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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生产行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
| 第634期 作者：□文/夏 鹤 时间：2020/6/1 11:27:53 浏览：210次 |
［提要］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经济主体，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所以研究农民生产行为，为推动农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从目标、影响因素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等方面综述农民生产行为的相关研究，并分析农民生产行为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期为海南农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进而提高其区域竞争力。
关键词：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农业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三亚学院“一师一项目”专项科学研究课题（编号：USY18YSK023）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3月27日
一、农民生产行为的理性判断
国外学者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相关研究很多，其中对农户是否理性的问题上，研究较为集中。S.Popkin（1979）认为农民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与可能的风险后做出现有约束条件下最优决策的理性群体。诺奖得主Theodore W.Schultz（1976）也指出全世界的农民都是富有进取精神的非常高效率的理性经济人，他们在现有条件下权衡各种收益、利润和风险后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和资源。然而，马克斯·韦伯（1987）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农户行为，认为农户是“非理性小农”，他对农户的分析隐含着一个“传统”与“现代”两分的假设，在他看来，传统的农户具有传统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其行为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精神的洗礼，传统的农户才有可能转变为现代的理性人。Kulik和Baker（2008）认为农民的生产行为受到可用信息、思维认知限制和决策时间有限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理性的，农民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倾向于寻求满意而非效用最大化。Kemp和Michalk（2007）遵循同样的想法，指出“农民在一个范围内的管理比一味地追求最优或最大值更为成功”。James C.Scott（1962）也认为农民因为各种条件的局限并非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生产行为的目的并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存和生活需求。
关于中国农户是否为理性的研究同样存在着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农户生产行为是理性的。韩耀（1995）、伍晶（1997）等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民的生产行为并非只有简单的一维属性，其行为中兼容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自给性与商品性、纯农业与兼业，因而是多样性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并存。多数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民的生产行为是理性的。朱美玲、苗红萍等（2013）对中国农户的研究也同样认为农民是现有约束下的“条件最大化”的理性生产者，而非主流经济学认为的“最大利润”追求者，这与James C.Scott（1962）观点相一致，类似的还有学者饶旭鹏（2010）的研究，他认为农户生产行为看似是不理性的，其实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姜天龙（2012）通过分析工业化对农户行为分化的影响，认为其生产行为是对自身因素与外界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同样得出农户是理性的结论。马若孟（1999）分析了1939～1943年山东和河北范围的农户调查数据，结果表明中国农民是高度竞争环境下的理性行为者。陆文聪、西爱琴等（2005）对浙江农民数据的经验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陈洪昭（2010）农民生产行为是对外部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信号的一种适应反应，这和“农民适应行为”理论（Petit，1978）是一致的。方平等（2017）则认为，中国农户的生产动机至少包括了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
二、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
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具有稳定性、多样性和变化性等特征。稳定性是指农户的生产行为目标主要为生存保障和家庭收益最大化两个核心目标。多样性是指除了核心目标外，农户生产行为的目标偏好还包括有适当的闲暇休息时间，一定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等、生产风险最小化、就业形势多样化，其中李翠珍等（2011）根据农户对利润的偏好程度，还可以将农户细分为利润协调性、利润需求性两类。变化性则是指农户生产目标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至于农户生产行为目标偏好的变化原因，朱美玲等（2013）认为是农户多目标集合中目标的重要性顺序发生变化所致，而肖娥芳等（2016）则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农户追求更高的效率是其主要原因。
此外，李翠珍等（2012）发现农户生产行为目标的变化性存在群体性效仿现象，同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虎陈霞等（2009）认为在农产品市场化的条件下，农户生产行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农户为此甚至会做出破坏生态环境及农业绿色发展的行为。Darnhofer，I.等（2010）认为由气候灾害等风险因素带来的冲击，农民必须要在效率和适应性之间进行权衡，否则无法确保农场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农民生产行为目标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相关研究认为，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因素（供需缺口、劳动力供给、经营规模、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等），又有政策制度（户籍制度等）、社会环境（政治舆论与环境、文化及传统等）等非经济因素，同时还受到农户自身家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影响。类似的，也可以将影响农户行为目标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主观认知、风险偏好、文化风俗等，而外部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政策制度和市场因素。
高昕（2019）认为户主受教育程度、自身经历、个性特征等个体特征以及家庭收入、劳动力状况、经济条件及环境意识等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内在因素。户主个体特征、农户家庭特征等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农户受教育程度能反映出其生产经营能力和认知水平，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大多流向非农领域（卫新、胡豹等，2005）。不仅如此，石志恒、崔民（2019）以前人研究为基础总结出文化程度和社会资本等禀赋因素不仅会独立地影响农户行为，而且其各禀赋因素之间也可能会对农户行为产生交互作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对农民生产行为产生正面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并进一步说明文化资本通过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主观态度同样对农户生产行为目标偏好有着重要的影响。Austin等（2005）调查研究了123位绵羊养殖户和70位养猪户，探讨了态度与农民个人特征和社会状况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所持态度与他们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性。杜斌等（2014）也认为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控制认知等可以决定农户安全生产意愿。同样，陈德良、徐帆、曾增（2019）也表明农户生产行为主要受农户禀赋、主观规范的影响。
