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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复兴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2009年美国宣布“重归亚太”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来遏制中国，中国的外部环境受到了严峻挑战；而中国的改革也进入到了深水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挑战，中国只有通过不断创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理论，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发展规律，用以指导规避发展误区，激发新的发展活力，才能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经济文化；发展理论；培育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12日
任何事物的发展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无论在当时看来这个事物发展得多么完美、前景是多么广阔，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果与当时的期盼会形成巨大的反差，有时候真的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比如，二战后的日本迅速复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树立了高端电子产业、节能经济型工业、人才培养优先发展、重点发展的发展理念。在该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加大全民教育力度培育了大批优秀科技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从而为日本经济提供了智力支撑，加上战后日本人口迅速增长，使日本经济充满活力和创造力，高端和前卫日本制造如彩电、冰箱、数码产品等电子产业、节能型汽车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日本制造迅速占领了亚洲、欧洲甚至美国市场。日本的经济实力在20世纪70年代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当时日本充满了信心，认为在20世纪末经济总量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随着美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汇率迅速升值，伴随着泡沫经济破灭，人口红利消失，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日本未能及时更新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文化理念，使站在高精尖前沿日本制造未能及时转型保住经济优势，从而逐渐失去了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逐渐下滑，到2008年被中国赶超，现在与中国的差距已经逐渐拉大。可见，日本经济的衰落既受到美国打压的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又受到发展文化理论缺乏创新自身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取得长足发展不仅要有合适的战略机遇期，更需要有一个符合自身的发展文化理论去支撑它，从而使其具备别国无法仿效的核心竞争力，这样经济才能得到健康和长远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环境上，美国为防止被赶超对中国不断采取包括重返亚太在内的各种打压手段，而中国经济也遇到了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一系列问题。面对内外部挑战，中国是像当年日本一样出现经济发展迟滞从而走向下坡路，还是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荀子》.劝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只有通过不断发展创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理论，搞好顶层设计，把握发展规律，规避发展误区，才能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求必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独特的发展文化理论
中国和历史上的其他大国一样，在崛起的过程中，总是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内部挑战优先，若内部稳定，外部挑战发挥作用的空间就很小。但外部也极重要，中国过去3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改革与开放携手并进。当年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也想改革，但拒绝开放，后来改革出了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且产品的技术和知识含量日益提高，“坐二望一”，美国现在没有信心了。如何在现有的框架内容纳中国的崛起，美国是越来越不自信。而随着2009年宣布“重归亚太”后，美国开始“为难”中国了。
作为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前奏，2010年以来，本来太平的亚洲开始风气云涌：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宣称“维持南海航道的开放和和平涉及美国的重大利益”、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越南授意民众到中国使馆区抗议、菲律宾南海挑衅、缅甸取消建设大坝合同……。当把这些“偶然”事件串到一起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已昭然若揭。
首先，奥巴马不厌其烦地向亚洲盟友重申其武力协防承诺；接着，另起炉灶与新加坡、新西兰等7个亚太国家签订泛亚太贸易协议（TPP）框架，试图架空APEC，使美国成为亚洲经济组织的主导；第三，拉拢印尼等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第四，宣布在5年之内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驻军2，500人。另外，据《华盛顿邮报》11月16日报道，奥巴马将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参加东盟峰会，并推出多边主义，准备全面介入亚洲事务。
正如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伦（Thomas E.Donilon）所说，由于美国忙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华盛顿近些年在该地区的投入太少，美国需要“重新平衡”其战略重心，即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区转到亚洲。美国虽然削减了军费预算，但是，奥巴马说，防卫预算削减“不会——我重申——不会影响亚太的军费开支”，这从侧面反映出其必将加强亚太军事开支的真实意图。
可见，美国已经从战略、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方面由暗到明全面遏制中国崛起。因此，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部发展环境，只有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文化理论，不断开拓新的发展思路，确保中国经济具备别国无法取代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冲破阻碍保持和扩大中国在世界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在日益增强，应对外部挑战的手段在增加，只要心态沉稳，政策得当，不出现大的失误，应对这些外部挑战，中国还是有信心的。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必须进行新的重大改革，再一次解放生产力，以继续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为中心，不断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比如，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既定的经济战略，推出去对美元的地位会构成强势挑战。同时，中国近年也在推进西方国家主导之外的国际银行体系建设，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比如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但之后要扩展到中俄关系。在优化周边的关系上，也要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一是与全球其他的地区“领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里包括德国、土耳其、沙特、以色列、埃及、尼日利亚、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另外就是通过一对多的论坛形式与其他国家搞好关系。这里包括“中国-拉美”、“中国-加勒比海”、“中国-海湾国家”、“中国-阿拉伯”、“中国-非洲”等论坛。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是点对点的，论坛形式则是点对面的。如此一来，大国稳定，周边优化，与其他地区的“领袖”国家稳定，中国外部发展的环境问题就解决了。
