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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先辈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关于要不要理财，如何理财，有不同的观点和相应的派别。但凡儒家，大多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出发看待义利关系，主要的观点是讳言财利，以为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孟子、董仲舒、司马光、方孝孺等。但凡法家，大多重视理财。如管仲、李悝、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叶适、邱浚、王韬等。当然也有儒门之人而主张理财者，如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等。这些观点各异的理财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对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所谓“观古知今，古为今用”，纵观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兴替得失，对我们今天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可收借鉴之效。
一、理财的必要性
理财对于政权的稳固，国家的兴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谓“《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理财列为治理国家的大事。宋代的苏辙曾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南宋叶适更是指出：“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可见理财与否，理财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安宁，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重视理财并善于理财，就能富国裕民，国盛民兴。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以“相地衰征”、“向壤定籍”、“官山海”等理财措施而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开阡陌而赋税平”，“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从而充实了国家财政，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西汉的桑弘羊通过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平准”等政策，统一了国家财政，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沉重和紧迫的财政需要，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唐朝的刘晏在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转运、盐法、税制与常平”等财政措施，恢复了由安史之乱所摧毁的唐帝国之经济繁荣。北宋的王安石一反以往儒者服官“耻言财利”的旧传统，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宋朝的贫困状况，使宋朝一度出现中兴景象。可见，理财好坏直接关系一国财力的强弱。若理财不善，势必是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政权倾覆，国家灭亡。秦朝由于赋役征收过急、过重，同时支出又十分浩大，最终仅建朝十五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元朝因不屑于财政的筹划,以致于自建元以来,国家财政就是一塌糊涂。不用说“尽究其本末”,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策划,也是浅尝辄止,最终偌大江山在财政的崩溃中而灭亡。明朝自中期以后，统治者日趋腐朽，政以贿成，财政积贫积弱日渐加深，最终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朝后期，由于统治者理财不善，加之政治上的腐败，使中国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见，理财关系社稷安危，百姓幸福，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理财，不可小视。
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中，有一种理财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即“讳言财利”思想。该思想认为，不用理财，理财就是头会箕敛。如：孔子曾明确地肯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示了其以社会伦理规范制约人们获取财富活动的倾向。孟轲对梁惠王提出的“何以利吾国”的答复就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宋代的司马光提出君子“固不能言利”，并认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明代的方孝孺认为“以理财为先，此文、武、周公之所诛，而周官之所弃者”。其实，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种思想是不对而应加以批判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该思想就站不住脚。理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裕民。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那么国家的财源从何而来，国家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如果不理财，甚至“讳言财利”，难道任由统治者挥霍无度而坐视不管吗？国家的兴盛必须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财力的强大则要求必须重视理财，善于理财，理好财。否则，将沦入国将不国的悲惨境地。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财盛国兴，财贫国衰的众多事实已有力地证明了“讳言财利”思想的局限性。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造成了人们普遍的不敢名正言顺的追求财利，不敢理财或不屑理财。