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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中国人信任研究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争论，即中国社会是否是低信任度的社会？要解决争论，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但是，当前信任研究中又存在着信任研究对象的界定不清晰、当前信任研究的研究假设相当片面、以归纳主义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三个问题，给当前中国人信任研究带来了极大困扰。
关键词：中国人；信任研究；困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在我们享受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同时，不应忽视目前经济、社会层面上还存在着一系列的突出问题，如制假贩假的泛滥、工程建筑质量事故的频发、官员腐败、道德滑坡、厚黑学盛行等，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一、争论
（一）论断：中国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彭泗清博士（1999）在讨论中国人的信任问题时曾经对这一争论作过一个回顾。他认为，最早对上述争论持肯定观点的是西方传教士史密斯（1894）。早在100多年前，他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就认为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国人性格的两大特点。对这一观点推波助澜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是著名社会学家Max Weber。他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大类。特殊信任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因此也可称为人际信任或家族信任；普遍信任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如建立在宗教或道德的共同信念基础上的信任，也可称为制度信任或社会信任。由于中国文化存在着浓厚的“家文化”特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是家族信任，而正式的社会信任却较为缺乏。家族信任体现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Weber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持的特殊信任，因此对于那些置身于这种血缘家庭关系之外的其他人即外人来说，中国人是普遍地不信任。这种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特点是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他认为，中国人的这种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他在其专著中写道：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而汉密尔顿（1990，转引自（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的研究更是有利地支持了Weber的观点。汉密尔顿在研究了以“行会”形式存在的近代中国商人组织，指出个体商人的市场可信任度完全取决于这个商人所归属的行会组织，而这种行会组织乃是依据乡亲族党的联系来组建的，因此一个商人的可信可靠及商业上的成功最终是建立在乡亲族党的关系之上。之后又有雷丁（1990）在其《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将Weber的观点继续发扬并最终形成中国社会就是低信任度社会论断的是日裔美国学者Francis Fukuyama（1995）。他认为，传统中国的家族主义文化强调和重视家庭、亲戚及血亲关系，将信任家族以外的人看作是一种不可允许的错误。因此，中国人所相信的人就只是他自己家族的内部成员，对外人则极度不信任。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中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至此，中国社会是低信任度社会的论断基本形成并广为传播。有意思的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印证该论断时经常引用的一个论据竟是费孝通（1947）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差序格局”。
（二）反驳：该论断过于武断。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价格（市场）、权威（国家）和信任（人际网络）是保障社会有效运行，促进经济健康繁荣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三大机制。如果按照福山等人的观点，中国属于低信任度社会的话，那么中国在信任方面的缺失势必会导致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后劲不足。因此，福山等人的观点一出来，便得到了很多华人学者的严肃回应，认为这些论断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李伟民、梁玉成，2002）。按照彭泗清博士（1999）的观点，这涉及到中国社会乃至整个华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他把华人学者的严肃回应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回应是强调中国文化构成的多元性，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具有关系特殊主义的特点，但其内部也有制衡的机制，可以抑制特殊主义的过分膨胀，为工具理性提供活动空间，以维持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有效运转（King，1991）。将这种观点推而广之，则中国文化本身也可以容纳某种程度的普遍信任。李伟民、梁玉成（2002）、王绍光、刘欣（2003）认为，中国人不仅信任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的人，而且也信任与自己交往密切的其他人。中国人的信任中包含有以观念信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遍信任（而不仅仅是西方学者认定的只有基于血缘关系和家族关系的特殊信任）。另外一些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则强调信任行为的时代性特点，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在一些华人社区（如新加坡）已经建立了普遍信任（Wong，1991；Kao，1991；陈介玄、高承恕，1991；郑伯埙，1995）。第三类回应是一些实证研究的发现并不支持韦伯等人的观点。如，张建新与Bond（1993）的调查表明：中国大学生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高于美国大学生，这与Pye （1981）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王飞雪等人（1998）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虽然对他人的一般信任程度不高，但却相信人性善良。