农民的生产行为目标偏好也与收入水平和效用偏好密切相关。低收入水平的农户更偏向于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高收入农户则更偏向于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不同效用偏好会显著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效用偏好为风险型的农户更倾向于发展高风险高回报的农业生产，而保守型和中立型的农户则更偏向于传统的农业生产项目。农户的时间偏好同样影响着农户生产行为目标，农户往往偏好于短期（2～3年）内可以见到收益的农业项目，而非长期项目，即便它是盈利的。因为时间长度与风险大小成正比。
四、农民生产行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受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影响，并因不同类型农民而异。农民想做什么和实际能够做什么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同农民的经济偏好和需求不同，他们的资源禀赋和能力也不同，因此他们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不同；另一方面，农民是农村农业发展的主体，其生产行为会直接影响着农业系统的持续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对农业资源的利用上的优与劣。当农户因为各种因素约束而产生只追求眼前利益并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短视行为时，必然会产生各种负外部性影响，阻碍符合农民长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正确引导农民生产行为，在其自身禀赋约束掉件下，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才能实现农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Cao，H.和Zhao，K.等（2018）以河南和宁夏的797户农户生产经营的环境行为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参加技能培训、收入水平、育种状况、参加合作社、对相关政策的认识等因素对农民的环保行为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年龄、经营方式、耕地破碎化等因素对农民的环保行为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Lin Li、Hongdong Guo（2018）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对410个菜农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合作社成员资格对农户的农药毒性和土壤测试结果在施肥中的应用产生了积极影响。JiC.、JinS.等（2019）应用PSM方法对540位合作社农民和270位非合作社农民的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并得出类似的结论，合作社成员资格对农民采用安全生产行为的倾向具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此外，Khondokar、Humayun & Kabir 等（2014）对孟加拉国农户的研究则表明激励农民从不同的渠道寻求更多的信息，对农户生产行为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正向影响。
五、对海南农业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述，分析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目标偏好，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经济收入、促进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户生产行为目标偏好的研究成果丰富，总体上达成的共识是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具有稳定性、多样性和可变性，其影响因素包括等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内部因素和政策制度、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双向的，需要正确的引导。只有保证了农户生产行为的正确性，才能实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农民个体的微观生产行为目标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单从微观层面或者宏观层面进行研究，往往会顾此失彼。现有研究中将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与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目前还鲜有人涉及，在未来该领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生产行为的目标偏好即取决于自身因素，又受到周边其他个体的影响，且不同区域的气候等自然条件、文化、传统等社会条件迥异，即研究农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时需同时考虑其在微观层面的“同群效应”和宏观层面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这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忽视的。
海南作为一个农村人口比例偏高，而农业份额较低的热带省份，近年来国际旅游岛建设等政策使得整体经济发展迅速，但热带高效现代农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产品附加值还相对较低，第一产业所创造的生产总值比重有所下降。2018年，海南农业生产总值只有1，000.11亿元，仅占海南GDP总量的比重的20.7%，而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2.7%和56.6%，农业发展的弱势地位已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短板。另外，海南优越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区位，海南的农产品出口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上建设国际旅游岛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等政策优势，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是海南未来重点发展的十二大产业之一，都为海南热带农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海南热带岛屿的农民生产行为相关研究仍凤毛麟角。未来，在制定农业政策措施前，应重点研究海南农民的生产行为，探索他们决策的目标偏好及影响因素，进而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走可持续发展的特色热带农业道路。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Cao，H.& Zhao，K.& HuangH.，2018.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grain farmers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based on the survey 797 households in Henan and Ningxia provinces.2018 Conference，July 28-August 2，2018，Vancouver，British Columbia 277110，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2］Darnhofer，I.，Bellon，S.，Dedieu，B.，& Milestad，R..Adaptiveness to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rming systems.A review.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0.30（3）.
［3］Edwards-Jones，G.Modelling Farmer Decision-Making：Concepts Progress and Challenges.Animal Science，2006.82.
［4］Emerton，L.，& Snyder，K.A..Rethink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planning：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rivers of farmer decision-making in Africa.Land Use Policy，2018.
［5］Feola，G.and Binder，C.R.Toward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Farmers’ Behaviour：The Integrative Agent-Centred（IAC）Framework.Ecological Economics，2010.7.23.
