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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随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产品内国际分工越来越发达。产品内分工拓宽了经济开放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参与度，但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所获收益却并非一致。本文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贸易利益分配问题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产品内贸易利益分配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我国更好更快地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产品内贸易；收益分配；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一、产品内贸易概述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采购战略的发展，逐步出现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现象。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产品内贸易则是指由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的贸易。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贸易方式主要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经典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研究也主要以最终产品为对象。20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这无疑对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分工理论提出了新挑战。Helleiner（1973）和Finger（1975）分别从“纵向一体化国际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和“海外组装运作”的产品内分工早期形态出发，对产品内分工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20世纪八十年代后，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的不同形态陆续出现并得到飞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对产品内分工的关注和研究。伴随着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研究开始涉及产品内各个分工环节在收益分配上的差异及其决定因素。Henderson（1991）在企业层面考察了产品内分工的利益分配问题，提出全球化生产所涉及的管理和协调成本是影响产品内分工的关键因素，并认为决定中间产品贸易利益分配的关键性因素是国际市场网络的垄断性。Gereffi（1994）在全球商品链框架内分析了全球商品链不同生产环节在生产控制中的作用，提出全球商品链存在链节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在商品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链节在利润分配上拥有控制权。Deardorff（1998）用两国模型考察产品内分工状态下国际价格的决定因素，得出结论：产品内分工并非必然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因此，承接离岸外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是这种分工方式的获益者。卢锋（2004）从产业层面考察了产品内分工，认为：产品内分工商品链上控制性和支配性较强的环节，一般是商品链上利润丰度较高的环节，通常也是进入壁垒较高的环节，三者存在显著联系。
综上所述，尽管这些研究涉及了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仍旧是产品内分工的成因及其影响，而对产品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只是从现象上进行了描述和归纳，因此，对产品内分工中收益分配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尚待继续深入。
三、产品内国际分工收益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
产品内分工中的各个企业构成了一个综合设计、生产、销售、运送和管理等活动的集合体，其价值创造的过程由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所组成，其收益分配过程受到企业自身所处生产环节市场结构的影响。决定各生产环节市场结构，进而最终决定产品内分工收益分配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一）规模经济。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途径中，通过最佳生产规模和最佳经营规模实现效益递增，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因此，具备资源条件和市场条件的企业，必然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导致市场集中度的上升。特定行业的规模经济与最低经济规模（MES）的大小和各个市场的规模密切相关。产品内分工商品链的不同环节，由其生产技术特点所决定的最低经济规模大小和市场规模各不相同。如果市场的规模小，同时该生产环节的最低经济规模大，该市场可容纳的最佳规模企业数量就少，存在于该环节的企业趋近于非完全竞争状态，企业由此获得垄断利润；反之，如果市场的规模大，同时该生产环节的最低经济规模小，该市场可容纳的最佳规模企业数量就多，存在于该环节的企业趋近于完全竞争状态，企业由此获得正常利润。
（二）要素稀缺性。不同性质的行业对于生产要素投入的要求不同，因此，根据特定行业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差别，我们一般将其划分为知识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一般说来，特定行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稀缺程度将最终影响到其市场结构。通常意义上，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技术要素的投入要求比较高，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技术属于稀缺要素，因而在产品内分工该环节上拥有特定关键技术的企业往往较少，就会导致这些企业在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换言之，由于该企业拥有生产这一产品的某一环节的垄断核心技术，因而可以获得产品内分工商品链上特定环节的垄断利润。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尽管从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整条产品内分工商品链上的企业都是在为最终产品生产服务，但由于他们各自的核心能力不同，因而对产品生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并不相同，这必然导致收益分配以占据核心能力的企业为主导。由于产品内分工各分工环节对企业的要求各不相同，每个企业都只能在产品内分工的某些环节上拥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且，产品内分工各分工环节在整条商品链运营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某些环节由于本身的结构特点可以成为整条商品链的主导环节。因此，优势企业往往把商品链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环节进一步发展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主导环节的竞争中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本分工环节乃至整条商品链的控制者，进而在整体收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在产品内分工商品链中缺乏核心能力的企业只能够从事竞争性生产环节的生产，从而在产品内分工的整体收益分配中处于从属地位。
（四）其他进入壁垒。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竞争规则决定，进入壁垒最高的环节或区段，通常也是对商品链整体运行最具有影响和支配力的环节或区段，占据这些区段的厂商通常会在收益分配上处于有利地位。由于产品内分工各环节中的企业在收益分配中是有差异的，从理论上说，出于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低收益分配的企业必然会产生向高收益生产环节移动的内在动力。然而，现实中这种迁移的情形却并不常见，这是由于知识产权、专有技术、转换成本、政府政策、分销渠道等种种进入壁垒，往往使得企业难以进入高收益分工环节。并且，处于有利分工环节的企业，也会通过追加投资、加大科研投入、设置专利保护等方式加高进入壁垒，保持有利的分配地位。