二、困扰
围绕中国社会是否是低信任度社会的争论，虽然正反双方都旁征博引投入很大精力，但大都自说自话，谁也无法说服谁。笔者认为，无论正反双方，只要能够对中国人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认识的话，那么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如果你要探讨信任问题，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笔者认为至少还存在着以下三个困扰：
（一）信任研究对象的界定不清晰。研究对象的界定实际上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开展之前必须首先确定的问题，它直接决定了该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宽度和广度。信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核心概念、内涵界定的模糊不清。毫无疑问，信任是信任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于什么是“信任”，学术界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至今仍然没有统一。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至今学术界关于信任研究的核心概念并没有得到自觉和系统地确定，以致信任研究的研究对象至今仍然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之中。研究者们不是从“为什么”这样一个思路展开逻辑思考，而是根据各自的某一视角观察、归纳提出一个关于信任的定义，以致大多数信任的概念都是“经验归纳”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演绎”的结果。这其实也就是信任定义之所以有如此众多分歧的原因所在。如此众多的定义也给我们清晰而准确地认识中国人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加剧了争论。
（二）当前信任研究的研究假设相当片面。任何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的假设前提。假设可以是公理性假设，也可以是假说性假设，前者是一种不言自明、所有“科学共同体”成员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工具主义”抽象，后者是根据已有经验事实，经验知识与理论基础所提出的一系列猜想性命题组合。以“工具主义”抽象作为假设无争议可言，以假说作为假设则需要不断地证伪。因为假说类似于一种理论，其本身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因而需要不断地进行证伪。假说证伪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假设构成一个理论“内核”，是一个范式区别于另一个范式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公理性假设，还是假说性假设，都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理论前提。纵观信任研究，虽然众多不同的信任定义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取向，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同信任内涵表述中的共同之处（孙伟正、赵建芳，2006）：其一，信任是基于行动一方的考察。各学科的信任研究大都在对此承认或默认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探讨的；其二，信任是正向的价值判断，是好的，不是坏的。各学科在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大多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道德伦理视角出发，把信任作为有价值的、应当提倡的东西，认为信任是好的个人品格与社会美德的观点；其三，信任是基于个体关系之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在继承心理学关于信任是个体心理倾向的关系性基础上，其他各学科均已突破了这种单纯的个体性关系，而将其视为扩大了的个体关系，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四，信任隐含着对潜在利益的关注。不管是心理层面的信任感的产生，还是道德伦理层面的信任美德，也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形式而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信任之中都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利益维度的考究；其五，信任是基于实践的行动论，而不是沉思默想的宿命论。各学科对信任的考察研究都没有离开人类行动的背景，“行动”也因之而成为信任研究的基础概念；其六，信任与不确定性、复杂性、风险性等概念密切相关。这些共同之处表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人类社会总是在人们寻求合作和竞争平衡与制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人际信任是人们进行合作的一种必要心理条件。换言之，在这样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环境下，人类个体是理性的。这实际上就是所有信任研究者都默认的基本假设。
但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个体理性假设的背后，也有人就信任研究的个人理性假设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们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个人理性的假设忽略了每个人所担负的社会角色，人们理所当然地更多地关注市场而不是关注生产行为。而个人主义与个体理性的假设造就了资本主义单一世界。虽然在这种条件下，过滤掉了与心理、社会、文化有关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简单而确定了，但是在个体理性假设下，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便发现了两个悖论：首先，一个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是不可信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性自利框架下，不存在信任；其次，信任是理性的个体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这样的信任是被动的，是有风险的。理性行为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信任风险的评估和防范机制确立的过程。由此，信任又存在另一个悖论：既是信任，就无需防范机制；既需防范，正说明缺乏信任。