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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业 |
| 国内价值链重构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
| 第616期 作者：□文/李新宁 时间：2019/9/1 16:59:42 浏览：280次 |
［提要］ 面对经济高端升级和国际金融危机两重压力，中国应尽可能地转变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俘获型”产业升级模式，进而陆续转向国内市场挖掘产业升级的新驱动力。基于国内价值链重塑探寻比较优势，寻求产业升级新模式，进而谋求本区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不仅是各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途径，而且是打造本区域经济升级版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国内价值链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编号：2018B08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制造业服务业推动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研究”（编号：2019-ZZJH-155）；2019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创新驱动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提升路径与协同策略研究”（编号：19B790012）；南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编号：2019QN040）共同资助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5月10日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国际分工重组步伐的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也在不断推进和有序进行。中国东部地区曾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嵌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这种“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但长期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从事组装加工和贴牌生产活动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制约本土企业的高端化升级，甚至导致中国经济面临被跨国公司低端化、贫困化锁定的风险。更何况，加工贸易具有典型的高流动性，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转移，从近几十年来，加工贸易经历拉美国家→日本→韩国→东盟部分国家→中国东部地区的转移过程。目前，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升，一些跨国公司正逐步将其加工组装业务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家。
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科学、合理地把握产业升级的时机与具体政策的协调，一方面解决中国东部地区的产业高端化升级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短期增长问题，即妥善解决中国面临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问题。当务之急，便是利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鼓励企业把组装加工与贴牌生产等低端环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空间，通过培育与构建由本土企业主导与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实现产业高端升级和经济高端发展。但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表明：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并未在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快速推进，而基于产业转移的国内价值链构建的步伐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质性进展。若东部地区不能将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其继续嵌入并定位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这将把中西部地区继续压制在劳动力、原材料、资源能源等初级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这将导致：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被极大抑制，致使其不断地把低廉劳动力、自然资源输送到东部地区，逐渐沦为低端要素的供应地；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因所从事的是具有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特征的加工组装环节，加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挤压和盘剥，其逐渐陷入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的困境。现实结果表明：基于产业转移的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是一个集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于一体的战略工程，期间充满着风险与挑战。这为政界、学界及相关政策机构提出一个值得深入、细致研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二、创新驱动国内价值链构建主要困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依靠陆续嵌入全球价值链而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代工制造基地。这主要表现为国际产业资本与中国内地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的有效结合引发的产业集聚。但是，伴随国际分工的逐渐深入推进，过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仅引致国内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区域竞争和市场分割趋于恶化，而且造成中国制造正陆续丧失核心价值环节，产业升级阻力日益增大，经济面临陷入低端化、贫困化发展的巨大风险。尽管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诸多积极影响，但同时也造成一系列问题。
第一，利益分配不均造成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难度加大，进而妨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因发达国家跨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高端位置，故可掌控整个价值链分工体系，从而促使发达国家能充分利用世界各国比较优势以尽可能地获取最大的整合利益。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就必须执行这些跨国企业所制定的规则。根据普雷维什、伊曼纽尔、阿明等学者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中心”的发达国家通过向“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且从后者进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几乎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部利用攫取。这必然引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低端的中国企业难以提升自身的分工层次，从而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不一致会造成中国产业升级困难，进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就短期而言，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会将价值链的生产加工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加工等产业链低端环节能极大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本国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承接分工的企业及国家可能因此增加税收与就业，甚至能帮助其完成资本积累，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分工方式可能固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模式，使之陷入低层次生产加工的路径依赖。中国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一直徘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位置，难以成功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此外，发展中国家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就很有可能要承担严重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会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价值链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而造成严重的自然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破坏。