四、对我国的启示
从产品内分工中获利多少，直接取决于参与什么层次的分工，取决于在国际工序分工链条中占据什么位置，取决于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原理，我国应致力于劳动密集型工序或区段的生产，但是这一区段的附加值很低，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
（一）产品内分工的产业升级方式。林毅夫认为，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首先应按照要素禀赋，从事劳动密集型工序或区段的生产，然后，通过“干中学”积累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提高自己的要素禀赋，逐步地向高附加值的分工区段转移，从而最终完成产品内分工的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就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的原理，提升要素禀赋来实现产业升级的。
（二）产品内分工下我国的产业升级战略。从20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国开始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虽然某些产业在规模和成本上有一定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总体仍处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因此，我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企业战略以及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以推进产业升级。具体的战略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追求动态比较优势，加强微观企业能力建设。企业自生能力和核心能力建设的加强有助于融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产业升级。当前，由于我国很多的制造业企业还没有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只能从末端做起，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和过程。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学习和吸收别人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干中学”的学习效应，学习成本曲线不断下降，期间不断积累经验，若同时能保持和进行相应的研发，入链企业就会慢慢向上一级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挺进。入链企业在企业竞争力提高后，就可以逐步发展诸如来料、带料加工的对外投资，将产业向结构梯度低的国家转移，同时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这个过程就是追求动态比较优势，加强企业能力建设的过程。为此，企业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一是企业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并制定自己的国际化战略，找准加入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的切入点，并积极参与其中；二是依赖于比较优势分工的基础，企业加速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积累，从而为提高产品内分工的工序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企业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规则和标准，争取早日参与到企业和产品标准的制定中去。当然，不同行业的企业要根据企业的自身能力和核心能力选取不同的切入点和产业升级途径。
第二，提高集群能力，加快产业整体升级。产业集群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产业的整体升级。中国台湾IT产业抓住了美国产业转移的机遇，培育了大量的电子产业集群，目前电子业已经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支柱产业。2003年中国台湾电子业及相关产业产值达1，683.6亿美元，占台湾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6%。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已基本经过高速成长期，集群的能力迅速提高，推动着电子产业的整体升级。
由于跨国公司没有将关键性的价值环节转移到中国，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绝大多数还处于产品内分工的低端，创新能力不强。又由于我国很多产业集群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协力生产体系，抗风险能力也较差。正因如此，导致我国的产业集群很容易出现被“锁定”和产生“路径依赖”的现象。为此，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应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通过集群的集体行动，与跨国公司以及上下游厂商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提升本产业在整个产品内分工环节中的战略地位，获得更多附加价值；其次，培养学习型的集群，通过集群内学习和国际间学习，加快产品和工艺创新，不断提升集群的动态能力，获得集群持续性竞争优势，推动集群内的企业不断在全球工序分工中向上攀升；最后，发挥集群内企业各自优势，积极地寻找各自的全球细分市场机会，加快资本积累，扭转目前对外资过于依赖的现状，形成协力生产体系，实现集群整体在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工序中的升级和产业的持续升级。
第三，加快政策扶持，构建公共服务平台。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提升我国产业升级的支持性政策是多方面的，但应以掌握核心技术为轴心来展开。动态的比较优势原理告诉我们，通过“干中学”的学习效应能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这非但不排斥我们要加强自己的新技术研发，更进一步说，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能在未来更好地开展新技术研究，掌握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核心技术，这一点对提高我们在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中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知识产权保护，扶持产业内技术领先的企业积极参与到相关商品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中去，并力争使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在成为全球标准的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通过提高我国企业在产品内分工的地位以促进产业升级，政府还应该建立起以产业创新平台为核心，集市场信息、标准检测、专业展会、培训教育等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它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专业性、公共性、开放性的特点，能为我国企业加速向高附加值的工序环节迈进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最终也将直接推动产业的升级。
五、结论
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加工贸易，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的技术进步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此，企业应充分了解影响产品内贸易利益分配的因素，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企业与政府共同行动，努力提升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工序分工中的位置，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最终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增强我国对产品内贸易利益的支配权。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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