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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本刊文章/第406期/公共/财税/正文

发布时间

2010/11/30

作者

□文/刘 敏

浏览次数

841 次

论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发展战略
  提要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单元的能力是国家安全的保证,安全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虽然国家注重相对收益,但当今世界国家也应该促进国家的合作;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是互动的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发展战略;相对收益;绝对收益
  基金项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青年基金课题(编号:Q09RW05)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细读此书,我们不仅能体会到该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关注,也能看出他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构思。分析国家发展战略对我国当前的发展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一、结构单元的能力与安全的获得
  “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的单元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单元的能力可以很自然的转化为一种单元的行动的权力,虽然它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绝对的控制,但是对于国家的安全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华尔兹所说的,“权力主要有以下四种作用:首先,当别国使用武力时,权力可以用来维持本国的独立自主;其次,享有更大权力的国家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行动余地,同时使行为结果难以确定;第三,与弱国相比,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第四,巨大的权力使其拥有者在系统中具有重大的利益,并赋予其为实现其利益而采取行动的能力。”
  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首要保证,当一个国家的主权被别国控制的时候,它不可能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遭受到侵略的时候能做的要么是妥协下去,被人奴役,要么是起来反抗,争取独立;被人奴役不能换取安全,反抗才能取得独立,而独立后才能发展。
  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的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其关心的安全的范围,美国的安全范围是全球性的,因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的,它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中每一个规则的制定,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影响这些规则的制定,从而利用这些规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越南战争对于英国的安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一般重要的,对于中国的安全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对于越南的安全来说就是全局的、关键的。
  能力是保持国家独立的有用工具,这也不是说国家能力越强就会越安全,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但是美国也会遭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甚至是在自己的本土遭受到“9•11”的袭击。国家维持一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军事力量,因为“国际政治中武力不仅是终极手段,而是首选的和常用手段。”但是,根据国家的目的是安全的原则,国家的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保持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过度的扩张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前苏联的“全球扩张”带来的是“昙花一现”的霸权和前苏联帝国的解体。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指出,帝国的扩张是导致衰落的祸根。
  二、“相对收益”与国家合作发展
  华尔兹认为:“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展开的合作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的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他们要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例如,如果某一收益按照2:1的比例加以分配,一国就可能利用不平衡的所得,来实行一项意图伤害或毁灭他国的政策。只要每一方都担心会利用其增加的能力,那么即便双方都能获得丰厚的绝对收益时,这一前景也不能促进使它们进行合作。阻碍合作的可能不在于任何一方的特性以及即时的意图。相反,不安全的状态—至少双方对对方未来意图和行动所怀有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双方的合作。”他很好地总结了国家不进行合作的原因,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普遍地感觉到不安全,特别是在和其他国家进行的比较中,国家不仅仅重视自己本身的发展(绝对收益),更看重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单元在结构中的排列位置,进而影响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这对于分析当时美苏争霸是完全正确和有用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美苏之间的关系是“零和博弈”的,甚至是在损害到自己利益政策方面也会看看是否对对方影响更大。比如,“石油危机”对前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对西方世界的损害,因而美国默许了“欧佩克”的行动。
  但是,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华尔兹也没有完全地否认国家追求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在一个自助系统中,彼此竞争的各方面认为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为重要。只有当竞争减弱时,绝对收益才会变得更加重要。”当今的世界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世界,当今世界竞争的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从“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泥淖中摆脱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不再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注重现实的经济利益,这就为重视相对收益的条件下创造了国家合作的机会。
  首先,相对获益的假设是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一样普遍。“在自助的系统中,对安全的考虑迫使经济的收益服从于政治利益。”这是因为从长远来看,经济的获益最终可以转化为安全的获益。但是,这并没有反映真正的情况,在军事领域中,一次性博弈会经常出现,因为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毁灭一个国家;但是,在经济事务中存在着多次的重复博弈,从长远考虑,欺诈的行为会导致长远的损失。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不会向中国出口其先进的军事武器,但是这并没有阻碍正常的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往来。当今的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国,第四大出口国,两国的经贸往来频繁。虽然美国在“高科技设备”方面对中国设限,其理由还是“军民两用技术”,唯恐中国把它应用到军事领域。
