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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基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临沂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中的困境，表现在先赋身份认同逐渐降低，市民身份认同缓慢提升，但身份转变困难。为此，应通过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方法，帮助新生代获得一种城市人的积极的身份归属感，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更长远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JCZH135）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社会工作介入——基于山东省临沂市的问卷调查
收录日期：2014年6月15日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也逐步加大。但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却处于困境之中，虽然他们在城市生活，但实际身份仍旧处在农村和城市游离。这种矛盾正好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们的流动给城市带去了新鲜的活力，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受到了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限制，使他们不能很好享受城市的硕果，造成了身份出现边缘化的状况。
一、研究现状与设计
吉登斯认为，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不断进行反思，最后理解到的自我。个体通过与外界的参照，自我反思形成的自我，这就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个不断与外界进行对比、改变、再对比、再改变的过程，这期间的反复循环正是不断调节自身，适应社会状况的过程。在相互的磨合下，推进认同感的认知加深，在个体与社会的循环往复下获得重组新生。从根源上讲，身份认同包含着自身与外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最早开始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在制度性方面正在减弱，熊光清认为一部人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在农民与市民之间摇摆，侯国凤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还是比较模糊，在他们的观点里面缺乏明确的社会归属取向。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明确，“自己究竟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表明他们面临着自我认同危机。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是在2012年底进行的，采用随机发放的方法，在临沂市的长途汽车站、批发市场等地方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2份，有效率达91%。问卷从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背景、社会认同以及个人工作和日常生活三个部分开展。被调查者中“80后”出生的群体占总调查人数的54.9%，“90后”的占35.7%，被调查者中小于35岁的人达到了90.6%，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相对较小，54.9%的被调查者是自己一个人来到临沂市打工。在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情况中，男女比例达到了2∶3，女性被调查者的数量比男性被调查者数量多。在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各个层次之间分配比较均匀，集中在高中、职高、技校、大专文化水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与农村、土地的交集很少，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工作。在农村，他们不再与祖祖辈辈依赖的土地打交道，仅仅是从户籍上讲是来自农村的农民。进城务工之后，他们从事的基本是非农劳动的工作，但由于户籍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市民一样的待遇，在住房、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缺失，进而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上开始出现问题。虽然在各种制度上政策上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建设，但制度与现状的不同步也就导致了这种交接过程中断层的出现，导致身份徘徊在农民与市民之间，身份认同的困境很大部分是先赋的结果。
（一）先赋身份认同逐渐降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转变过程的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在职业认同上新生代更多地认同自己是工人，但他们的制度性先赋身份是农民，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积极转变自身的农民身份，加紧进入城市市民的群体中。
在本次关于社会地位的调查中，有44.5%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份相比于在老家得到了提高。在王春光的调查中，第一代农民工有90.9%的选择“自己是农民”，而且没有选择“说不清楚”。在本次调查当中我们发现，有37.4%的新生代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农民，34.6%的人给自己的定位是半个城市人，只有8.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开始在身份认同上定位为城市人，对于先赋身份农民的认同度在下降。在为什么定位自己是农民的原因中，有40.7%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定位是农民，主要因为是“根在农村”，同时仍旧存在30.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原因是“自己是农村户口”。这反映基于户籍及其城乡地域的隔离仍是影响新生代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
在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自己的定位时“说不清”占19.8%，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还是处在不明确、过渡或迷茫的阶段。新生代认为自己还是农民的主要是因为根在农村，这是从文化上来讲的，实际上的新生代与农村没有太多的接触，他们所说的根在农村不过是老家在农村的换种方式的表达。这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第一代农民工的概念里，自己根在农村、有农村的户籍、对土地的眷恋都说明了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农民的身份。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眼里，这种纯粹农民的身份不再适合描述他们，相比于90.9%的老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他们逐渐从农民身份开始向市民身份转变，先赋身份的深刻性在逐步地减弱。但在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中，身份转变的节奏快过了制度政策的变革，主观意愿快于客观改进的过程，这也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
（二）市民身份认同缓慢上升。在对第一代农民工的调查中，有51.9%的农民工不想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并且有65.4%的人认为不想改变的原因是“不重要”。这表明第一代农民工改变身份的态度不积极。在本次调查中，在“是否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调查中，新生代有48.4%的认为自己是临沂市人，有34.6%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这也就说明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身份上还是属于市民的，不管是临沂人的定位还是半个城市的人定位，主观意愿上他们是愿意成为市民。这种小心翼翼的半个城市的描述透露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胆怯，但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期待与奋发的渴望。同时，另外一个调查也表明了这一问题。在“有可能成为城市人的调查中”，47.3%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非常有可能，40.1%的人认为有点可能。好的态度将会是万事开头的基础，这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认为自己被归为城市人，并且也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成为城市人，主观上这种积极融入城市身份的态度显而易见。
