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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东北乃至全国的发展，中央做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并将之和西部开发并列为现代化建设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被誉为一场新的“辽沈战役”。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谋划全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继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东北憧憬“黑土地”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之后的中国内地经济“第四增长极”，并开创一个“新东北时代”。但是要清醒地看到，令人神往的“新东北”蓝图的实现并非易如反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束缚，是阻碍东北振兴深层的难题，东北的振兴之路绝非平坦。
其实，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在20年前就提出了，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些问题在累积，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现在提出要振兴东北，任务繁重，头绪很多。从何入手，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首要的问题是转变思想观念。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该轮到东北大开发了”，“希望国家能够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样，在分配国债资金上也单独拿出一块，专项用于老工业基地改造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以扶持。”有的人将“东北大改造”与“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有的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南移，近几年国家又把政策倾斜给西部大开发，东北再次被“冷落”，是造成传统老工业基地丧失优势的原因；另外计划经济时代的错误观点还有“市场”，东北搞计划经济的时间太长，计划经济体制给企业、职工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整个大环境已经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传统观念在相当部分政府官员、企业、职工的头脑里还顽固地存在着——企业既然是国家的，“国家总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他们就在等国家的政策，有人把对国企的“支持”曲解成“维持”，“改制”雷声大雨点小。职工要保国有身份和“铁饭碗”，企业经营者要保领导地位和经营权力，企业中层干部和实权人物要保因体制漏洞而形成的诸多实惠，主管部门要保“势力范围”，银行要保债权，地方领导要保稳定。各个层面都希望在基本不动原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进行企业改制，或宁肯维持现状也不冒风险，这就出现了多数大中型企业没有改制或改了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产权的问题，“项目怪圈”现象就是在“维持”心态下只管“输血”、不求改制结出的恶果。
上述观点仍旧没有摆脱依赖国家政策倾斜和援助的传统发展思路。诚然，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国家版图上的一个“问题区域”，国家有责任提供再发展援助；过去，对老工业基地“索取”过多，也应当给予应有的补偿。但是，“东北”与“西部”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援助的力度和方式，应当是有很大区别的。东北问题属于经济衰落区的再开发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一直重视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经过20多年的努力，应该说这些地区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目前总体经济实绩并不差。与此不同，西部问题则基本属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初次开发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刚刚起步4年，国家的支持还远远没有到位。如果把东北也列入国家战略，将使国家援助的面过大、过宽，也就是说在大陆31个省区市中，需要国家援助的将达到15个（西部12省区市＋东北3省），它们占国土面积的80％，占全国人口37％。而且，中部5省为实现经济崛起，也要求纳入国家战略支持的序列。这样，不仅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也将影响到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因而，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只能采取有限扶持的政策，那种完全依赖中央给钱的想法必须摒弃。
其次，振兴东北需要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从全国来讲，大体上可以看出这样的规律，即经济增长的业绩与微观基础有相当强的相关性。东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国有经济的比重比较大，据2002年初步统计，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依次为：黑龙江89.34％，吉林77.8％，辽宁62.7％，均高于全国的52.8％的平均水平。如果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没有实质性改变的话，东北的振兴就比较难。换句话说，东北振兴要想有实质性突破，要从微观主体的改造入手。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基础，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二是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国有与非国有相互融合的混合经济。
东北三省大量的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生产的产品和采用的技术结构，都是资本密集，甚至是高度资本密集的，不符合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后，赶超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大量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加上国有企业所背负的社会性负担，使东北三省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暴露出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负担：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获利能力的问题可以称为战略性负担；由养老、冗员等问题所导致的企业负担可以称为社会性负担，两者都是由于政策造成的，因此，可以合称为政策性负担。另外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也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问题形成的背后固然有“拨改贷”的原因，但是，实质上也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当国家不再以财政拨款而以银行贷款来支持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时，国有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自然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归还银行的贷款而形成呆坏账；同时，当国家以银行贷款来支持国有企业的职工就业和养老负担时，呆坏账的形成必然更为增加。所以，要解决东北三省国有企业的问题，治本之道是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要改革市场经济微观基础，改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另外一点就是需要进一步扩大非国有经济的增量。国有经济比重高是老工业基地难以走出困境的最突出问题。经过20多年的改革，虽然多数国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些关闭破产，但总体上国有经济战线依然过长，国有比重仍居高不下。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将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寄希望于国有经济的存量改革，尤其是许多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脱困”、“减负”、“优化资本结构”等措施，实际成了花钱向旧体制输血，这就要求着力扩大非国有经济增量，采取已被东南沿海地区证明行之有效的以增量促存量的改革战略。要重点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发展外商投资企业、民营私有企业等非国有经济作为振兴的突破口，在市场准入、投资领域、进出口、信贷担保、税收等政策方面进一步放宽条件。通过大力开放引进，解决迫切的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社会就业。
要解决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问题，归根到底落脚点要放在建立新体制、新机制上，要着力破除阻挡经济发展和调整改造的体制障碍，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机制。通过建立起新体制、新机制，把过去建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工业基地，转换为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工业基地，最终达到快速、有效、稳定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目的。
最后，振兴东北工业老基地，政府要退出改革主体角色。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一方面需要政府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引导和推动其合理有效地改造。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目前老工业基地改造面临着不同以往的体制背景和国际环境。不仅要改变传统依靠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的方式，转向主要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且要根据加入WTO后的政府职责和规则，在经济领域逐步减少行政性干预。这意味着，政府要退出“改造主体”的角色，实行政府政策引导下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的新型改造机制和体制。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东北三省官员，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营造良好的“投资、创业和发展环境”，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企业重组等等，都要“依靠市场决定”。他表示，就是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必要支持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政府要集中精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稳定保障；构筑人才高地，提供人力支撑；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供制度保障；等等，为振兴老工业基地保驾护航。
老工业基地的调整和改造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应该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长短结合、稳步推进”的原则，妥善处理好长期与短期、治标与治本、稳定与发展、自力更生与国家支持之间的关系，明确调整改造的目标、思路和重点，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责任，有计划分阶段地稳步推进。尽管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之路决非平坦，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总体部署下，东北三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实现老工业基地重振雄风的夙愿。(□文/李鸿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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