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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简要介绍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最优政策的时间一直性问题,并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2004年10月11日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经济学奖的归属水落石出,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分享了这一殊荣,以表彰他们在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方面做出的贡献。
一、贡献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用“需求冲击理论”解释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实际因素,试图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诞生了构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实际周期理论。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共同开创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近20年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意的进展之一。他们的经济周期思想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1、经济波动的传播机制。基—普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
为什么对经济的冲击有长期效应?在基-普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该论点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整个工作成果,但并不太关心什么时候工作。假设他们在两年的时期内,工作5000小时。如果两年中工资是相等的,他们每年会工作2500小时。如果工资在一年比另一年高1%,他们情愿在一年中工作3000小时,而在另一年只工作2000小时。通过这种在两年间的替代方式,他们的工作总量不变,但能赚得更多的总收入。要注意,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多得到什么东西。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尽管他们对暂时性工资变动的反应是巨大的。
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2、基本结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种偏离可能是剧烈的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实行干预政策,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均衡趋势水平。而后者认为,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积极的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由于将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基—普的结论与上述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1)政府无须干预经济。基—普认为,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可能于经济不利。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代价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
(2)货币中性。基—普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产出波动自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波动。货币服务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门产出的增加,将增加对交易服务的货币需求;银行系统会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货币的增加来自于对货币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货币政策的变动。从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即货币是中性的。
(二)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基—普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使经济达到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均衡状态的最优经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是最优的。
基—普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居民预期之间的交互影响。他们发现,居民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假定最初政府制订了它认为最优的政策,但在随后的时期内并不一定停留在最优状态。因为在新情况下,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公众并没有能力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事先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差异就会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基—普考察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直观地看,是否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决定于个人与社会的偏好是否一致。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的最优政策能够引导个人的行为,政府没有必要随机地改变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不同时,会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但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关心的内容不同,两种偏好相互矛盾的情况是很多的。
基—普进一步分析了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的办法。他们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决策,只有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
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之初就要考虑到其长期稳定性,从而防止投资者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出现怀疑而发生动摇,避免市场及整体经济的不稳定。如果政策多变,即使在某一个时点上效果较好,长期内也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
二、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启示
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在采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多隶属于凯恩斯流派。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者的获奖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决策领域来说是一个启发。
1、当近来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上涨时,供给的冲击是否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实实在在的供给冲击,使我们意识到供给因素在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的重要性。按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仅需求冲击可以造成经济波动,而且供给冲击也会造成经济波动。并且认为,供给冲击是占主导型的因素,由此突出了供给冲击对解释经济波动的重要性。以此来观察中国经济,例如各地方政府把发展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间接地拉动了钢铁、水泥等行业快速增长,还有汽车、氧化铝等行业的无序竞争,经济快速增长导致能源和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等。这些经济现象都表明,受供给因素冲击的影响,从而改变了经济现存的运行与结构,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短期波动。由此,供给冲击恰恰能较好地解释构成本轮经济是否过热的原因及影响。
2、在中国宏观调控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之后,如何认识宏观调控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上,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区分了引起经济波动的两种机制:刺激机制与传播机制。其中,刺激机制是指最初的冲击,是由短期性波动引起的。例如一系列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它们有可能会立即消失。但是,由于存在着传播机制,也就是说,最初的这些冲击并没有消失,相反在以后的时间里会持续发生作用或影响,进而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周期。例如,粮价上涨、生产资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是否会对CPI和PPI上升产生持续的效应,并演化成新的通货膨胀周期?
由此,我们需要改变传播机制,也就是说,要通过政府调控,以减少负面冲击的影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当任何一次冲击产生之后,对产出的供给冲击都可能将永久性地提高产出,因而经济“软着陆”似乎变得更难了。另外,由于传播机制的存在,类似粮价上涨、生产资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滞后效应还有待于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们宏观调控的难度。尽管我们意识到要继续完善宏观调控,以此来进一步体现宏观调控的效应,但客观上宏观调控的难度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认识宏观调控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是非常必要的。
3、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问题有助于人们认清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实质。我们可以认为,政策规则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形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形下的政策。按照基—普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此,社会也不能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实际上,在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争论的下面,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政策通常被描述为是由社会选择的,而社会实际上需要选出一个机构或一部分人来做它的代表,因此社会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在不同的政策中做出选择,不如说是设计一个政策产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面临的是机制设计问题,实际即到底应该赋予政策制定者多少权力。(□文/刘 敏 何宏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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