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方法在回归残差的基础上构造7个协整检验统计量，结果见表3。Pedroni指出，当样本期较短（T≤20），出现矛盾时，以Panel ADF和Group ADF的结果为准。表3中除了HL与FDI、HL与GDPP、HL与FL的Panel v；HL与CK的panel PP；HL与GDPP的Group rho；HL与CK的Group PP不显著，HL与FL的Panel rho在10%水平下显著，HL与GDPP的Panel rho在5%水平下显著之外，其他统计量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进行协整检验的四对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他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表3）
接下来用Johansen-Fisher面板协整检验的方法继续检验整体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依据Johansen-Fisher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可见，假设中包括各个截面的结果中对应的P值均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表明变量整体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表4）
3、面板模型的选择。（表5）面板数据模型通常有三种选择，包括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一般通过F检验结果与F分布值比较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混合估计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模型拟合效果对比如表5。Hausman检验值为0.0021，说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由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中的残差平方和S1与S3可以计算：
F2=（S3-S1）/［（N-1）×（K+1）］/［S1/（NT-N（K+1））］=856.4925
查表：F2（75，160）=1.3716
由于F2＞1.3716，可知混合估计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样本数据属于混合估计模型。
（五）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根据表6的结果显示，方程的估计结果为：Ri=0.0856-2.7332FDIi+4.9489GDPPi-6.9265CKi-2.3067FLi+θi。如表6所示，模型（1）拟合度指标R2=0.9699，调整后的R2为0.9694，拟合度较好。F值（回归模型整体的方差检验）对应的Prob=0.0000<0.05，说明对被解释变量有很好的解释力度。DW值为1.7497，接近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模型结果中的P值均小于1%，T检验中，给定α=0.05，查表得临界值：t0.025（236）=1.972，回归中可看到，thl=38.2954；tgdpp=55.8876；tck=58.0928；tn=26.8306。可见，所有t值都大于该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表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在95%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此回归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外商直接投资与汇率的关系。（表6）
根据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汇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其相关系数为-2.7332，说明每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一个单位，汇率下降2.7332个单位，这与假设是相符的。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具有抑制作用，即外商直接投资越高，汇率越低，外商直接投资越低，汇率越高。说明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降低汇率。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影响的相关系数比较大，更加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事实上，若外商直接投资过多或过少，会引起我国汇率波动，而汇率波动较大则不利于我国的发展。因此，应当保证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稳中有升，既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内部核心技术，同时保证我国汇率平稳发展。
对于相关的控制变量，如：人均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和对外投资流量都对汇率有一定的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与汇率的关系，其中，本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与汇率呈正相关关系，出口总额和对外投资流量与汇率呈负相关关系。它们的系数都比较大，分别为4.9489、-6.9265、-2.3067，都对汇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在保证外商投资稳定且上升的前提之下，也要保证人均生产总值、出口总额以及对外投资流量数值的总体稳定。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基础上，以2002～2017年16个亚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汇率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
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汇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且为负相关关系。我国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国家周边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当前我国技术能力依然欠缺，应当保证一定的进口能力，同时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扩大贸易规模，保证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稳中有升。
2、人均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及对外投资流量都对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明我国汇率稳定离不开贸易和本国经济。我国在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同时也要保证人均生产总值的稳中有升、利用进出口贸易扩大本国经济实力。
总的来讲，我国应着力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以及本国经济，相互带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合作，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优势，保证贸易畅通，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发挥本国优势，拉动内需，积极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以达到促进世界合作共赢，加快我国贸易稳定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
（二）政策建议
1、加快实现金融服务对接，降低汇率风险。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配套金融服务，例如，项目资金清算和结算、账户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提供代理服务的代理银行与接受代理服务的委托银行按照协议约定，以互惠的方式提供跨境资金转账、资金管理、支票结算、贷款和转贷款、信用证等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各类金融服务需求。鉴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大、期限长，银团贷款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整体功能，更好地满足大型企业和重大项目的融资需求，同时有助于分散风险，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结算和清算、项目贷款、账户管理等基础性金融服务在便利企业经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需通过金融服务跨区域对接，对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汇率风险等进行专业化管理。
2、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我国要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充分利用自贸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减小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同时，扩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从而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份额，利用学习的进口技术，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打造更多的本土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中可以充当决策者的地位，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实现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实体经济的国际化，改善短期内依靠金融市场鼓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存在的弊端，把企业的跨境人民币交易行为变成真正的投资行为，增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
3、积极推进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体化的欧盟模式受挫，东北亚局势日趋紧张，这些内外“变量”都为亚洲未来走向增添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打破这一“不确定性”，亚洲成员必须进一步提升共同体意识，摒弃以邻为壑的思维方式，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在“一带一路”下，要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的作用，积极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收入水平，因为相比汇率等其他因素，国外收入水平是拉动我国出口贸易的最大动力，只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才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当前中亚、中东、南亚、东盟等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有些则刚刚起步，需要资金、设备和管理经验，这正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所长。同时，亚洲各国和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具有很大的互补性，通过合作，亚洲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互联互通大有可为。在这种互补性基础上开展产能、技术、装备合作，既能消化输出国的优质富余产能，又能促进接受国的工业化，并实现发展目标，可谓一举数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更是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机遇。
（作者单位：西京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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