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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可知，无论是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抑或当代经济理论，虽研究重点不同，但皆涉及到可持续发展思想。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演化
西方经济思想起源于17世纪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关于商品价值、货币的论述，而其理论形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集重农学派和重商主义理论之大成的古典经济理论甚至西方经济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以“经济人”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起始点，在继承英法古典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传统的基础上对重商主义的主要观点“对外贸易是致富源泉”和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进行了批判。另外，斯密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提出利润和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自由放任。之后，萨伊等人抽取了斯密经济思想中的庸俗成分，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庸俗的经济学体系，其主要任务在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永恒社会和历史终结的基础上仅研究经济现象的外在联系，为发展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经过边际革命后，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继承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局部均衡论为分析工具，着重分析价值和分配理论，研究经济体系中的价格形成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用折中的方法把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其特点不仅表现为用主观心理阐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用社会达尔文进化论和“连续原理”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而且表现为吸收边际效用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和力学上的均衡概念。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家从供给即生产费用方面解释价格、价值和边际效用学派从需求即效用方面来解释价格、价值的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综合，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决定商品的价值、价格。在20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在继承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寓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的基础上，凯恩斯批判了西方传统经济学就业理论的核心“萨伊定律”和20世纪初占据西方经济学正统地位的新古典就业理论，建立了以国民收入分析为基础，以就业理论为核心目标，以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均衡为目的国民经济总量分析的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战后，为解决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缺乏微观基础的难题，美国凯恩斯主义者代表萨谬尔森把新古典学派理论体系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综合为战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同时还有各种新自由主义学派及其他学派的理论体系，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供给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
二、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古典经济理论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上存在乐观论和悲观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中前者认为经济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而后者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持否定立场。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配第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劳动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而重农学派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比配第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其认为人的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土地的重要性要超过人。魁奈在“纯产品学说”中也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魁奈，1997）。重农学派认为，人口增加导致农业劳动力增加，进而农业生产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由此持续下去。其十分推崇自然力在财富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类似于如今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自然和环境生态的重要性的认识。与重农学派过分强调自然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同，古典经济理论之先驱斯密着重研究分工、组织和制度问题。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认为，虽然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时，劳动报酬会出现边际递减趋势，但分工和资本积累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扭转经济因土地稀缺而导致增长下滑的基础上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资本扩大能增加雇工，而分工发展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技术、新机器的发明、进步、应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88）。与以上几位对经济长期发展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不同，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能长期持续发展”抱怀疑态度。其认为，虽然分工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工业生产中能导致报酬递增，但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在所有土地资源被完全利用和资本积累率下降后，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进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最后人口和资本增长将停滞，这种经济持续增长的悲观论使卡拉尔把经济学称作“忧郁的科学”。若李嘉图是“忧郁的科学”的“始作俑者”，那么以“人口论”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著称的马尔萨斯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表现出更大“忧郁”。其认为，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不是财富，而且还是造成人口贫困的重要根源，并在借鉴报酬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论证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滞后于人口的增长。故长期来看，若不能控制人口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必将超过资源的供给，从而其未来充满悲观。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相似，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穆勒也持有“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表明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忧患意识，但这种担忧随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而逐步被遗忘。
与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资源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新古典经济理论主要关注：在资源数量既定时，如何对其配置使之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不难发现在关注点上，新古典经济理论已偏离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关注点的转移表明：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程度的依赖并不像在古典经济理论中那么明显。新古典经济理论总体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持肯定态度，其认为，市场自发调节能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促使经济长期增长。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发展能在提高土地和其他资源生产率的基础上克服报酬递减趋势，而且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能成为技术变革的动力，即随着稀缺资源价格的不断上升，经济活动主体会寻找、发明节约这种资源的新技术和替代品。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并不相信“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认为知识进步、教育普及和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报酬递增趋势会压倒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报酬递减趋势，故经济可获得持续发展和人类将有美好的未来。
从本质上看，马歇尔乐观的可持续发展信念源于其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和推崇，但这种迷信和推崇遭遇到1929～1933年间席卷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而以倡导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但由于采取的是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而忽略对经济发展问题长期、动态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20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其研究思路也不过是由以前的强调政府干预变为强调市场机制，可持续发展问题始终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根据索罗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及之后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既然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资源和环境就不会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
客观地讲，经济发展在尚未突破资源与环境瓶颈前确实能给人类带来众多益处，但随着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自然资源的日益衰减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渐渐对人类生活构成影响，使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学术界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进行反思。西方的反增长论者和环境保护论者便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他们不仅反对把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更反对忽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新古典经济观点。之后，可持续发展思想经过两次国际讨论走向成熟：第一次是20世纪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虽引起学术界及世界各国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却对该书的结论持怀疑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谑称之为“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经济增长的宣传者索洛认为米都斯等人的“世界末日模型是一个坏科学，因此也是公共政策的坏向导”；第二次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工业化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耗竭、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而由经济增长引致的“三废污染”、能源紧缺、人口过剩和粮食问题等更陷入“普遍性恶性循环”。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认识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超出马尔萨斯等人当年所言的对产出的制约。在此背景下，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主席布伦特兰在其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共识。布伦特兰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在借鉴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的重大发展战略。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肯定，使之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是新型工业化中可持续工业化本质的核心概括。
（作者单位：1.清远技师学院；2.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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