这两个悖论实际上暴露出了信任研究中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信任研究中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一步将其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种过于简单和抽象的假定诚然有利于信任研究模型的构建，但却为我们理解复杂的信任的建立、维持及其演化机制问题设置了巨大障碍。人类不仅仅具有自利的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同时也具有诚实、恪守诺言的品质。在互惠、责任、自我约束和传统文化等基础上，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当前信任研究中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性实际上是对信任伦理视角的“善意忽略”。要知道信任研究本身具备很强的跨学科综合性，需要我们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信任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如果我们在今后的信任研究中不能解决研究假设片面的话，将会对信任研究中学科间的融合产生阻碍作用，给争论的解决带来困扰。
（三）以归纳主义为主实证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信任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经济计量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博弈分析、经济实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等。这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该方法将信任与交易费用连接起来，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处理信任概念与信任关系，试图将信任引入理性化的分析。其代表人物有Williamson、Margaret levi和Dominic Furlong；博弈论，该方法着眼于信任的理性维度，涉及导致博弈合作均衡的无名氏定理的证明和扩展、声誉机制的形成、合作机制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博弈分析以Coleman模型最为经典，其次为Milgrom和Roberts模型。其代表人物有列维奇和邦克、巴尼和汉森、克瑞普斯和张维迎等；经济实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该方法从信任的非理性情感维度，采用抽样调查、人工模拟试验和计算机模拟试验的方法，通过设计不同的情景模式和约束条件，分析在信任的建立、维持和演化过程中影响人们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其代表人物有杜温伯格和尼日、波奈特和济科豪瑟、巴肯、克洛森和戴维斯等。
综观国内外有关信任的研究方法，它们大致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首先找出影响信任的因素，进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合理地假设这些影响因素对信任的影响方式（这些影响方式是通过函数来表示的），然后通过分析所假定的特定函数，从理论上解释信任。虽然这些研究方法通过演绎与归纳，表面上逻辑推导严密，可以从理论的高度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常见问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从认识论来看，演绎与归纳是有缺陷的。众所周知，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推导出特殊性或个别性的知识，其推理过程严格依据某些逻辑规则。如果说依据某些逻辑规则而建立起来的推理过程是正确的，只要前提全是真的，结论也必定是真的，即前提的真理（如果它们都是真的）不变地传递到结论，这被称为真理传递定律；但是，如果结论是谬误的，那么在其所有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前提是错误的。这就是演绎推理的独特之处，即前提中的具体内容与推理过程无关。因此，要保证演绎推理的正确性，就必须保证其所依据的全部前提真实、可靠。但是，在人类的科学探索中，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大都是人们通过观察实践出发归纳总结而得来的，是以归纳为基础的，信任研究也不例外。可是，归纳是有缺陷的。美籍德国哲学家亨普尔在1945年《对确认的逻辑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确认悖论”（又称亨普尔悖论），即对“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的确认问题，用来说明归纳法是如何违反直觉的。几千年以来，无数人观察了许多事物，比如地心引力法则，人们趋于相信其极可能是真理。这种类型的推理可以总结成“归纳法原理”，即如果实例X被观察到和论断T相符合，那么论断T正确的概率增加。亨普尔给出了归纳法原理的一个例子：“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论断。我们可以出去观察成千上万只乌鸦，然后发现他们都是黑的。在每一次观察之后，我们对“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信任度会逐渐提高。归纳法原理在这里看起来是合理的。但问题出现了，因为根据换质位法，SAP ES，所以“一切乌鸦都是黑的”应该等价于“非黑的都不是乌鸦”。但是，亨普尔发现，一个既非黑色又非乌鸦的例证，如“任何一枝红色的铅笔，任何一片绿色的树叶，任何一头黄色的母牛等等”不能确认“一切乌鸦都是黑的”，却能确认“非黑的都不是乌鸦”。亨普尔悖论实际上暴露了归纳的缺陷：归纳得出的结论并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归纳的合法性就会稍差一些，而依靠归纳法建立起来的信任研究的前提假设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
三、结语
影响信任的因素众多，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经济文化因素到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应有尽有。在信任研究中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基于什么样的假设、以什么样的方法，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单靠一个学科在其本学科研究体系的框架内是难以解决的，这就需要相关学科加快进行融合，需要我们借鉴不同的学科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信任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这是解决当前中国人信任研究存在的争论与困扰的最好办法。当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同时也面临着社会信任机制重构，提高社会总体信任水平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这类争论与困扰一定会得到解决。
（作者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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