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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眼下，下岗农民主要出现于沿海城市（镇）。由于不加节制的造城、造镇“运动”，迫使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而沦为下岗农民。安顿他们远比安顿下岗职工要棘手。后者再怎么地，还可按月领取“失业救济金”——而下岗农民，又上哪儿求寻社会救济？
下岗农民批量出现
在城市近郊或中心集镇的周边村落里，因土地被征用，下岗农民正呈批量化生成。问题的出现已引起部分地方官员的关注。只是，问题并非只出自个别乡镇，作为一级政府，连城市的就业难题都无从破解，再要抽出物力与精力应对下岗农民，几乎没有可能。然而，问题毕竟已显性化，下岗农民脸庞上的愁云，为热热闹闹的城市（镇）化浪潮所暂时掩盖。
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变了
前些年，土地一旦被征用，政府有刚性的政策来安置农民的生活出路。其一，实施“农转非”。其二，指令征地单位负责实施“农转非”人口的工作。如今，政府虽未明令取消上述安置政策，但落实政策所需的社会外部环境早已不复存在——政策名存实亡。
首先，劳动力哪儿都过剩，政府上哪儿为“农转非”人口寻找劳动岗位？其次，企业一改“姓”，政府再凭行政指令往企业“塞”人已不可能。
城市（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问题在于，政府直接走上前台扮演主角，依然沿用了计划思维，导致政府职能越位，带来一系列“后遗症”，下岗农民的出现，正是“后遗症”之一。
征地者“收益”多多
眼下的征地多半属政府行为，拿“国家建设需要”作理由，以每亩数千元的低价征到土地，再以市场价出售给开发商，或以“准市场价”向投资者“优惠”。转手之间，每亩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的差价款为政府所占有。
在地方看来，土地在我的辖区之内，当然属于地方上的可随意支配或变现的资源。再从法律视角看问题，法律不承认土地为农民的“财产”或农业“资本”。既然土地对农民没有产权意义，那么其使用权的脆弱在一个尚不习惯依法行政的国度是可想而知的。
产权关系决定交易方式。农民不具有对土地的“产权”，地方政府自然不必向农民“买地”——“征”等同于“缴”，“补偿”似同“照顾”。
以土地生钱。通过先“征”后“卖”的办法，政府虽然获得了超额“利润”，而下岗农民的新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
失去土地就断了退路
土地与农民，还是个社会保障问题。守住土地如同上了一道最底限度的社会保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民特别是纯农民，其生老病死仍须依赖于土地。
回眸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起，决策层试图靠“人民公社”来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折腾了20多年，乌托邦式的“一大二公”最终以失败收场。接下来，“开放”又是20多年，可人们至今也还没能用新的制度来安排解决9亿农民的社会保障难题。就连城市（镇）的社保体系，整合多年尚残缺不全，时时受困于支付危机，又遑论农民乎！正因为如此，从政策和管理层面控制下岗农民批量出现，才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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