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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本刊文章/第257期/金融投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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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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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风险投资的理论探索
  
  提要 风险投资进入我国已经将近20年,1998、1999年达到最高峰。然而,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风险投资的低迷,我国的风险投资也进入调整期。我国的风险投资现在问题很多。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风险投资本身的创新。本文以熊彼得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结合索洛生产函数模型,从四个角度介绍了风险投资创新的具体做法。
  风险投资自1985年进入我国以来,已经发展了十几个年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还是多多。2000年在国际风险投资市场进入冬天以后,我国的风险投资也进入了冬眠期。在这个时候,风险投资的参与者不应该消沉,更应理清思路,正视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深入研究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找到我国发展风险投资的办法才是正途。
  如果把风险投资的整个过程看成是生产高新企业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种新企业的生产函数。参与生产的要素包括原材料、资金、人力、政策与机制。其中原材料是指高科技成果;资金就是指风险投资的资金;人力是指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政策和机制主要指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以及风险投资运行机制,就像普通生产函数里的技术要素一样,使产出成倍的增加。可以得到风险投资企业的索洛生产函数形式,即:
  Y=A×f (K,L,N)
  其中,Y指风险投资资助的风险企业;A指政策和机制;K指风险投资资金;L指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工作;N指高科技成果。
  在得到风险企业生产函数之后,可以看到对于一个风险企业来说,原材料、资金、人力几因素缺一,就会使风险企业难以形成;而当政策和机制缺位时,就会使风险企业的质量、数量处于低水平。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我国风险投资面临的问题观点比较统一。主要是:资金缺乏,融资主体单一;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不够灵活;中介有问题;退出渠道不畅;风险投资人才匮乏;政府扶持缺位或不合理;有价值的风险投资项目的缺乏等。
  这些问题体现在生产函数里,就是原材料、资金、人力、政策与机制四要素的不足。目前,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就是创新。即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以美国和欧洲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新模式。各国的经验证明,发展本国的风险投资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经验。
  生产是把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于1912年第一个从经济学角度系统的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它包括五种情况:(1)新产品或一种产品中的一种新的情况;(2)新的生产方法;(3)新的市场;(4)原材料或半成品新的供应源;(5)工业重组。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可以从他的观点里得到启发。
  下面结合索洛模型从我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组织模式、退出渠道以及政府扶持等四个方面创新的一些看法。
  首先,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属于模型中的K的部分。目前我国风险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产业资本、私人资本、金融资本、国际资本。其中政府和金融资本占到70%以上(金融资本的占比很小),国际资本只占8%,其余为大企业和私人资本。而在我国银行方面又是以国有银行为主,政府的政策性意愿较强。从表面上看资金来源渠道是多元化的,但从实质上看,大部分集中于政府投入,其他方面资金来源极其有限,所以说我国的风险投资资金来源是单一的,结构是不合理的。欧盟、日本、美国是风险投资发展比较早、比较成熟的地区,下面是这些地区早期的风险投资来源情况,对我国有借鉴作用。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合理的资金来源结构是金融机构的投资比例在50%以上,而政府应该小于10%。风险投资的主体应包括政府,可是如果大部分通过政府资助不仅与风险投资的根本特点相悖,还会产生许多弊病,如缺少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约束、激励机制,经常受到行政干预,难以进行商业运作,缺乏效率,并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从对国外风险投资先进地区的考察表明,除充分利用个人、企业、国际资本等其他途径融资外,金融系统的融资仍占主要,中国的金融部门存在银行国有制这一不同于国外的特点,虽然目前银行的改革正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国有四大银行开展业务缺乏灵活性,大部分贷款还带有政策性倾向,很难与高风险性的风险投资项目融合,所以目前的状况下四大银行难以撑起大任。我们的目标更应该瞄准一些股份制、民营的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开展风险投资保险、担保业务,使中小银行成为风险投资的主要合作银行,为风险投资提供灵活的融资方式。对中国金融部门融资角色的调整也正符合了熊彼得创新概念的第二种情况,当然,这个新生产方法是指融资领域的新的融资方法。
