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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张五常《最低工资种祸根》一文商榷
3月1日，《最低工资规定》正式施行。对某些劳动者群体来说，这无疑是好消息。这部法规，不仅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新特点以及劳动者对权益维护的新需求，而且彰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低收入群体的人文关怀，对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不过，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存在不同声音。张五常写下《最低工资种祸根》作为回应，抨击最低工资的实行。张说，最低工资政策开始时不良效果不明显，但种下了祸根，经济更上一层楼会引起很多困难。并列举了五大理由如下：
（一）美国带头的最低工资规定，不起于政府，而是福特汽车工厂创办人的发明。大约九十年前，当时老福特划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天五美元。后来政府立例，今天美国的最低工资（包括雇主要付的社会保障金）大约是每小时八美元。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福特车厂差不多破产，原因不仅是Model－T不合时宜，而是加上有管制的最低工资。
评：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老福特首创了给工人一天5美元，实际上是一个被逼无奈的行动。1913年，公司的流动率高达370％(也就是说，公司为保证每100个职位上的工作有人做，每年就要雇用370个人)，这—流动率即使是按照当时的底特律汽车工业的标准来看，也算是高的了。与此类似，工人的缺勤现象平均每天也达到10％。而最低工资的实行确实对工人的行为产生了影响，1913年3月到1914年3月之间，福持公司雇员的辞职率下降了87％，解雇率下降了90％。类似地，在1913年10月到1914年10月之间，缺勤率也下降了75％。雇员的士气和生产率也提高了，公司继续处于盈利状态。所以说，日工资5美元，与其说是最低工资，不如说是效率工资。美国联邦政府最低工资始于1938年，与30年代福特公司的危机没什么关系。福特厂的危机，首先是老福特沉迷于T型车给公司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到1927年12月福持公司A型车展出的那一天，福持汽车生产线已有六个多月没有达到正常的生产速度。1928年，福特公司在A型车首次投放市场后的3个月中，由于生产线运转速度太慢每辆车亏损300美元；全年生产汽车633594万辆，远不及鲁日汽车厂潜在的生产能力的一半。这一年，福持公司的亏损加上因改换车型造成的损失总数达2.5亿美元。最关键的因素应是大危机时的环境。大萧条开始时，美国有5000家银行倒闭，600万人失业，约占就业人数的1/4，而且，形势还在不断恶化。1933年，1000万人失业，220万人依靠当地政府专为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的紧急低报酬工作生活。1929年，消费支出总计772亿美元，1933年，消费支出总计仅458亿美元。在大萧条的十年中，受到打击最大、打击面最广的是中下层民众，为大众服务的普通型汽车市场萎缩最快，农民买车在三年内竟萎缩了90％（1929年美同的农民购买了65万辆新斩伞，而1932年只买了5．5万辆。）。福特公司的A型车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低价格，这种低价格是以公司大幅度减低自己的合理利润实现的。当大萧条使中下层消费者连生存都难以维持是时候，再低的价格对于平民百姓已是毫无意义了。1931年，A型汽车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年度销售量不到1930年的一半。我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场危机的话，福特公司一定能凭借A型车扭亏为盈，就像1920年的那场危机一样。但是，福特厂遇到了史无前例的贫困危机，能依靠自己的实力与这场危机相抗衡的公司为数不多。一家接一家的公司像溶化的冰山一样坍塌下来，破产，倒闭。通用公司的几种普通型汽车，包括雪佛兰车在30年代初都出现销售量下降的情况。
另外，福特公司的日工资也谈不上受管制。1931年底，公司7美元的日工资减到了6美元。不到一年，又由6美元减到4美元。
（二）最低工资容易引起工会林立，因为就职的有最低工资的保护，没有再低工资的竞争者参与，容易组织起来。先是大工厂之内有工会组织，继而行业工会。罢工、争权、大打出手的行为后来罄竹难书。
评：最低工资对在岗职工有益，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否有利于工会成立，则没有确切的说法。劳工工会大都是工人对不堪忍受的受压迫的雇佣条件所做出的反应。贫困是产生工会的土壤。第一批工会的出现都不是为了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仅仅是为了改善工作条件或提高工资待遇。英国一个研究劳工运动的历史学家写到，“工会化的目的过去常常是为了抬高劳动力价格，抵制雇主剥削。集体谈判是后来产生的，是劳资双方为了改变紧张局面，为了追求长期和平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在美国，大崩溃给工业企业带来巨大灾难，大萧条则给企业员工们带来绝对贫困。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开始组织起来同公司老板斗争，希望争取自己家庭的生存。联合汽车工会应运而生，成了领导汽车企业工人斗争的核心。
