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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这些看似矛盾、哲学上的悖论问题，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也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精彩紧要之处。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的种种悖论，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王崎山同志多次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助于理解法国大革命对当下中国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悖论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悖论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18日
悖论1：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所谓“悖论”，也叫“二律背反”，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比如，康德的时间悖论和空间悖论：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都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还有，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也同时成立，也都可以得到证明。
“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其中的“悖论”阐释是：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都可以得到事实的证明。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大量存在、不证自明的。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想要特别解读和说明的。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国民众“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简单地说，经济繁荣一方面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在这个时候，如果政府与民众争利并失信于民众，政府的公信力就大大下降，再加上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欠缺，人们的不满便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如此一来，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点对当下中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物质财富的增加赶不上物质欲望的膨胀速度，反而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三十多年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其经济上的实质意义是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高利而与民争利，再加上在此过程中官员的贪腐和贫富分化加剧，人们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如果社会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于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经济繁荣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和官员腐败问题，甚至有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的可能。实际上，托克维尔的所谓“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个悖论，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避免财富增加反而社会不公、社会不稳的局面，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悖论2：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
该“悖论”蕴含的相悖因素本质上是辩证的：一方面改革（量变）与革命（质变）是相互区别的；另一方面改革（量变）与革命（质变）是相互统一的。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其实指的是改革（量变）与革命（质变）的相互统一性，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很容易理解。然而，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区别的这一点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和关切，而且这一点容易被忽视。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正是因为法国人在寻求改革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阶层涌现，而旧的阶层就相对显得疲弱了。社会工商业发展的一定水平，就会产生一个新兴的工商资产阶层。而传统权贵中的一部分，也会参与工商贸易成为新富，他们有可能会联合新阶层与旧权贵抗争，为了获取自己的权利。若观察具体革命的过程，你会发现首先发动三级会议，让革命有了开始的，正是那些贵族，那些不拥有核心权利的贵族。若社会平稳发展，那么新兴阶层也会平稳地通过较温和的手段获得权利。若社会各种矛盾因绝对君主制以往的压制和积累而并未化解，由于突发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物价高涨和失业增加，大量的无产者就会成为各方可利用的力量，不得不主动促使阶层权力结构的变化，由此导致社会矛盾总爆发。在绝对君主制下不存在一个能稳定社会的中间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在那种一潭死水的农奴社会里，自然不会有这种革命，而会有因为饥荒瘟疫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和重复而已。
从改革到革命的具体过程是：由于法国支持北美的独立战争，国王统治的法国财政破产，为了拯救财政就必须实施财政改革，征收新的税负。但是第三等级承受的税收负担已经十分沉重无法再增加，所以新征收的税收就必须由以往享受各种免税优待的贵族和教士阶层来承受。但是他们受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十分渴望能充分地由贵族来参与国家管理，建立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这样才能避免国王专权带来的各种弊端。简单说，国王你得拿权来和贵族交换钱。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在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在有些地方时有激化，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改革有某种相似性。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要调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使之朝着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进行优化。所谓成功的改革，往往是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然后再使改革的目标受益者收获最大的那块改革红利；而所谓彻底的革命，常常发生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都受到显著损害的时候，这时候无论原有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再照原样生活下去，整个社会被搅成了一锅粥，这种情况下，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利益格局的革命自然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把“改革”与“革命”区别开为好。这也是悖论“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悖论3：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
平等、自由原初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口号，但是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提出的口号之间会相互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哲学上的悖论问题：概念的表层与深层的悖论。即是说：平等与自由在表层是相容的，平等与自由二者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平等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平等之后的状态。但是，在深层里，平等与自由是相悖的：平等要求每个人都按照相同的标准去发展，要求建立权威，来打击竞争者；但是自由却要消除权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原则自由地发展。正是由于平等与自由在深层的相悖，而大革命中的法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味认为平等与自由基本上是一回事，是相容的。因此，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这一点值得我们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深思。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的大革命，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除了两者学理上的深层悖论，还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托克维尔指出：“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因此，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总之，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三大悖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大启示：
第一，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如果经济发展了，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第二，要注意改革与革命的区别，通过限制特权来化解社会情绪，以免因为改革的失误导致动乱式的“革命”。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不承担事务与责任了，可是其免税、免役、盘剥农民等等的特权却有增无减，变本加厉。托克维尔在书中讲道：“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里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一些人依恃特权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不思收敛，就会引发群众情绪上的反感，甚至出现行动上的反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出台八项规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三，在当下中国社会，必须把平等与自由区分开来。人人都喜欢平等和自由，但是这二者有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平等与自由之间托克维尔显然倾向后者，这一点令人深思。托克维尔深情地说道：“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政界、财界和学界都应该倾听托克维尔的这段心灵的呼声，在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他们的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因而也是最需要读懂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书的三个群体，“自由的丧失和重建”是政界、财界和学界在读过该书后最应该思考的命题。
（作者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主要参考文献：
［1］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M］.New York，1983.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冯棠.《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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