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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国的城镇和农村的隐性失业逐渐地公开化，实际失业率持续攀升。失业治理、控制失业率水平作为政府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日益凸显。本文试图将具有不同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纳入到一个松散的统一理论框架中，根据我国转轨过程中的失业的特殊情况，试图给出一种增加就业率的可行的方案。
一、失业理论综述
失业问题是19世纪以来长期困扰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和对策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1、古典学派的自愿失业及其对策理论。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就业数量的确定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来决定的。实际工资与需求量负相关，与供给量正相关。当劳动市场的实际工资过高时，劳动供给多，需求少，从而存在失业。但是，由于劳动市场具有充分的弹性，因此劳动量供大于求时，实际工资下降，使需求量增加，供给量减少，最后重新达到供求平衡。但同时，因为制度的限制，如最低工资法、工会的力量等，工资具有刚性，工资下调困难，失业不可避免。
根据古典学派的观点，要消除失业，在工人愿意接受降低工资以及不因价格水平上升而要求提高工资的前提下，较低的工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用来消除货币工资过高的有效性办法。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政策和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就能避免失业，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主义的失业理论。凯恩斯经济理论把失业作为核心问题进行分析，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失业为非自愿失业。所谓非自愿失业是指工人因为市场萧条、企业减产、减雇工人而使工人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种失业也称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
因此，失业问题的解决要依靠国家对经济直接干预，进行需求管理。通过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通过税收政策提高社会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消费需求。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失业理论
马克思认为，由于追逐更多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资本家必然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必然要不断改进技术，更新设备，加强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意味着，资本的本性会使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在资本的构成中，不变资本所占的比例相对变少，并且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随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的快，于是相对过剩人口增加，资本主义的失业现象发生。
因此，马克思认为解决资本主义失业的根本方法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中央的指令性经济彻底消除失业，并乐观的估计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存在失业。
(三)对以上失业理论的简要评述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失业的时候，指出当资本主义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后，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失业才出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失业存在的充分条件，失业是其进入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后才出现的。这也就暗含了社会主义如果采取市场经济方式发展，也存在失业的可能。
从这一点说，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出现失业在理论上完全是存在可能的。但由于马克思乐观的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失业，也就不可能给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治理对策。
虽然我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具体国情有很大的差别，但由于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西方经济理论为失业的治理方式较有操作性，可以成为我国治理失业的有益借鉴。
二、我国的失业状况分析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失业的产生既有原有劳动就业制度下隐藏失业的显性化，也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周期性失业和结构调整时产生的结构性失业。
(一)计划经济的劳动就业制度。 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就业制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于6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它的基本原则、办法和劳动部门的管理权限是在1955年5月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确立的。经过多年的演变，逐步形成以劳动指令性计划为龙头，由劳动计划、就业制度和用工制度三位一体的结构。
在城镇，劳动者就业由国家统一安排，执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的政策。劳动力的流动要经劳动部门同意。企业承担社会保障的职能，负担了全部的劳动保险费用和福利。
在农村，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动，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使每个农村劳动力都有工作岗位。
(二)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隐性失业的显性化。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隐性失业显性化。一方面，为了与非国有部门争夺劳动力，国有企业的工资上升了；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下降，以及产品市场上其他经济成分的冲击，导致了劳动边际产出的下降。与此同时，企业要拿出相当的资源来解决冗员问题，它在其他生产要素上的投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会使企业的赢利能力进一步受到影响，冗员问题更趋恶化。
改革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村的隐性失业暴露出来，虽然每个劳动者仍配有一份生产资料——土地，但是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就提出来了，当从事农业的劳动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时，以家庭作为一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的生产单位，就要把土地上多余的劳动力游离出来，从事其他可能获得收入的非农产业。然而一旦那些非农产业的容纳能力竭尽时，进一步游离出来的农民就成了失业人口。这部分失业人口由于还保留着一块土地，因此有时处于隐蔽的状态，而有时则成为汹涌的民工潮。
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城镇失业率和失业人数都不断增加，部分的反映了隐性失业的显性化问题。然而，实际的问题更为严重。椐专家估计，在城镇，按15～20％的冗员率计算的我国国有企业冗员共有2500～3000万，扣除已经下岗的1200万左右，尚有1300～1800万左右的冗员。在农村，2000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将达5.5亿，而农业耕地面积只能承载1.5亿劳动力，除乡镇企业和为农业服务的行业吸收一部分劳动力外，将有2.5亿剩余劳动力。（见表）
(三)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除以上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外，在转型中的失业还包括市场经济特有的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的波动。在经济的扩张阶段，由于投资的带动，需求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不仅企业隐性失业减少，而且往往还扩招一些正式和临时的工人，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高潮。在经济紧缩阶段，投资下降，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出现正式工人下岗，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在这个阶段，隐性失业和显性失业都有所增加。
结构性失业不是经济转轨时期特有的失业现象，而是任何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升级中都会出现的一般现象，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三、失业治理对策
根据对我国失业原因的分析，我们的对策性思路是：（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2）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问题；（3）周期性失业问题；（4）提高劳动力质量。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是中国失业的首要问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需要长期的摸索而进行战略规划。乡镇企业近两年增长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甚至出现萎缩的趋势，它们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十分有限。目前，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城市工业适当向农村地区转移。当城市里的地价和工资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而使一些企业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这些企业或行业就应该向相对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这就包括中小城市，或者是农村。因此，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最好办法，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作到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各自的素质、技能流向不同层次的城市和农村城镇，各类城市中经济效益处于边际地位的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下一层次的城市或城镇转移，逐步吸纳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
国有企业改革中产生的大量失业是我国长期实行的企业办社会的积累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不应该是承担社会保障的职能。企业在减轻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后要加快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利用国有股减持后获得的国有资产补充缺口巨大的社会保障基金。从长远看，我们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把企业从社会福利目标中彻底解放出来，由社会来承担失业救济与失业安置。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大力促进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资源可以在流动中、市场竞争中得到优化配置。
由于经济波动而形成的失业，在经济萧条期，可以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方法来治理，这里的关键是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权衡。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经历过通货膨胀而且经历过通货紧缩。在通货膨胀率较高时,通胀是一种税收,这部分税收可以支撑较高的投资增加,从而减少失业;同时通胀对实际工资也是一种向下的调节,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较高的通胀对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很大的危害，是政府控制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因此在失业和通胀的替代之间政府面临一种权衡。当通货紧缩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总需求，这在我国表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从而使我国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对失业的治理不仅要从对劳动力的需求角度进行，更要通过改变劳动力的供给来增加解决的途径。我国目前一方面是大量的失业，另一方面却又是高级技术人才的大量短缺。因此，通过政府和民间资本相结合的方式设立专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失业人员采取有偿与无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符合市场需要的专业培训，这是一种可以达到三赢局面的、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治理对策。(□文/王宪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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