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财政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理财家对“讳言财利”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北宋的李觏否定“贵义而贱利”的传统观点，指出“圣贤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的反传统观点。他不仅认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还认为“欲”也应该谈，因为“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南宋的叶适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根本否定了传统的讳言财利的思想。他认为理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善于理财，就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从而对"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批判。他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竭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明朝的邱浚认为不能以聚敛为借口反对理财，讳言财利。他认为财用是不可一日缺少的“国之常经”。如讳言理财而使国用不给，“终不免于横取于民，则是以理财为讳者乃所以为聚敛之张本也”。意思是说，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而不做好生财工作，那么当国用不足时，必然要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
二、理财的涵义
关于什么是理财，北宋的王安石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意思是说，理财是政治的唯一内容，是合乎正义的行为。王安石所谓理财的涵义，除了封建国家财政而外，还意味着组织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协调其分配与流通，其内容是极广泛的。明代的邱浚认为理财就是对谷与货的治理。“谷以资民食，货以资民用，有食有用，则民安国富”。在他看来，理财实质是人为分疏问题，即管理和控制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领域。邱浚认为理财分理民之财与理国之财。他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清代的王韬对理财的认识，与西方资产阶级财政的认识渐趋相同。他认为应该发展国营经济事业收入和发展民营工商业，以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所谓“兴大利”。这就突破了原来重农抑商或通商概念的理财意识，而具备了资本主义近代财政思想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理财不同于聚敛。受讳言财利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从事理财就是言利，就是聚敛。在这一问题上，南宋的叶适将理财与聚敛加以比较,在揭示两个概念之间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理财的含义。叶适在《财计上》中一开篇就明确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叶适认为,自周衰而秦汉以来,理财的本义已失,人们将理财与聚敛等而视之,“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就是理财。于是,在主观上,君王们死抱着空洞的“仁义”信条不放,对理财“避而弗为”；在现实中,执掌理财之权的小人们则竭尽搜刮之能事,巧取豪夺,“务以多取为悦”,掌控“聚敛之资”。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理财在思想概念上和实际运作上的双重混乱,并一直延续到叶适所处的时代,正所谓“今日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因此,叶适认为,为了弄清楚理财的含义,就必须把理财与聚敛区分开来。根据叶适的有关论述来分析,可以看出,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理财与聚敛的相异性:首先,从运作的主体来说,理财的主体不仅有政府官吏,而且还包括君王和天下黎民;而聚敛的主体则只是政府官吏,即叶适所说的控制财政大权的小人们。按照叶适的观点,圣君贤臣必善理财,因而圣君贤臣当然是理财的主体。但是,圣君贤臣宜理之财,主要的还是“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与天下人息息相关,因而当与天下人共理,正所谓“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所以,上至一国之君,中至政府官吏,下至黎民百姓,都是理财的主体。理财主体的多层次性和广泛的社会性由此已显而易见。聚敛就大为不同了。因为君子怀“仁义之意”而对聚敛“避而弗为”,而平民百姓作为聚敛的对象则不可能成为聚敛的主体。因此,聚敛的运作者仅仅只是一些“执理财之权”的政府官吏。可见,理财和聚敛的主体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就动机、目的和服务对象而言,理财是为天下人服务的,其目的在于为民理财,与天下人为利。换言之,理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而“自理之”,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增殖财富而“为天下理之”。作为君王大臣,只有立足于为民理财,为天下黎民理财,保证百姓的“衣食之具”,才称得上是“善理财”的圣君贤臣。与理财不同,聚敛则是“取诸民而供上用”,是政府官吏“为自利”而“自理之”,目的在于满足王公大臣奢侈豪华的生活之所需。尽管“取诸民”有善与不善之分,不善者横征暴敛,善者“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但是,不论善与不善,只要是取诸于民而“供上用”,就是聚敛而不是理财。叶适认为如果从道德评价的层面讲,理财才是仁义之道,聚敛却是不义之举。可见,照叶适的观点,是理之还是取之,是利民还是自利,是供民用还是供上用,乃是理财与聚敛的又一相异性所在,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区别所在。最后,从客观效果和社会作用上看,叶适认为,理财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协调运行,开源节流,调剂多寡,促进流通,浚导壅竭,保证百姓的“衣食之具”,因而有利于人民安康、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在他看来,“君民上下皆出于一本”,君若善于理财以“养民”,“教民”以衣食之方,便能够“治民”安邦。叶适也承认,作为一个国家,必然要向百姓收取赋税,但他认为必须立足于为民理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不是完全出于“自利”和“供上用”而取之,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固不以自利,虽百取而无害,而况其尽与之乎?”可见,理财的社会作用和效果是积极的和重大的。而聚敛就大为不同了。聚敛是与民争利,顾上而不顾下,巧取豪夺,大肆搜刮,因而必然导致“民之受病,国之受谤”。基于对理财与聚敛区别的分析,叶适对理财概念进行了规定。在他看来,所谓理财,就是协调社会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调节“所入”和“所出”,以满足“天下之人”的“衣食之具”。可见,叶适所理解的理财,实际上是指国民经济的管理,既包括了理国之财,也包括了理民之财。