把罢工一棍子打倒也过于偏激。观察家们认为，罢工是理智的行动。首先，罢工常常被看做是谈判的破裂。这意味着，如果谈判能更好地进行，就不会发生罢工。实际上，雇员们常常是为了自卫才罢工的，而公司也听任罢工的发生。在许多情况下，爆发罢工比向对方让步给己方带来的损失更大。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有人认为罢工是谈判过程的综合部分。罢工有助于解决劳资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一定数量的罢工是集体谈判的正常现象。一般来说，罢工向工会和资方都施加了经济压力，从而提高了不达成协议的成本。.采取这种极端的形式，罢工和威胁要罢工因而成为使集体谈判过程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
工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组织。作为经济组织，工会力图形成垄断从而可以为劳动力提供更高的工资。但工会同时又是社会组织，它存在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会员的呼声，把会员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工会提供了让其会员有效表达他们所关注的有关工作问题的机制，以便当出现问题时，雇员有辞职以外的选择，这能够避免激化矛盾，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最低工资的意图是维护低收入的贫穷工人，但到头来这些下层找不到工作。有最低工资的规限，雇主当然是选聘生产力较高或较「可爱」的了。在美国，最低工资增加了种族歧视－支持这结论的研究多得很。同样最低工资，同样工作能力，取白舍黑不难理解，而女职员当然是选较为好看的了。
评：最低工资对就业量的影响，尚无定论。这从理论上可以证明。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厂商具有影响工资率的能力。工人的流动面对着各种成本，搜寻成本，流动成本等，所以劳动力供给对工资率的变化不具有完全弹性，也就是说，厂商面对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对于某一厂商来说，可以同时起到提高平均工资水平和降低边际劳动力成本的作用。在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当较小的时候以及在短期内观察雇用量变化的时候，这种不确定性最大，会出现工资率和雇用量同时上升的现象。在长期中，对雇用量所产生的两种效应都发生作用。如果最低工资率不是太高，那么买方独家垄断厂商的边际劳动力成本就会下降，从而在长期中引起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规模效应）。但它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却上升了。这样，利润就会下降。如果它所处的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性的，那么它最初的利润水平就只能算是正常的，而利润水平的任何下降都会使得它的利润低于正常水平。一些厂商就会退出市场，从而对就业施加一种向下的压力(替代效应)。如果这后一种效应足够大，那么在长期中，一旦实行最低工资率，买方独家垄断部门中的就业量必然会下降。总之，买方独家垄断情况使得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不确定了，即如果新实施的最低工资率起到了降低厂商的劳动力边际成本的作用，雇用量会作出何种反应。
从实践来看，现有的文献记录就有关实行最低工资后对就业率的影响，似乎并无一致结论。Card和Kruger于1995年研究美国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业个案显示，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就业率并无反面影响，甚至有正面影响。Neumark和Wascher于1996年使用不同的样本重新研究新泽西州的个案，结果却发现，在统计学来说，最低工资的改变对就业率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即便是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难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利·贝克尔曾经直言：“提高最低工资相当于使人们失业”。另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反对说，“我们相信联邦最低工资的适当提高并不会严重损害就业机会。”还有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克林顿前经济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布莱德(A1an Blider)写道：“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减少就业。但即使的确如此，其效果也微不足道”。