第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几乎全盘操控，从而引致发展中国家难以对产业进行高度战略控制，这明显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转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通过整合全世界的技术、组织、资源优势，进而促使其在国际市场具有几乎垄断的优势。任何单个企业都难以与之竞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长期控制必将对中国企业转型升级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就宏观而言，国家对产业的战略控制力会不断减弱，产业调整方向与速度在很大程度决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往往会基于自身利益决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从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有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企业需面对各种市场障碍，从而导致其自主创新难度不断加大，这给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个环节之间的价值链要素的传递与转移会导致中国企业面对更多的市场障碍与人才竞争，这对于中国企业自身创新发展而言，难度会大大增加。一方面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低端位置的企业基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于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高级生产要素而言，劳动力、土地等低级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以产品转移为主要形式，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会因为其拥有高级要素流动性较强的优势而采取多种形式来承担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各种转移工作。因此，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市场障碍，并易受到各种防范措施与协议的制约。近几年不断发生的中美、中欧贸易摩擦就充分反映产品转移容易遇到各种市场障碍，由此可见，中国企业的发展难度非同寻常。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会拟定各种分工合作协议严格控制与封锁具有强流动性的技术要素，从而导致中国企业难以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而直接获取前沿技术，这不利于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创新突破国内价值链构建困境的路径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和对价值链收益的垄断，不仅致使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关联出现断裂，而且抑制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更是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端化与贫困化处境。中国若要成功实现从先进“制造业大国”向先进“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进而促使中国企业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高端升级，就必须从嵌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转向由中国的本土大型企业主导与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
第一，应尽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构建国内价值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东部地区一方面将生产、制造、加工环节等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因离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原材料产地较近，因而运输成本将呈现下降趋势。但另一方面，因产成品的主要市场仍是东部、国外地区的情况下，产成品的运输成本显然会呈现出上升趋势。在此情况下，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已有的交通条件、运输能力以及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很难满足及时、准时、低成本的运输要求，这显然会增加中西部地区塑造国内价值链的交易成本。鉴此，应通过各种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水平。另外，中西部地区政府运行效率、市场法治环境不高的现实状况也造成企业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中西部地区应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塑造诚信的市场环境等软环境建设，以降低企业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尽可能地增加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培育与发展力度，进而为构建国内价值链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国际经验，集群的发展常常依靠核心企业先行而附属企业快速跟随配套的方式形成。鉴此，应借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的方式，尽可能地吸引国内外核心企业投资于中西部地区，并通过各种措施推进配套企业的加速推进，进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尽快形成加工制造产业集群。此外，也应以中西部地区现有的大型企业及其配套生产体系为基础，通过在融资、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尽快促进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以及与国内价值链对接与融合。
第三，大力培育与发展本土主导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为构建国内价值链奠定基础。中国东部地区的大型企业应尽可能地依靠“干中学”、模仿性创新等方式，在生产与加工制造的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不断加大学习全球比较先进的生产流程与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陆续提高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的水平，逐渐巩固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跃升的能力，从而为构建与发展国内价值链奠定坚实基础。东部地区本土大型企业在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过程中，可将自身在模仿学习过程中累积的高级要素陆续运用于新的价值链构造之中，在提高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陆续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扩散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经济发展带动效应，从而成功完成对国家价值链的构建及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当然，中西部地区本土大型企业不仅应借助于外包、代工等方式把非核心业务陆续承包给附属与配套企业，从而将注意力逐渐聚焦于培育与增强核心竞争力，而且应不断加强与国外先进企业、东部地区领先企业的紧密合作，依靠开放生产体系与国际生产体系进行高端对接，进而陆续提升自身研发、设计、品牌发展等方面的水平。
第四，政府应借助于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协助构建新兴产业价值链，进而以此为基础塑造国内价值链以及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依附者，若一味地投入精力在已有全球价值链上寻求突破，往往容易遭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封锁与打压。因此，应尝试价值链构建与发展的转换思路，将新兴产业作为构建国内价值链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尽管中国在新兴产业的技术、知识积累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较之于传统产业，不同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中国政府可通过有效的产业鼓励政策来促进企业在新兴产业方面的发展，从而尽快形成新兴产业价值链中技术、品牌、营销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进而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针对新兴产业的国内价值链。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发展新兴产业必须舍弃之前发展成熟产业的经验，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着手，而是要从技术、营销、品牌等核心价值增值环节展开。若一味地从宏观上片面强调发展新兴产业，却忽视新兴产业具体价值链环节地位，中国新兴产业也将难以逃脱传统产业的命运，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国内价值链的成功构建。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依靠产业升级和国内价值链的构建陆续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中西部地区借助于承接产业转移逐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区域间产业发展的耦合性因此而逐渐增强。但是，由于中国各区域间的要素禀赋与面临的约束条件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在国内价值链构建的模式下，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重点及实施路径存在较大的不同。显然，各区域必须要充分对此进行认真对待，以此为基础选择合适的产业升级模式，促使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尽可能地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的规模，进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
（作者单位：南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志彪.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7）.
［2］卢福财，胡平波.全球价值网络下中国企业低端锁定的博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9（10）.
［3］卢福财，罗瑞荣.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与对策［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4）.
［4］岳中刚，刘志彪.基于渠道控制的国内价值链构建模式分析：以苏宁电器为例［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6）.
［5］高熠，杨晓.国内价值链构建与区域产业互动机制研究［J］.经济纵横，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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