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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经费短缺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拓宽经费渠道，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效益，是各国高等教育投入模式改革的普遍趋势。国家和社会“不应把高校看成一种预算上的负担，而应看成加强经济竞争力、发展文化和加强民族的社会凝聚力的长期投资”。因此，充分认清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明确对其投入的合理模式，改革现有投入模式的弊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高等教育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划分，物品可以分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特征：一是具有拥挤性，即在一定的容量范围内，使用者之间无竞争性，但到达某一临界点时，容纳或供应一个追加的消费者的成本将大于零。二是具有局部的排他性，此时通常存在某种技术，可以排出某人的使用，但这种排他不是绝对的，否则就成了私人物品。
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对它的投资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根据经济公平原则，投入与收益应该相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对高等教育的消费不能独占。任何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同时与很多人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接受同样的教育，假定设施满足需要，一人对高等教育的消费并不影响其它人的消费。其次，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高等教育资源既定下，一个学生获得的多了，另一个获得的就少了。当整个系统达到拥挤点，也就意味着MC不断提高，当其达到极点时，系统崩溃，只有新建系统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因新增成本将平摊至学费中，导致学费升高，搭便车可能性消失。再次，高等教育作为竞争品，其价格并不能由市场决定，因为价格的升降对高等教育的市场供求影响很小。因此，高等教育的价格在需求和供给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只能由政府按高等教育的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价格。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于弥补市场的不完善。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会有失灵的情况，因此二者应当是一种相互补充和交替发挥作用的关系。政府的监控是需要成本的，只有政府干预的成本小于自由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且也小于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时，政府的干预才是有效的。
二、高等教育的基本投入模式
（一）高等教育财政的国家控制模式。高等教育首先要重视教育公平，即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受教育起点的公平，这是指每个社会的成员在大致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参与受教育的机会。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着实际教育公平这一社会责任，要达到这一目标，客观上强调高等教育机构要履行社会责任，要对社会与公众负责，而当其不能履行这一责任的时候，其他社会机构可以加以干预，必要时，政府也可以借助法规等手段对其进行干预。
（二）高等教育财政的多元模式。高等教育财政的多元模式下，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多方面筹措资金和学生成本分担与补偿。
1、政府拨款。政府拨款主要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方面的预算经费，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2、多渠道筹措经费。一些高校认识到要减少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而且也逐渐认识到对大学生的普遍资助也缺乏公正性，所以各高校各显其能，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
3、学生收费及资助政策。高校实行收费政策是大势所趋。国家对大学生直接资助政策可分为三种，即无偿助学金模式、学生贷款模式和混合模式
（三）高等教育的补偿模式。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主要指中央与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财力状况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则是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政府除外）根据各自收益高低及支付能力大小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补差。
1、根据成本补偿与教学活动的时间关系可把成本补偿的实现形式归纳为实时收费制、预付学费制和延迟付费制三种。
2、按负担者特征的不同，划分为：由成绩较差的学生分担和由成绩优秀者扮演分担成本的主要角色。
3、根据不同国家采用的成本补偿形式的不同组合作为标准把成本补偿模式划分为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澳大利亚模式。
三、中国高等教育投入现存的问题
（一）财政压力大，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主要源于中国总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衡量一个国家衡量教育经费多少的主要标志，是看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而中国每年教育经费仅占当年（GNP）的2％左右，占世界各国的倒数第十几位。而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一般占GNP的5％～6％，就是与中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一般也占到GNP的4％左右。若要按人均教育经费算，中国更少的可怜。
（二）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薄弱、结构不合理。1993年后，国家虽然全面推行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进一步明确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形式的多样化格局，强调了国家财政的主渠道作用。但正如前所述，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又正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还很薄弱。
高等教育学生缴纳的学杂费应是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渠道，也是高等教育走向市场化的基础。然而高等教育学杂费在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所占比例十分有限。