二、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快速发展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面临通胀压力。我国货币发行90年代平均增长9.79%，外汇储备货币年增长13.1%，1994年出现了第一次通货膨胀，1996年完成了经济软着陆，导致银行出现了大量呆账、坏账。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到2007年出现的第二次通胀压力。金融风暴后，为了支撑经济较快增长，势必需要较宽松的货币环境，我国货币发行积累下来形成的通胀已构成潜伏的危机，尤其是房地产过热形成的泡沫威胁最大。尽管人民银行采用多种形式回笼货币，仍出现了流动性过剩问题，房地产价格指数不到十年增长了十倍。
（二）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产业结构需要大幅度调整，推动技术升级，淘汰落后；二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调整出口结构，压缩低端产品出口；三是鼓励多吸纳劳动力的其他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问题在于我国经济调整结构始终遇到地方政府产业发展趋同问题，人为地造成产能过剩。同时，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门槛过高，实质是一直困扰中国发展，没有解决的体质深层次问题。推动战略性产业升级，向高端化延伸（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生物工程、节能环保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并按三个发展方向推进。一是技术成熟，产业基础较好，能近期发挥作用的产业，如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三网融合、高性能集成电路；二是技术进步快，并在近期有较大发展的产业，如电动汽车、生物技术；三是大幅度淘汰落后产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重点是九大行业，包括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焦炭、造纸、制苹、印染），加大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控制两极分化，解决好藏富于民的民生问题，促进消费需要。推动全社会向低碳经济转型。
（三）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问题。两极分化不仅体现在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还包括体制内外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两元结构形成的城乡差别。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尖锐矛盾是1.5亿农民进城就业和农业现代化的出路问题。核心问题是剥离出现的农民如何实现安居乐业？我们要防止出现类似巴西失去土地流离城市而被经济发展边缘化的贫民群体，造成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必须改变投资推动性，对外出口依赖过高，国有经济高度垄断的局面，重点解决经济发展消费推动的比重，提升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同时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技术含量在一、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在发展中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资源环境承受力极限问题。按照十二五规划，通过五年过度，弱化、淡化和逐步消除潜在的风险因素，尤其是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金融危机，真正使经济行稳致远。
对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要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大的块头、这么大的底数，再追求两位数的快速发展是不现实的。而且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不容许我们再盲目追求这样的高速度。此外，解决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需要把增速调整到合适的“挡位”，留下余地和空间，确保经济行稳致远。不以GDP论英雄，难免会在现阶段造成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调，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稳步推进，自2013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降至了7.5%左右，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忧虑和猜测，认为中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恐将实现硬着陆，房地产业等泡沫经济破裂，中国经济将进入下行区间。因此，我们应当及时创新发展理念，用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文化理论指导好今后的发展，即解决好当前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的问题，确保在经济回调整固中的主动性，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总的方向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化解产能过剩。我国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尤为明显。比如，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能，都占到全球产能的一半左右，有的甚至更高。制造业过时、房地产经济泡沫，人口红利消失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挑战，唯有接受挑战，使之趋于合理、整固、提高。
因此，设计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文化理论，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发展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发展的有益成果，但是绝不能放弃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根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是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理论，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2012级经管专业研究生班）
主要参考文献：
［1］曹保印，高明勇.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打好攻坚战.新京报网（评论周刊），2012.3.10.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
［3］金灿荣.中国崛起的外部挑战和应对.南方评论周刊，201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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