但是，自身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他们真正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了吗？在调查“参加过当地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有65.9%的没有参加过，占了大多数；在与附近居民的熟悉度的调查上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附近的居民的熟悉度还是一般。这些不管是与社区融入的程度还是周边居民的熟悉程度上来看，他们认为自己是城市的观点仅仅是主观的倾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良好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还是停留在自身理解的层次上，自身的认同与实际身份认同的状况之间出现了断层的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身份上的转变虽然还是犹犹豫豫，但是基本上他们已经开始做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转变。每个过程的转变都是要经历各种阻碍，包括在社区活动参加情况不乐观、对周边居民不是很了解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身份的认同还是在缓慢上升中。
（三）身份转变的困境。身份转变的困境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过去废止的困境、现在努力不足的困境、未来接纳的困境。在过去，老一代的农民工群体最初在农村进行生产生活，虽然进城务工，但还保留了大部分作为农村人的身份所具有的各种先天条件。不同于老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随着城市化的浪潮，还没开始深入接触农村就直接进入到城市中工作生活。他们在转换身份的过程中积极快速，但从实际情况上看，身份转变的速度之快也正是身份转变困境出现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种制度的出台总会在现状出现一段时间之后并且有长时间的持续才会进行制定落实，或者是先见性的制定。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变是随着新一代群体的出生就开始的，而陈旧的户籍制度、二元结构根深蒂固，改变又没有赶得上新生代农民工思想观点转变的步伐，也就导致了政策不及现状更新的尴尬境地。制度转换的滞缓如果说是身份转变困境的必经困难之路，那么转变过程中各种现实情况的存在更是不容忽视。不管是在社会资源整合上的劣势，还是心态的自卑感、意识上与市民有差别的心态，都表现出新生代农民工转变阶段物质加精神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具有与现实制度环境不断博弈意愿的群体，尽管拥有的各类资源不足，但是他们有对自己身份认同困境的意义构建和解构的动机，有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意愿。在现实制度的阻碍、文化的差异、人文的距离上，客观存在的情况不得不挤压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信心，在农村人与市民之间进退维谷，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徘徊正是他们对身份认同困境的表现。
三、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之中交际圈窄，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少，因此活动范围比城市人少很多。在这种活动环境单调匮乏的情况下，企业成了他们活动最多的地方，与其他工人的接触也是最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从企业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企业提供社工服务、构建相应的平台对于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困境是行之有效的办法。首先，虽然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虽然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日新月异的城市发展，他们所具有的知识文化水平不能够满足城市的发展。企业应该承担起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提升素质的责任，通过专业的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培训来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能力，以此来稳固他们的一技之长，提升他们的个人水平，提升他们在社会中的适应能力；其次，企业在平时还应多开展趣味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例如户外拓展、文艺活动、体育活动、展览、竞赛、演讲、座谈等，为员工提供积极向上的休闲活动，为他们拥有更好的生活态度提供良好的平台；最后，企业社会工作可以针对新生代提供自强小组、互助小组、个案方法等专业社工服务，帮助新生代顺利实现身份认同的转变。
从企业之外的社会工作角度，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的解决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会觉得这是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不喜欢和过多的人交流的状况、基于问题解决需要私密性，建立一对一的排解问题的站点会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感受。建立站点式心理辅导站，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状况，提供及时的心理辅导，给予精神上的寄托，帮助他们逐步走出困境。
2、在城市中，存在身份认同困境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单单靠个别的心理辅导也许会供不应求，这就需要小组工作的帮助，需要与市民的互动中获得感受。把城市当中存在身份认同困境的新生代农民工聚集起来，组成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定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能力，营造良好的氛围，逐步认同自身、认同城市。最后，获得成功身份认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再带入下一个新的小组当中去，通过他们的实际案例，有效促进存在身份认同的新小组获得更深一步发展。
3、城市中社区社会工作可以依托城市中的社区，进入社区开展各种活动，时刻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帮助他们解决身份认同上存在的困境。社区工作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在大范围群体上的作用逐渐显现。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中不像本地人一样拥有大量的人际、社会、经济等优势，所以在自身的身份上也会存在一定的自卑感。社区就该发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排解生活烦恼、工作压力、心理忧愁的积极作用，为具有相同经历的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诉说苦恼的地方；其次，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与当地居民时的交往中产生的。这就要求社区工作者经常组织各种的活动，例如，建立固定工作站及时了解群体情况、进入新市民家园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宣讲、组织大型文娱演出等，通过活动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联系。同时，社区工作还要不时走进社区，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协调当地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协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最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领袖的积极作用，以他们最真实最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观点。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不稳定的因素、复杂的情况，对于身份转化也是一大挑战。对于当前的状况，各方面的努力都不能松懈，不单单从表面的经济基础、制度建设上采取更多措施，更要从心理层面构建更多坚实的壁垒、人际间更加和谐的氛围以及社会更广更深层次的关注，让他们的认同涅槃重生。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2］熊光清.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比较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6.
［3］侯国凤.社会工作视阈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问题探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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