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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颜钧以平民的出身，有着狂妄的性格，四处讲学，受到晚明文士及正统学者的侧目，对他也就有着两种不同的评价：狂侠与江洋大盗。这两种评价主要基础是两方面的立场不同：以儒家正统眼光来看，颜钧必然是异端人物，其狂妄的言行举止完全不同于温文儒者；但从社会启蒙的角度来看，颜钧确实以其独特的学说与行事风格，急公好义、救世济民，富有“侠”的精神特质，致力于社会讲学和平民教育活动。
关键词：狂者；乡愿；侠；人格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颜钧的狂侠特质
收录日期：2014年4月29日
颜钧的言行备受争议，然而不论对他持正面评价或负面评价，古今学者多称他为“侠”、“游侠”、“狂侠”。王世贞称他为“嘉隆江湖大侠”、黄宗羲说“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李贽称赞王艮、颜钧等人为“侠客”。左东岭、胡维定等学者称颜钧为“狂侠”。然而，何谓“狂侠”？何谓“侠”？这种称谓是褒是贬？又代表了怎样的人格特质？
一、狂——“狂者”与“乡愿”
谈到“狂”，首先想到孔子，《论语•子路》中谈及“狂”：“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崇尚、推行的是“中庸之道”，但如果无法实行中道，那么孔子也为天下人指出出路：“狂狷”。“狂”与“狷”正是往中道的两端而行，“狂”者是积极进取于善，“狷”则是消极的不做不合正道、不善之事，两者都是致力于合于正道。
而与“狂狷”对立的，则是“乡愿”。孔子严厉的批判“乡愿，德之责贼也。”《孟子•尽心下》中进一步解释道：“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由此可见，“乡愿”乃是指同流合污、媚于世人之人，这样的人看似居德，实则逢迎谄媚、虚伪不实，因此孔子对这样以德惑众的人深表厌恶。
因此，在中国文化中，“狂”与儒家有着相当的渊源。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心学大家的“狂”可追溯到王阳明，他曾说：“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者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的个‘狂者’胸次，是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阳明这些话，强调自我言行的真诚坦荡，宁可当个真知真行的“狂者”，也不愿成为和俗同污、没有原则的“乡愿”。这样的精神，有泰州学派所继承，王艮的狂侠性格在阳明的刻意遏制之下，缓和了很多，但以教育淑世的那份传道与实践的热情并未消减。而后的颜钧、何心隐、李贽等几位泰州学者，尤其展现了“赤身担当”的狂侠精神。这份热烈的情怀，便在讲学、推行教育的实践中。然而，究竟何者为“狂”，阳明有言：“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唯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而行常不掩；为其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裁。”阳明认为狂者就是秉持古圣先贤的精神、立圣贤之志，因此一切凡俗事情等纷扰都不足以影响到他，有如凤凰之高飞；而只要时时克制心念，便成为圣人。但狂者就是“不克念”，不愿受拘束，因此待人处事爽性而为，有其大气魄，但也容易得罪人。阳明也认为，狂者其行为不掩饰，坦率光明，因此也容易针对其言行加以裁修，由此可以看出阳明对于狂者所用的裁抑的态度。
二、侠
“侠”在中国文化中，似乎始终是活跃且充满光辉的人物形象，但仔细探究，自先秦、汉代至明清，“侠”的意义与范畴不断在转变。余英时所著《侠与中国文化》便精彩的阐述了“侠”的精神意蕴与历史演变，并探究了“明清时期的儒侠关系”。
“侠”最初具备了勇武特质，《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即认为“儒”为文士，“侠”为武者，原本文武合一的“士”致辞已经分而为二，而站在韩非子的立场看来，“侠”便是以勇武之力违法犯禁的人。而司马迁作《史记》，特别作有“游侠列传”，则从社会的角度呈现了“侠”的另一面特质，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概述游侠：“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由此看来，“侠”乃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他们急公好义、信守承诺。《游侠列传》中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虽然行事不合乎社会规范，但他们重信诺，且可以施济救人置生死于度外，并由不矜不伐的美德。同时，“侠”并非特定的贵族阶层，司马迁特别重视的“平民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就是平民百姓。然而，随后班固作《汉书》，他站在正统封建贵族的立场，在他的《游侠传》中指出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但也肯定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由此可见，尽管由于政治社会立场的不同，对游侠有正面和反面的评价，但“侠”急公好义、振穷周急、重信守诺轻生死、不矜其能的形象确是众人所公认的。
“侠”的范畴在历史社会上逐渐演变，然而其道德精神则代代流传下来。余英时也指出，到了宋代，“侠”已逐渐与“武”分家，抽象化而专指一种精神气概，而成为“侠气”、“侠风”。