  其次,风险投资的组织模式单一。在生产函数里这一部分属于A,是高能要素。它的创新可以考虑熊彼得创新理论的第一种情况,即创造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不熟悉的产品,或者已有产品的一种新特性。目前,国际上流行、事实证明也很有效的组织模式是有限合伙制。而我国目前的主流形式是公司制。他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税收差异与非税收差异。公司制难以避免的二次课税问题、激励问题、撤资问题、责任承担问题,然而我国没有对有限合伙制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这就要求在有限合伙制立法之前创造出一种有限合伙制的过渡形式。目前国有资本为主的风险投资公司,从制度角度看,在双重课税、以业绩激励为核心的报酬机制和以有限期限为核心的约束机制等方面,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并没有绝对的对立和不可调和性,可以通过低于市场价格的薪水支付,承诺投资连带责任,并要求投资经理逐步投入一定的资金作为风险投资公司的股本金,按投资收益的一定比例提成作为奖励,来设计激励和监督机制。
  再次,退出渠道不畅。在风险企业生产函数里,它也属于A的部分。对于它的创新,可以考虑熊彼得创新理论第五种创新情况,即实现任何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或企业重组。目前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三种,即公开上市、破产、被其他企业兼并或收购。主板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比较差,投资人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不足,二板市场难以起动,因此借助上市机制退出在中国短期内还很难实现;破产是风险投资的一种资产保全方式,是风险失败后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形式,形式本身对风险投资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进作用;产业重组、并购在我国就是一种工业重组。我国的上市公司多数都是传统产业型公司,近年来整体业绩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上市公司要提高经营效益,完成从传统产业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的自身发展和产品转型,在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在短期内实现公司转型和提高业绩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收购高新科技型企业和公司资产重组的方式。由于风险企业一般都为高新科技型企业,且相当部分是具有高成长和业绩优良的特性。因此,风险企业中的成功者必将成为上市公司收购和兼并的首选目标。尽管并购与公开上市相比,要以企业的管理权丧失为代价,但是在我国这种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市场国家里,企业并购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首选途径。
  最后,政府的扶持政策。政府扶持的创新应该也是属于A的部分。目前,我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不能说不努力,不能说不积极,但是,目前更需要的是另一种有效率的扶持,政府的钱要用在刀刃上。分析国外的事例可以发现,在风险投资比较发达的国家政府对风险投资的作用力主要在政策上,政策的制定不一定只针对风险投资,但政策一定不是阻碍风险投资发展的。国外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政策大体有以下几种:第一,财政扶持主要是税收优惠;第二,立法扶持主要对各种有利于风险企业发展的经济体提供法律保证;第三,设立扶持主要指设立风险投资市场,包括退出、融资、中介。可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国政府一下子把外国做过的都做过来是不现实的。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参与风险投资过度——政府直接投资设立风险投资公司,也就是直接参与过度。第一,应改直接参与为间接参与,把目前政府在风险投资公司里的股份稀释,变国有为私有;第二,应该制定对小企业开发活动的扶持政策,比如说税收优惠、贷款优惠等等;第三,由政府出面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会,由风险投资业的专家管理。(□文/于 丰)

参考文献:
[1]水土:《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第一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34
[2]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研究所:《2001年中国投资发展报告——推进成长中的风险投资》第一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247
[3]秦宝庭 吴景曾:《知识与经济增长》  第一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9,65
[4]柯迪:《风险投资与中国实践研究》  第一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5]潘泉 王亚东:发展辽宁风险投资业的几点建议,《辽宁经济》第9期/2000
[6]黎彪 赵勇: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支持体系的探讨,肇庆学院学报,第22卷第3期,2001年9月  
[7]金元欢 袁鹰:有限合伙制——典型的资本与知本相结合的创投方式,《商业研究》,2002/11(下半月版),总第2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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