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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投资率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978～2010年相关数据，研究中国投资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率；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0月6日
一、引言
投资率、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中的三个重要变量中的两个，它们的变化和均衡的关系对一国的国民收入和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重大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一些初始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将具有比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经济落后的国家将逐渐缩小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实证分析方面，De Long和Summers（1992）实证发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高投资率或以设备投资反映的高资本形成率推动的，Levine和Renelt（1992）研究表明投资率是事实上的与跨国数据中的增长相关的唯一稳健变量，Alfred和Willi（2001）使用法、德、日、英与美等国数据研究了投资的外部性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显著性，Kala，Ataman和Norman（2003）考察了39个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来驱动的结论。这些相关性一般被解释为从高投资到高增长的因果联系。因此，在上述观点中，投资是增长的原因。
在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实际的增长率对投资率的反向作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Vanhoudt（1994）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快速的资本形成，存在实际产出对于投资需求的反向影响关系。Podrecca和Carmeci（2001）则发现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从增长到投资的作用机制则一般通过产出对投资的加速效应来实现。如果高增长导致高投资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就应该首先着重促进经济增长，并借此提高投资率，随之可以形成更快的资本累积。
胡雅琴（2006）、周建和汪伟（2006）、汪伟（2008）基于中国的数据运用VAR模型研究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分别是投资率和储蓄率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关系不成立。
应该注意到，我国目前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40%以上，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一国工业化的推进，储蓄与投资率将逐步下降，因此维持这么高的投资与储蓄率并不现实。未来的高投资可能需要向国际资本市场借贷融资，这可能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另外，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单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成分已经出现了显著降低，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显著减弱，因此启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二、实证检验
1、数据来源。经济的发展用GDP增长率GDPZZL表示，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ZBL表示，人口因素用人口自然增长率RKZR表示。本文的数据，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0年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11》。
2、单位根检验。运用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由表1可知，变量GDPZZL、ZBL、RKZZL为一阶单整过程。因此，可以采用处理非平稳变量的协整检验的分析方法。
3、协整检验。得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的回归方程为：
GDPZZL=-17.63+0.62ZBL+0.37RKZZL
t=（-2.59）（4.17）（2.56）
R2=0.3758 D.W.=1.2748
对协整回归的残差单位根进行ADF检验，判断其是否平稳。结果显示：残差t统计量为-3.49，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t值为-2.64，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则可以认为经济发展与投资率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Granger因果检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以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是投资率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不成立。这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似乎并不一致。但本文的检验与陈利平（2005）、胡雅琴（2006）、汪伟（2008）等的理论与实证是一致的。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78～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Granger检验分析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直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中国现阶段的投资率对GDP的增长率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二是经济的增长对投资率有显著性的影响能力。原因可能为由于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时间较短，私人部门投资活跃时间还是较短，加上受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等外界冲击，私人资本积累的速度虽然在加快，但私人投资对投资前景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受到投资的时间累积性质所限，投资率也受到了产品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影响，种种表明投资对于实际产出的调控能力在逐渐减弱。
提高投资质量不仅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式来进行，而且也需要政府对私人投资行为加强指导和管理来配合，以此消除对宏观经济发展不稳定及其不利因素，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单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成分已经出现了显著降低，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显著减弱，因此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扩张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策导向。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1.
[2]李扬，殷剑峰.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5.2.
[3]胡雅琴.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78-2004年间的数据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5.
[4]周建，汪伟.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来自中国1978～200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6.2.
[5]汪伟.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1952-2006 年的数据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8.2.
[6]Bacha，E.L.A Three-Gap Model of Foreign Transfers and the GDP Growth R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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