三、如何理财
既然理财如此之重要，那么所理之财从何而来？《大学》中说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意思是说，生财之道在于从事生产的人要多，白吃饭的人要少；从事生产的人要加快速度，生产要有效率，用财的人要节约用财，这样国家的财源才能充足。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正如南宋的叶适所说：“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竭而不行。”凡此种种，都属宜理之列。对此有而彼亡，彼多而此寡者，进行调剂；对不求则伏而不见者，进行挖掘；对无节则散而莫收者，进行节制；对消削而浸微、少竭而不继者，进行控制；对浚导之无法，其流壅遏而不行者，设法疏通。
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同，各朝各代的理财思想也不尽相同。总的来看，在理财方法上大多是主张先理民之财，后理君之财。如：《管子》一书中说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邱浚认为理财的目的是为民理财，民财既理，则君的用度自无不足，所以善为国者必先理民之财，理君之财次之。
在理财原则上，有的主张量入为出，如：《周礼》中就体现了量入为出，略有储备的思想。明代的邱浚十分推崇《礼记·王制》篇所说的预算制度，并提出要量入为出论原则。宋代的欧阳修也遵循“量入以为出”的古训，反对只求“量国用而取之民”。清代的王夫之也主张量入为出。有的主张量出为入，如：唐朝的杨炎提出了“量出以制入”的理财原则。他说：“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南宋的叶适反对量入为出，主张量出为入。他认为“入”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倘若“入”不合理，“出”肯定是不合理的，“量入为出”也肯定是不合理的。反之，“出”若是合理的，“入”也是合理的，所以，“量出为入”也是合理的。因为“出”定的合理，“入”才不会盲目，“出有常数，入有成法”。清代的王韬受英国量出为入预算的影响，提出每岁量出为入的主张，他认为量出为入可以养民、便民，而且民无怨君无私。这一思想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又不同于杨炎的量出为入思想。
在处理理财活动中农与商，本业与末业的关系问题上，有的强调重农抑商，如：先秦法家大都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提出“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观点，即对非农业活动的捐税要多且重；对农业的课征，商鞅主张“不烦”、“不多”。这实际上是重农抑商，督促人们务农。唐代实行的租庸调制体现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财政来源，排斥工商税收的思想。宋代的范仲淹提出了“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的观点，体现了他的重农抑商思想。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并非一味墨守传统抑商教条，而是既抑商又利用商人。这一独特的理财思想在欧阳修“诱商为上，制商为下，与商共利”的理财思想中进一步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与重农抑商思想相对的是强调货重于食，重视商业发展或农商并重的思想。如：唐朝的刘晏实行常平盐和盐制改革，运用商业资本开展财政活动，发展商业以充实财政，同时重视商业信息。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重视商业，以商业经营原则处理国家财政的理财思想。北宋的李觏、王安石、苏轼均主张通商。李觏和苏轼强调的是反对国家专卖，让私商自由经营，国家征税。李觏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专卖，听其自为”。苏轼提出了“农本俱利”的观点，主张通过减免商税方式以促进和扩大商业经营活动，最终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而王安石则认为“榷法不宜太多”，主张通商与专卖并行。南宋的叶适反对以财政手段作为打击工商富人的手段，把富人看作是代替官府而“养民”并为封建财政所仰赖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他认为，富人至少为国家做了三件事：一是代国家养民，二是供上用，即为国家交纳赋税及杂项支出；三是富人执掌开阖敛散之权，对国家的商品流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任务，过去，如西周，是由天子掌握，现在天子无能为力，只能由富人代管，富人可以通货贿，均有无，调节物价。因此，国家不能对富人打击，不能夺取他们的财富。基于此，叶适认为重农抑商是不对的。清代颜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源主张重商，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他不独反对轻商，还坚持商人须跻于士大夫之列才是杜绝商税偷漏的根本途径。与其重商思想对应，他主张实行资本税，取消繁杂的商税。清代的魏源更是对食与货、本富与末富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若从重商废农的角度看，食固然重于货，但若从当前急需发展商业的角度看，货重于食。关于本富与末富的关系，则认为末富优于本富。从而改变了土地致富的传统观点。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认为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但也反对绝对抑商思想。他认为“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才能“国无游民，人安物阜”。因而不能抑商。他说：“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田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务安其业也。”明代的张居正反对苛征商税，主张厚农与厚商并重。他认为国家要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如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农与商都是不可缺少的。商可利农，农可资商，所以农商应相互平衡与协调。