（三）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财权不统一。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预算管理长期处于事权和财权分离的状态，教育经费的预算未能单独立项。由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财权、市权不统一以及教育经费预算等级较低而造成一系列问题：一是教育经费预算数量相对弹性较大，缺乏透明度。二是教育发展和政府对教育的拨款脱节。三是教育部门无权行使有效的宏观管理权与调控权，造成教育资源浪费。
（四）高等教育拨款依据和收费标准不合理、不科学。中国高等教育财政的拨款依据，长期以来始终没能与教育成本等相关指标挂钩。因此不易克服拨款中的盲目性和制止不正当的开支行为。另外，中国现行教育法和有关行政规章也均未对学费标准做出明确规定。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的非市场化，造成了价格机制不能合理的调节高等教育这一特殊产品的供求。从而在供求不均衡的状态下，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和资源浪费。
（五）多元化筹措教育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在政府投入是高等教育经费主渠道的前提下，能否开拓非政府渠道，关键在于政府的政策导向。私人捐赠可以作为高校的重要收入来源。而我所虽然颁布了捐赠法，但在具体税收政策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只有实行税前从所得中全额扣除捐赠额外，没有其他税收优惠以鼓励社会捐赠。
民办高校的投资是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出处，政府一定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利于其发展。
四、适合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模式
(一)重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分权式。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事权范围的重新划分非常重要，目前处在过渡阶段的转制学校的经费仍由中央财政提供只能是一种过渡，否则又会出现管理中事权与财权相分离的现象，这会使以地方政府统筹为主的体制目标变成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形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事权范围的重新划分将改变中央仅为少数高等学校提供经费的状态，使中央政府能够真正面向全国的高等学校。
与此同时的问题在于，如果所有的学校均转为地方高校势必使地方财政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为此，中央政府的宏观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职责应是平衡差异，保障公平。
（二）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教育基金能在短时间内把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通过专门机构，在基金增值的前提下，以弥补教育投入不足。在中国像享有“希望工程”商标专用权的中国青年基金等早已设立，而且已经广泛服务于教育事业，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基金设立还属稀缺之物，而且在高等教育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中国还没有建立相应的高等教育基金。因此我国应在各方面时机成熟时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高等教育经费的分配。
(三)完善高等教育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在切实贯彻《教育预算执行条例》的同时，一些高等教育预算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有待加速完成：如，需要重新确定教育预算的收支分类。在未来的预算改革中，应对教育预算的支出分类进行细化，使之育教育各类活动的性质和功能相一致。并且和教育服务提供机制的改革相一致。
（四）改革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拨款模式。在当前国际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管理的新形势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必须改革。依据高等教育拨款模式的效率、公平和公开的基本原则，中国高等教育拨款模式的改革方向是加强绩效评价与拨款的相结合，增强拨款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减少盲目性和固化因素，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更好的效益。
（五）建立高等教育经费多元筹集模式。实践证明，面对穷国办大教育的社会现实，高等教育这种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可使政府从高等教育的投资中逐渐解脱出来。在众多非财政性渠道来源中，学费收入已成为扩大教育经费来源不可缺少的渠道。除此之外，还应积极拓展其他的经费来源渠道。（包括如：高校兴办企业以及学校与校外企业的联合获得充裕的资金；鼓励民间捐赠来筹集资金；发行教育彩票等）
（六）科学确定高等教育成本回收政策。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效率的角度考虑，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回收政策都是应该的。适度的收费，可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公共财政压力，更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与个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高等教育实行成本回收政策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长期的策略。
（七）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国高校教育经费十分短缺，但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教育资源的浪费，造成高等教育效益很低。本着从内部“节流”的原则应进一步完善教育管理体制。要精简学校管理机构人员，减员增效。开展办公软件的研制开发，促进学校办公自动化，提高办事效率。同时推进后勤服务社会化，包括学生宿舍管理社会化。另外也可以在加强学校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建立开放式的学生管理模式。以此建立起内部符合教育规律、外部适应市场机制需要的竞争机制，促使高校向高水平、高质量方向发展，推动高等教育更好的预社会需求和环境协调发展。(□文/朱荩予 但文彬)
参考文献：
[1]平新乔著：《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
[2]王斌斌：《高等教育财政的国际比较研究》，经济研究参考杂志社，2004年
[3]王伟同、张研彦、陈艳利：《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参考杂志社，200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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