［6］Huet，S.，Rigolot，C.，Xu，Q.，De Cacqueray-Valmenier，Y.and Boisdon，I.Toward Modelling of Transformational Change Processes in Farm Decision-Making［J］.Agricultural Sciences，2018.
［7］JiC.，JinS.，Wang，H.，& Ye，C..Estimating effects of cooperative membership on farmers’ safe production behaviors：evidence from pig sector in china.Food Policy，2019.
［8］Kemp D，Michalk D.Towards sustainable grassland and livestock management.J Agric Sci，2007.145（6）.
［9］Khondokar，Humayun & Kabir，Khondokar & Roy，Debashis & Sarker，Mohammed & Associate，& Kuri，subrato kumar.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Farmers to Ensur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2014.
［10］Li，Lin & Guo，Hongdong.The impact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s on safe production behavior by farmers：Evidence from China：li and guo［J］.Agribusiness，35.10.1002/agr.21584.2018.
［11］Liu，Elaine Meichen.Time to change what to sow：risk preference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decisions of cotton farmers in Chin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4.2013.
［12］Marenya，P.P.，Smith，V.H.，Nkonya，E.M..Subsistence farmer preferences for alternative incentive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adoption of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in Malawi：a choice elicitation approach.2012 Annual Meeting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2012.
［13］Matata，P.Z.，Ajay，O.C.，Oduol，P.A，Agumya，A..Socio-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adoption of improved fallow practices among smallholder farmers in western Tanzania.Afr.J.Agric.Res.5（9）.2010.
［14］McCown，R.L.New Thinking about Farmer Decision Makers.In：Hatfield，J.L.，Ed.，The Farmer’s Decision： Balancing Economic Agriculture Production with Environmental Quality，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ociety，Ankeny.2005.
［15］Osman M.Controlling uncertainty：a review of human behavior in complex dynamic environments.Psychol Bull 136：65.doi：10.1037/a0017815.2010.
［16］Robert，M.，Thomas，A.& Bergez，J.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 farm decision-making models.A review.Agron.Sustain.Dev.36，64.2016.
［17］Roberts，Michelle S.Understanding Farmer Decision Making in Northern Lao PDR.Culture，Agriculture，Food and Environment，37.2015.
［18］Simtowe，F.Can Risk-aversion Towards Fertilizer Explain Part of the Non-adoption Puzzle for Hybrid Maiz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lawi.MPRA Paper No.1241.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University of München，2006.
［19］Tenge，A.，de Graaff，J.，Hella，J.J..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for adop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west Usambara highlands，Tanzania.Land Degrad.Dev.15.2004.
［20］韩耀.中国农户生产行为研究［J］.经济纵横，1995（5）.
［21］苗建诚.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户经济行为研究［J］.乡村科技，2019（28）.
［22］石志恒，崔民.资本禀赋视角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及影响因素［J］.开发研究，2019（5）.
［23］高昕.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内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9（3）.
［24］贺少芸.浅谈农户经营行为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J］.吉林农业，2013（1）.
［25］何蒲明，魏君英.试论农户经营行为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03（2）.
［26］王平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经济行为［D］.东北农业大学，2000.
［27］陈洪昭.生态农业建设中的农户行为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10.32（5）.
［28］伍晶.农户生产行为浅析［J］.南方农村，1997（4）.
［29］陈利顶，马岩.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生态环境，2007（2）.
［30］侯麟科.农户风险偏好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以农户玉米品种选择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5（2014）.
［31］黄文玲.信息不对称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8（6）.
［32］黄玛兰，李晓云，袁梦烨，等.农户种植决策感知与行为决策差异分析——基于江汉平原的实证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5）.
［33］彭排.“三权分置”下湖南省粮农生产行为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7.
［34］杜斌，康积萍，李松柏.农户安全生产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5］陈德良，徐帆，曾增.稻农低碳化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3（6）.
［36］苗红萍，朱美玲，关全力.新疆传统牧区牧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4）.
［37］肖娥芳，祁春节.目标、效率与农业经营方式选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6（4）.
［38］罗必良.农业经营制度的理论轨迹及其方向创新：川省个案［J］.改革，2014（2）.
［39］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2.31（6）.
［40］李翠珍，孔祥斌，梁颖，刘邦瑞，谭敏，李涛.京冀平原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利用决策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11.27（9）.
［41］王珺鑫.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农户经营行为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2015.
［42］方平，周立.多元理性主导农户的差别化生产研究——基于6省区农户的多案例分析［J］.中州学刊，2017（6）.
［43］姜天龙.工业化进程中农户行为分化与动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
［44］饶旭鹏.国外农户经济研究理论述评［J］.学术界，2010（10）.
［45］陆文聪，西爱琴.农户农业生产的风险反应：以浙江为例的MOTAD模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12）.
［46］徐玉婷，杨钢桥.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
［47］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8］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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