  其次,当今世界不是那种完全的“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多种形式的博弈。一方面博弈的范围扩大了。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也是不同的。冷战期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中国的交往只是停留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对亚非国家的援助;而今,中国可以从世界各个国家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美国的军事高科技中国获取不了,但是中国可以从俄罗斯、欧洲获取;日本的资金中国不可以利用,中国可以从美国补偿。当今的世界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博弈,而是很多国家的综合博弈;另一方面博弈的内容增多了。冷战期间的博弈不管任何东西都是和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今的世界大部分国家是开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均可以成为博弈的内容。尤其是中国,经济上的搞活开放与军事战略上的博弈是分开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是全世界仰望中国的崛起,虽然中国和美国的未来战略冲突很严重,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中美经济关系的正常交往。再比如,中日关系2000年以来比较紧张,但是中日之间的贸易和人员交流往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以前的那种纯粹的、一次性的“小鸡博弈”式的“零和博弈”,被多次 “猎鹿游戏”取代,这也促进了国家间的一定的合作。
  再次,从相对收益来分析,当一个国家面临的是一个威胁很大的国家的时候,它可能采取相对保守的防御性策略。比如,前苏联的强大导致美苏之间的尖锐对立,但是当前苏联解体后,美俄的关系很快变得友好。这是因为美国感觉自己受到的威胁减少,所以相对收益的分析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华尔兹的两极体系稳定论,而是多极体系稳定与合作。当今的世界就是一个朝向多极化发展的世界,因而合作也会增加。
  三、安全事务与经济事务的战略互动
  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安全事务高级政治,经济事务低级政治,这是因为“这两个事务中有关战略互动的不同观念……经济事务是建立在理性、稳定而又趋同预期基础上精细的原则、规则和体制…在安全领域几乎没有与贸易和货币相对应的全面的规则性安排”。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需要我们分析经济和安全事务的不同特征。在经济领域,“很少存在迅速而又致命的欺诈”,因为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透明的,国家可以采取监督来约束其他国家的欺诈行为。另外,经济合作的时间一般比较长,如果一方觉察另一方的欺诈行为,它可以“投桃报李,以牙还牙”。在经济谈判中,国家注重的是利益的所得,而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很多的要求,一个小国和一个超级大国贸易的时候遵循的是通行的国际规则,甚至大国为了“安慰”、“收买”小国还会给予额外的“小费”。但是,可以想象在安全领域,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家地位的竞争,地位的竞争也就意味着安全范围。安全范围是排他的,更重要的是在安全方面的欺诈不会像在经济领域中一样被轻易地发现出来,最坏的结果就是当自己让步的时候不被看作是合作的诱因,而是软弱的标志。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全和经济好像是不能调和的,但是实质上安全事务和经济事务是互动的。
  首先,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安全是一个国家首要的目标,只有当一个国家能保持独立自主,他才能获取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一个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对一个没有实际主权的巴勒斯坦来说,他们的领土是在阿拉法特的头巾上,而不是在每个国民的手中,因而作为一个“国家”它不可能发展经济。对于一个国际社会来说,整体的战争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一战”、“二战”给人类带来的创伤是无止境的。
  其次,对于单元来说,每个国家的财力是有限的,当国家用于安全的支出过于大的时候用于福利的支出必然会减少。因而,安全方面的对手其实也是朋友,当双方的战略合作达成一致时,他们都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的水平。用造枪炮的钱来造黄油,人民肯定是欢迎的,这样的国家也是会稳定的。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俄关系的缓解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北部的军事压力,这样中国的国防开支可以减少,而用于经济发展的开支会相应地增多。
  最后,从结构上看,系统中的大国为了维持自己的安全优势,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这种合作也就是结构的作用,“它一是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型塑行为者的行为,一个是通过竞争来调节单元之间的秩序”。社会化的进程为国家提供了可学习的对象,通过学习国家可以适应国际社会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有很多是经济方面的,或者是用军事的行动来达到其经济的目的。美国入侵伊拉克是军事行动,但是正如有分析认为的,那样的行动不是一个“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行动”,而是一个“为了‘黑金’的行动”。
  四、对中国的启示
  1、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国际社会。虽然“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威胁国家生存的因素减少了很多,但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如国际上的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与国内的民族(宗教)分裂势力的勾结;尤其是我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而近年来美国重返东亚使本来就很复杂的中国周边地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况且中国的沿海岛屿以及中国的南海还存在被别国侵蚀的危险,因而中国应加强法理上、舆论上、军事上的准备,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2、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充满了误导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现,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约瑟夫•奈认为,“美中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历史的滥用’”。双方可能因为“误解”而更加注重“相对收益”,因而,加强与美国的沟通至关重要,两国应进行务实对话,详尽解释各自举动的意图,更加有效地合作。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不仅关注自我的发展,更要关注别国的感受。
  3、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国应抓住战略机遇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这样才能为我们国家的安全提供更有利的保障。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广交朋友,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争取更多的利益。当然,如果面临外国侵略或者国家主权遭受侵害时,我们应果断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作者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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