而谈到“明清时期的儒侠关系”，余英时认为：“儒家文化传统中本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另外，《江湖任侠——市民社会的英雄主义》一书中谈到儒墨渊源，认为儒家所表现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志向，以拯世济民为己任，如“知其不可为之”、“任重道远”、“杀身成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精神与表现，正是儒家与游侠风气交激的重要渠道。在这样的渊源下，谈到阳明的狂与“少喜任侠”的特质便很合理了。余英时探讨了颜钧、何心隐等人的言行，以及“侠”与“儒”的关系，并指出这一类“儒而侠”的人物大量出现，尤其是晚明社会的一大特色。
三、颜钧的狂侠特质与形象
关于颜钧的形象，《罗汝芳集》中有《谏当道诸老》所附录的《揭词》大致相同，文中谈及颜钧的形象：
“某有受业师颜钧，自成山农，生水新乡中。自幼形体癯瘠，心性壮憨，不涉世事。惟事寡母，一一就养无方，恋恋若童稚然，人皆目为痴儿，家则视为荡子。一夕偶闻其兄举人颜錀谈圣贤之举，忽胸中凝思七昼夜，即心恐豁然内通。后潜居山谷历九月余，归则与兄论伦理道义，沛然若决江河，临族争听。兴起联会，人皆躬行实践，无不改就从新，遂名‘三都萃和会’。会中启口劝勉，罔非祖训六条，至今四十年如一日也。母丧，庐墓三年。服阕，出游访道，拜王心斋、徐波石二先生之门，发愤四年，寝食两忘。自言其学必劝勉天下尽为孔、孟，始为兼善。然其容貌多朴，辞气无文，与人手劄，初读多不可句，细味之，往往中其病竅。且能皙孔孟宗旨，发先儒之所未发。见人有过，即相规正，虽尊贵大人无少避忌，与之处者，众谓有益身心。第词严义正，久之则不能堪。问有闻而未亲炙之者，莫不骇为狂悖。此取罪之由，遂致罹兹狱也。……切见其居家孝友，与人为善，鬻衣装以给生徒之费，忍饥寒以周骨肉之贫，求之古人，亦难多得。”
从文中可以看出颜钧的几个主要形象：1、形体体癯瘠，心性壮憨，因此“人皆目为痴儿，家则视为荡子”；2、孝养母亲；3、学识渊博——容貌多朴，辞气无文；4、学问价值——以孔孟为宗旨，并能发先儒之所未发；5、刚正不阿——见人有过，即相规正，虽尊贵大人无少避忌；6、急公好义，与人为善。
关于颜钧乐善好施的一面，也可见于《颜山农先生转》中：“（罗公）师事之甚谨。先生豪宕不羁，轻财好施，挥金如土，见人金帛辄垢后曰：‘此道障也。’索之，无问多少，尽以济人。罗公为束昌太守，先生来，呼之曰：‘汝芳为余制棺，虚百金。’尽取俸钱出，即散与贫者。又命之曰：‘汝芳为余制棺，虚百金。’太守故廉，不能更具百金，则早起，瞷其尚寝，跪床下白之。先生诟怒，不得已，称贷以进。取之出，又散与贫者。罗公归盱江，先生至，罗公为制美材赠之。舟次金陵，见门人蔡制没，无棺，又以与之。”
颜钧乐善好施，并且要求弟子罗汝芳出资为他准备棺木，但颜钧却转身就将钱散与贫民，再回头向罗汝芳索要，罗汝芳甚至要借债才将钱给了恩师，然而颜钧竟然又立刻将钱散给贫民。第三回罗汝芳干脆直接赠送良材给颜钧做棺材，而后颜钧因门人身后贫困，又赠与了他。此事记载简要但却凸显了两个重点：罗汝芳尊师重道，非常人所能为；也鲜明的呈现了颜钧轻财好施、挥金如土的形象。
综合以上几点，颜钧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狂悖”的形象，尤其是他以浅薄的学识背景，却喜好孔孟宗旨，而且四处规过劝善，词严义正的性格，显然狂妄而言行无礼，背离温柔敦厚的儒教，在当时必然引发许多权威人士的不满，最终获罪下狱。
罗汝芳客观的描绘了业师颜钧的独特言行事迹，使我们能够看到颜钧生平自幼的异于常人的性格之“狂”，此外，颜钧的怪诞行为也有许多记载，耿定向就曾举出颜钧“就地打滚”一事与何心隐相争论：“昔燕山农于讲学中忽起就地打滚，曰：‘试看我良知！’士友至今传为笑柄。”颜钧以就地打滚来表达良知，而被学者传为笑柄，何心隐却大为赞扬其“山农自得处”，乃是颜钧自得良知之趣的表现。颜钧的真性情也在另一场讲论中表现：“尝与诸大儒论天命之谓性，众方聚讼，先生但舞蹈而出。”在论学的时候，颜钧突然“舞蹈而出”，看似笑话，也令人不明其所以然。何属乾在《又尚集乡贤传》中记载邑侯管德园称颜钧“当代畸人”，督学陈云怡说他“特地自立”，可见其特立独行的狂妄形象。
总而言之，颜钧被归为“狂”、“侠”，确实有其相应的精神与言行事迹，他的人格形象与言行特色归为这样几个方面：1、学识浅薄，幼年壮憨；2、言行狂妄，不拘礼教；3、轻财好施，挥金如土；4、以孔孟之传人自居，满怀救世热情；5、宗教化倾向。
“狂”者积极进取与道，“侠”代表的精神风范是：重信诺、轻生死，急公好义、振穷周急、不矜不伐等，而且常常游走于法律边缘。而颜钧的人格形象除了“狂悖”，还有他直率、“好急人之难”、“轻财好施、挥金如土”、“颇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志”等，他的言行也常常背离正轨，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在封建社会中成为另类的英雄。
颜钧是继王阳明、王艮之后积极讲学的“狂者”，更是充满救世救民热情的狭义之人，因此他被称为“狂侠”；他虽然学识不深，但满怀儒家孔孟的淑世理想，并有“赤身担当”的精神，与王艮同样满怀“出位之思”、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气魄，又显然是“儒而侠”的人物。
（作者单位：1.河北大学；2.河北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
［2］袁宗道.白苏斋类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译［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8］张觉.韩非子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6.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11］汪勇豪，陈广宏.江湖任侠——市民社会的英雄主义［M］.
［12］（明）罗汝芳.罗汝芳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3］贺贻孙.颜钧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4］李贽.李温陵集［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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