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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首先探讨经济人假定的起源与含义，给出国内较为权威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对斯密之谜从多方面进行探讨，得出结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著作观点一致。最后，探讨经济人假定的一些局限性。
关键词：经济人假定；斯密之谜；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3月6日
在经济学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模型和假设。但要说重要的或者说是影响最大的假设？笔者认为应该是“经济人”假设。如同其他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一样，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经济人”假设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石。准确理解“经济人”假设的含义是我们学好经济学的重要前提。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与含义
在回答什么是“经济人”时，经济学都是回避了对其进行直接定义，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对“经济人”的定义存在争议之处。
（一）“经济人”假设的起源。一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述了“经济人”思想，《国富论》中有一段大家所熟知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在斯密看来，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种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有一刻放弃过这种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由此，人们把斯密视为“经济人”假设的倡导者。依据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正如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马克•布劳格指出的，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约翰•穆勒。
大部分学者接受了经济人的总结始于斯密这个说法，尽管“经济人”这一名词并不真正为斯密所首倡。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德•帕累托把“经济人”作为术语引入经济学，而在此前，B•弗里赫里奥在《精明的管家》（1629）一书中的“管家”这一概念被当作是“经济人”概念的先驱。“管家”被定义为：“会计算、有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的研究，国外以“经济人”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们是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的《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5），莱本斯坦因的《超越经济人》（Beyond Economic Man：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1976），米兹所编的《有思想的经济人》（Thoughtful Economic Man，1991），以及梅尔斯的《近代经济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1983）。如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内尔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刻画理性经济人的形象。经济人是稍稍地和支离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潜伏于暗示着投入与产出、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诸假定中……。”
（二）“经济人”假设的含义。经济人这一概念的大致内容：这一概念离不开自利最大化，也离不开工具性的理性。仇恒喜、骆克龙（2000年）认为经济人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在利己心（或称功利主义）驱使下的经济主体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取一条使自己收益最大或损失最小的方案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学者黄卫华（2003年）认为，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具有四个特征：工具理性、愿望目标、性态良好的偏好和最优化。当将经济人概念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时，经济人概念经常被替换成经济人假设或经济人假定等名词。因为从根本上来看，经济人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抽象。
杨春学（1998年）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全面的总结，在将经济人假设模式划分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广义模式的基础上，把经济人假设归纳为下面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是经济人假设（假说）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在经济人假设中是有意义的问题，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这一经济人假设的重要命题，在学者们的讨论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理由也许是，大部分讨论经济人假设的学者，都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前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制度是最优的制度，也是天然合理的制度。
杨春学的研究是目前国内类似研究中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和探讨经济人假设的第一人，区分了一些相近的概念，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经济人”假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经济人”假设与“斯密”之谜
（一）“斯密”之迷。亚当•斯密的两部伟大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第一部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第二部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两部著作是同样伟大而又分裂的重要著作，它们都同样揭示了人性中“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那么《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是“利他主义”，如何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间的矛盾呢？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斯密”之谜。
（二）“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他”的一致性
1、从两本巨著的创作过程和斯密的思想体系角度来看。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和整个写作计划来看，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本质是一致的。斯密1752～1764年间在格拉斯哥大学主持道德哲学讲座，期间他曾充分利用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的启发与资料；同时《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1759年4月，他对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以《道德情操论》为书名首次出版了这部伟大的著作。这部杰出著作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相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1759～1774年间，《道德情操论》出了四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版1759年，第二版1761年，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在对这四个不同版本进行修订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创作了《国富论》。《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与世人见面。1778年，斯密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国富论》出版之后，斯密并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1781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五版。1784年和1786年出版《国富论》第三、第四版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790年，斯密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过程、修订和再版过程，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不能任意把他们割裂开，以至对立起来。在《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吸取了《国富论》的一些内容，这是很明显的。
这两部伟大的著作不仅是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著作，而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在现在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范畴，后者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按当时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以及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它们则同属于“道德哲学”，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组成部分。当时苏格兰“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实际上包括了后来许多门社会科学的学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就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不难看出，这部由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庞大讲稿，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不能认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矛盾。
2、从自利行为动机的角度看。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一致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出发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细目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差别，比如在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承认有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轻蔑地使用“自私”这个词，把“贪婪”和“自私”相提并论，而赞扬“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
在斯密时期，“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尽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在《国富论》中斯密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基石的。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
三、“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
首先，忽视了人需求的多样性。由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物质利益之外，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的需要，人做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不断学习过程以及构成人类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人的行为直接依赖于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要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同周围人的关系上去理解和解释人。
其次，现实的人所追求的是“满意解”，而非“最大解”。由于自身能力和历史条件，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时间的有限性等的限制，人所能追求的是可以实现的“满意状态”，而不是“最大化”。
再次，随着认识的进步和经济学发展，“经济人”假定在一些领域被部分或是全部的抛弃。在经济分配、经济体制、福利有效性、区域合作等领都不适合运用“经济人”的假设，假设只是主要适用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该思想的经济学领域，适用于探索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与优化、经济增长等问题。在“经济人”假设提出时，可以说没有人考虑经济产品的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但随着认识的进步和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产品都存在公益性与私利性问题，只是程度差别，这样，“经济人”假设的运用就更受局限。现代经济学研究发现，有形的产品，无形的服务，随着它们本身的公益性和私利性的差异，“经济人”假设适用的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公益性”程度越高的产品，如教育、国防，其“经济人”假设的适用度就越低，这是由于人们在消费和购买这些产品时，无法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决策。所以，在对不同产品的消费者选择进行研究时，原来的“经济人”假设就要做出修正，这时就必须还原为具体的人。从适用的时间上来看，在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经济发展初期，市场供不应求，价格水平较低，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大，市场主体的选择有限，“经济人”假设较为试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阶段的变化，知识水平和需求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了“经济人”假设的条件，特别是目前随着“绿色、低碳”等运动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越来越窄。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M.Hollis and E.J.Nell，Rational Economic M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2］仇恒喜，骆克龙.“经济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理论的基础［J］.当代经济研究，2000.5.
［3］黄卫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J］.生产力研究，20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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