在理财的具体措施上，有的主张实行内涵扩大再生产，如：在屯田的问题上，魏晋时期的傅玄认为要增加屯田的收获量，“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这是说，与其扩大屯田耕种的土地面积，不如在现有的屯田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和改进其生产方法，更能增加生产。以现代语言来说，意谓集约耕作方法比起粗放耕作更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可惜的是，傅玄仅指与国家财政收入有关的屯田，并未将此原理应用到一般耕地上；更为可惜的是，他只概乎言之而未详述其由。但不管怎样，傅玄在当时能有这样的思想确属难能可贵。有的主张实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如：北宋的王安石实行青苗法，直接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以鼓励农业生产；实行募役法以免除人民的徭役劳动。这些措施都鼓励了农业生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也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的理财思想。
在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收入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北宋的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如：《管子》一书反对强求的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收入。至于如何扩大经济收入《管子》一书提出了出乎一般人想象的卓越见解，主张用货币、价格、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的经济收入。西汉的桑弘羊实行均输、平准和国家专卖政策为国家谋取了丰裕的财政收入。元朝的卢世荣也主张将财政的重点放在经济收入方面。他寄予极大注意的经济收入有酒专卖及盐引收入、贸易收入（包括垄断海外贸易和政府从事粮食买卖的收入）、牙侩收入。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如：孔子孟子提出的“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的“轻赋役”，朱元璋轻徭薄赋以“阜民之财、息民之力”，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的思想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观点，如：魏晋时期傅玄提出的赋税的至平、积俭趣公、有常、壹制的思想。至平，不是轻徭薄赋，也不是简单地平均赋役，而是根据官吏的多少、年成的丰欠来平均征税。积俭趣公，即为公节俭，不浪费民力。有常，即有稳定的规章法制，征收赋税要相对稳定。壹制，即统一规章制度。唐朝刘晏提出的“收厚利而民不知贵、因民之所急而税之”的原则。其中“收厚利而民不知贵”的原则与法国重商主义理财家柯尔倍尔的“拔最多的鹅毛而不要鹅叫”的财政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清代的魏源对涵养税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善赋民与不善赋民提出了新的比喻。他说，善赋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不罄不止。从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魏源认为，减税是涵养税源的手段之一，适当减税，不仅不能减少税收，而且可以增加税收。百姓富足国课自增，而重税会使百姓逃亡，国课就会减少。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都主张“节用”。较有特点的，如：《管子》一书主张“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不过，其独到之处是不一味强调节用，而是主张财政支出应考虑经济效益。魏晋时期的傅玄提出了“节用、息欲、明制、去虚”的财政支出思想。节用，即反对奢侈，主张节俭；息欲，即反对贪欲；明制，即明确各种支出制度；去虚，即务实。实现这些思想的具体措施是：计人课务；冗散归农；严定黜陟考绩；官须重爵禄。
除上述理财思想之外，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涌现出一些中国特有的理财思想。如：屯田、均输、常平、漕运、殖边等等。这些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理财思想源远流长，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们对于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理财思想告诉我们：理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重视而不可小视。为了国家的发展繁荣和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个稳固、平衡、强大的国家财政。这既是历史经验的启迪，更是现实发展的要求。中国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在推行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时，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到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改制；从北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到明代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制——这其中既有政治问题，又有经济问题；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地继承。(□文/程 非 石 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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