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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是存在替代关系，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而我国，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V9.44％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年的1.8％跃升到2002年的4％，城镇的真实失业率目前已高达9％左右，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
一、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客观现状
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例如美国1993年经济增长率为2.2％，失业率则升至6.9％1999经济增长率为4.2％，失业率则降至4.2％。但是在我国目前却出现了与这一经济理论严重相悖的现实，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V9.44％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年的1.8％跃升到2002年的4％，城镇的真实失业率目前已高达9％左右，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
根据有关数据(见表)，1998－2000年，在12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国家只有法国，而法国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3.4％)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而言；同样，根据有关数据，1998－2000年，在7个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波兰，而波兰的高增长(年均4.3％)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转轨国家而言，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7.6％)尚有较大差距。
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都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使我国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突显出来，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不仅如此，我国当前的高失业率还伴有来势猛、覆盖面广、后劲大和持续时间长等特征。
二、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为什么难以同步
1、技术进步和信息化进程加快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按照工业化一般规律，工业化的中期应是结构变动最剧烈、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最快时期，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的迅猛发展，我国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从而产生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从1995年开始，我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口逐年下降，从9803万人下降到2001年的8083万人。显然，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下降不仅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大有关，也与近年来技术进步加速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后劳动生产率提高、用工下降有关。
2、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看，无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严重过剩，中高技能的劳动力明显不足。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第二季度对全国81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显示，劳动力市场出现技术工人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技术工人尤其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现象，集中暴露出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劳动力供给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素质不能满足需求，不少岗位空缺。结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就业的同步增长。
3、城市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二者几乎是同步的，而城市化的发展又极大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行业多、门类广，能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所以截至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即近年都在72－74％左右的水平。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第三产业增长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目前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而城市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仅为37.7％。由于城市化推进缓慢，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削弱了第三产业在其结构推移过程中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从而使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明显低于产值比重（就业比重为27.7％，产值比重为33.6％），导致严重的就业结构偏差。
4、中小企业发展相对缓慢。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历来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我国无论从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方面，还是从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比例看，都与发达国家相差太大。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有中小企业，在发展环境上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障碍，包括一些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比如，工商对企业经营限制过多、税费负担太重、融资难、贷款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影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
三、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怎样和谐统一
1、积极寻求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发展模式。首先，继续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基础。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虽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向好，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的动力不断增强。主要表现为：五年来国家连续坚持扩大内需的基本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政策的累积效应正逐步释放；住房、汽车、通信、旅游、教育等新的消费热点逐渐形成，其带动作用不断增强；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正在进一步释放出内部制度效率；随着知识化、信息化进程的推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微观活力不断增强，企业经营日益好转，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效应也在进一步释放。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正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面对“经济加速”的趋势，政府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做好以下工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断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技巧和水平，科学引导经济的健康运行，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针对苗头性问题，适时适度地进行调控，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注意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其次，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放宽限制，简化手续，减轻负担，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同时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扶持其发展，尽快形成稳定的中小企业群，为缓解就业压力找到强有力的支撑点。再次，加快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2、实现由“产出增长为中心”向“就业增长为中心”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表明，工业化最主要的是“人的变化”，即众多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业中，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众多乡村农民变成城市市民。这一变化既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能满足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福利最广泛地惠及到民众。
然而，由于我国传统工业化推行的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战略，片面追求产值的增长，结果与一般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存在较大偏差，主要表现为产业产值结构与产业就业结构的严重不对称。按比重排序，我国的产业产值结构呈“二、三、一”型，表明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就业结构则为“一、三、二”型，是工业化前期的结构特征。可见，我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需要继续推进，但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改变策略，把以“产出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调整为以“就业增长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
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且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最适宜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路线。如果用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无节制地挤压和替代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是不明智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给城市造成困难，也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
当然，强调以“就业增长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对少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带动能力强的关键行业和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及核心产业技术，国家要大力支持其发展。但对于多数普通行业和一般产业领域则应实行“就业优先”原则，在不降低效率和技术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对就业的需求。在工业技术档次的选择上，应有一个合理的梯次结构，因地制宜发展适用性技术，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要注意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妥善处置发展与就业的关系。
3、积极实行“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首先，坚持市场导向的就业政策，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必须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机制和就业管理体制，培育劳动市场，清除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一切障碍，积极开展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疏通劳动力供给方和需求方的信息障碍，做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务工作，推进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正规化建设，为劳动力流动创造基础条件，使劳动者在不断流动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其次，政府适度调控，促进就业。应选择和制定经济与就业协调增长的战略，把促进就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注重运用财政、税收、货币工资等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引导促进就业；筹措社保基金，完善社保体系，国家和地方财政都要拨出一定的资金用于非自愿失业人员的保险和救助，促进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把培训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同时也推迟了青年就业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缓解就业供给压力；鼓励发展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包括城乡公共卫生机构和社区服务组织等，扩大吸纳就业的渠道；调整就业方式，积极探讨弹性就业制、分阶段轮换上岗制、一工分做制等就业方式的可能性。奖励吸纳就业多的企业，给予政策上和物质上的资助等。(□文/张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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