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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业 |
| 城镇化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地区差异研究 |
| 第621期 作者：□文/王佳妮 矫立志 时间：2019/11/16 14:37:51 浏览：314次 |
［提要］ 本文依据2010～2016年间CFPS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及地区城镇化水平因素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影响最大，城镇化因素中流入地社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而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因素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分割；人力资本收益率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9年8月22日
一、研究背景
促进农民工完成市民化是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农民工市民化分为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入三大环节，农民工在城市进入和融合阶段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只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才能稳固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加速城镇化的完善。
农民工因工作地点差异其人力资本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在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有较多体现：刘晴（2013）指出就业区域和地点对农民工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赵晓波（2017）进一步发现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不同，影响因素的显著性也不同。但现有文献往往从城市规模或者城市所在区位入手，未切实地将各地的城镇化进程与农民工收入差距联系起来。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一定联系。从城镇化水平的角度进行研究将更有可能因城施策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从样本中2016年各地农民工的人均收入来看，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的差距较大，极大值与极小值之比为2.95，可见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影响确实存在。（表1，数据来源于CFPS2016年调查结果，样本量低于10的省份数据准确性存疑，故排除）
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的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主要从人口、社会以及经济三个方面衡量城镇化的影响，并依据明瑟模型将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差异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2010～2016年CFPS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综合探究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代际农民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进行分样本回归，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加速城镇化进程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回归分析所需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采用其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进行的四次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样本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涉及全国总人口数94.5%。根据本文研究内容，选择其中户口为农业户口，从事工作为非农工作的调查对象，去除异常值后最终符合提取条件的有效样本为1，534人，提取教育经历、工作年限、工作所在省份等信息。
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将分省年度相关数据与农民工个人数据相匹配后形成最终的分析样本。数据样本描述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表2）
（二）变量选择。从人力资本差异以及城镇化进程差异两方面构建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差异影响因素模型：依据明瑟模型，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及工作年限可以较好地解释由个人层面导致的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差异；但从已有文献及现有数据中可知，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与其工作所在城市有关，因此选择人口城镇化水平、社会城镇化水平及经济城镇化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代表性指标进行衡量，探究城镇化对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影响机制。（表3）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选择。跟踪调查中由于每年都有新的个体加入，也有部分个体退出调查，因此得到的面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采用变截距模型或混合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依据BP检验结果拒绝了使用混合回归模型的原假设，采用变截距回归模型；进一步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存在不随时间、个体情况改变的固定效应，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在明瑟模型基础上，将城镇化水平相关变量加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分析中，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Yit=?琢i＋∑bxit+?滋it （1）
式中，Yi即样本的工资收入，取对数为人力资本收益率作为因变量；xi即人力资本影响因素及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b为待估参数；?琢i为截距，包括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滋为现有自变量未能解释部分。
（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采用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模型（1）为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为控制了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
对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1、农民工个人因素影响显著为正。相比城镇化因素，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影响更大，且工作年限增长或参加就业培训更能显著提升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由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往往为要求熟练度的行业，工作经验的增加有利于农民工更快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
2、社会城镇化因素影响显著为正。相比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因素，社会城镇化的影响更加显著，且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具有正向作用。社会城镇化程度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可以降低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吸引企业形成集聚后可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提升农民工的收益率。
3、经济城镇化因素影响显著为负。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后，经济城镇化因素影响显著为负，即城市经济发展时会降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目前城市经济发展虽然会增加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但也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使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发生下降。
四、分样本回归结果讨论
随着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城乡人口流动限制逐渐减少，农民工群体也不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由固定效应回归的结论可知，农民工个人层面的人力资本差异对收益率影响较大，因此分别按出生代际、受教育程度将农民工群体分类讨论：
（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差异。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主要指1980年后出生的在外从事非农工作的农业户籍人口；众多学者认为，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市民化意愿也更加强烈，因此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收益率对加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意义重大，同时其提升人力资本收益率的途径也与之前的结果有一定差异。
表5模型（2）、（3）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分样本回归结果，对比后主要可得出如下结论：
1、与全样本回归结果（1）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年限影响更显著，且作用更大，而工作年限的影响显著度降低；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主要途径。
2、与1980年后出生的样本回归结果（2）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影响不显著，但工作年限的影响上升，可能与两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偏好有关，第一代农民工往往集中于对工作经验要求较高，对学历要求不高的工作。
3、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水平受城市层面的影响较小，可能由于第一代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要素同质化严重，随着城市的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次级劳动力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因此第一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未能随经济发展获得显著提升。
（二）受教育水平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影响因素。通过对农民工整体的回归结果分析发现，农民工个人层面的因素对提升人力资本收益率有较大影响，结合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不断升高、且其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现状，将农民工按受教育程度分为两类子样本：一是受教育年限12年以上，即高中毕业并升学；二是受教育年限未超过12，即仅具有初中文凭；对以上两类群体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5（4）、（5），可得出如下结论：高中毕业并升学的农民工回归结果与其他群体差异较大，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其收益率提高影响不显著，城市层面的影响因素显著性提高；具体来看，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对收益率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更容易获得人力资本收益率的提升；并且经济城镇化的影响也与整体的农民工回归结果不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发达、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城市依然能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表5）
四、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是提升收益率的关键。从回归结果来看，无论是对全部样本的回归，还是分别对两代农民工做子样本回归，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都会对最终的收益产生显著影响；且两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具有显著差异，受教育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影响较为显著，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群体越受益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关键之一将是提升其就业所需的人力资本水平。
2、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作用显著。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将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输成本，有助于形成企业集聚，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工作岗位；从回归结果来看，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农民工的收益率普遍获得提高，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作用更加显著；相比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影响更大，且显著为正。
3、经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与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关。在对农民工整体进行回归分析时，经济城镇化系数为负，表明经济发展对农民工收益率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拥挤效应，但区分受教育水平进行分样本回归后发现，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经济发展表现为促进作用。
4、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与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相关。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可能通过人口集聚效应提升生活服务类岗位的需求，进而增加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但只有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通过技能互补效应才可能带来显著的提升，城镇人口集聚能否提升人力资本收益率，与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相关，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在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难以获得期望的收益率。
（二）政策建议
1、提升流入地政府行动意愿，加强社会城镇化建设。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的提升不仅仅是个人通过教育和工作经验积累可以实现的，更需要与城镇化进程的相匹配。张红霞（2019）指出，流入地政府仅对经济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指标改善有兴趣，对于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收益既无动力也无行动意愿，；但从本文的结果来看，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才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提升的关键，相比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做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才能有效地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
2、加大流出地政府教育支出，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提升收益率的作用日益显著，高中毕业的农民工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能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流出地政府应当持续加大教育支出，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提高高中的升学率，提升农民工的核心竞争力；此外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民工应当选择不同发展特点的城市，流出地政府可加强外出务工的基础信息的宣传，适当引导农民工前往匹配的劳动力市场，避免农民工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反而会出现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收益下降。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晴.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化［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3（4）.
［2］赵晓波，崔宏静，李茉.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区域差异研究［J］.人口学刊，2017（4）.
［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4］张红霞，江立华.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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