（四）40年代，在工会压力下，美国好些行业禁止件工合约。这是因为以件工算，生产力弱的工人不能以件数算而得到最低工资的收入。但很多时生产力弱的要靠件工所得的低微收入而得到训练，从学习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二战前后香港的工厂学徒往往是要补钱给雇主的。这些学习机会给最低工资破坏了。今天中国工业的件工合约非常普及。如果最低工资提升到某一点，废除件工的呼声会不绝于耳。到那时，要到中国设厂的外资就会觉得其它地区较有吸引力了。
评：件工就是以件数算工资，也就是计件工资。在美国，80％以上的雇员都是根据其工作时间而不是工作成果来支付工资。据伊兰伯格说，这是由于建立在产出基础上的工资计划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风险规避问题和衡量问题这样的双重困难，因此大多数雇主倾向于选择某种以时间为基础的工资计划，这其中是否有工会的压力，他只字未提。
在中国，工资最低的不是在工厂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而是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在蚌埠，我所接触和了解的农村打工者，比如到小餐馆里端盘子的，应该算是收入最低的人群了，但他们的工资待遇，每月包吃包住起码也有三百元。尽管住的条件差些，吃的标准低些，但如果要把吃、住都折成钱，也已经超出了蚌埠市的月最低工资320元。毕竟，如果要说工资的话，这些费用仍然是可以算进去的。况且有时还得考虑小时工资呢！
张五常也许不知，我国的最低工资规定并不适用于学徒，但是，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学徒与其雇主形成劳动关系的，学徒有权获得劳动报酬。雇主不得以各种形式（如口头约定）拒绝支付。至于为张津津乐道的二战前后香港的学徒制，则是封建家长制和资本剥削劳动力的体现。
（五）今天中国的工商业，分红很普及——是有钱赚才分红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减少失业的工资制度。但有分红，议定的时间工资一定较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提升至某一点，分红的合约安排不能成事。
评：张五常说，分红（bonus）又称花红或奖金，有底薪（basicsalary），年尾分红（也有按月的）通常是以利润的一个百分比拿出来摊分2。劳动分红与奖金其实不是一回事，尽管都是工资的一部分。纯粹的奖金只是向劳动者个人，并且以劳动者个人所付出的超额劳动的多少为支付依据的；劳动分红则是以劳动者群体为对象，并且以企业利润的多少为支付依据的，尽管支付对象可能仅限于一部分劳动者，尽管整个分红基金总要以一定的形式分配给个人。可以说，奖金有无不完全取决于利润；劳动分红的有无则完全取决于利润和利润的多少。另外，从张五常的解说中，分红就是西方的利润分享制(Profit Sharing)；但在《最低工资是祸根》中，又说，但有分红，议定的时间工资一定较低，这是收益分享制（Gain Sharing）的特点。
为什么分红是个非常重要的减少失业的工资制度？张五常解释说，生意下跌，分红的减少是工资的自动调整，而底薪越低被解雇的机会越小。我国地方在劳动分红的具体操作中，人均劳动红额最高不超过年人均工资额的30％。人均创利水平一般的企业应该更低一些。我国最低工资相对于平均工资的40％－60％(新乡市关于试行“工资加劳动分红”分配制度的实施意见)。因此，最低工资不会超出职工的工资部分。
有趣的是，张五常说，若要多分红就得少用人，在（三）中又讲“最低工资的意图是维护低收入的贫穷工人，但到头来这些下层找不到工作”？二者的原理是相通的，可不能反一说顺一说哟。
说到这里，我也该止住了。也许张五常先生的忧虑有其道理，最低工资制度对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确实是有一定影响，但即使是会造成一定的损害，这也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从中国自身的情况而言，这样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敌人是贫困：农村居民的贫困，“打工者”的贫困，城市低收入者的贫困。贫困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已经初现端倪，内需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可以说，贫困是导致今日中国问题的祸根。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关注贫困也许比一味强调维护市场自由更受人尊敬。□文/汪燕敏 张得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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