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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改革千呼万唤始出来
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未来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要充分考虑税收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政策是维护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防线。税收作为国家的一种非直接偿还的强制性征收，无论是税种的设立、税目的增减，还是税率的调整，都将对纳税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影响纳税人的行为，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税收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是通过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政策两个机制来进行的，一方面税收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减而增减，自动影响社会总需求变动，这种对经济的依附性使得税收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效率要求；另一方面，把税制的设计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联系起来，逆经济态势而动，便使税收具备了相机抉择功能。因此税收能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和微观配置效率。
在我国已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地区的协调发展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固然离不开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但税收本身的特点及税收调控的特点与方式也表明，无论是维护效率市场的运转，还是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税收政策都有其较大的作用空间。因此，当前特别需要税收政策配合财政支出政策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首先，逐步减弱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被强化了的财政支出力度，并注意财政支出的逐渐转向，使之逐步恢复到“公共财政”所要求的正常轨道上来。我国以发行国债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到第六个年头，随着大江大河堤防工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公路铁路建设、中央储备粮库建设和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与企业升级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工，国债投资正出现某些“投资效率递减”现象，而世界经济变化的经验和教训已反复表明，财政赤字、国债政策虽然能在经济波动中发挥短期的缓解矛盾的作用，却难以支持长期的稳定增长。而且，长期采用赤字和债务政策的结果，往往将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通货膨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因此，在我国经济已逐步摆脱了持续回落阶段，进入全面回升阶段的情况下，国债投资的力度应相应减弱，除用于续建和收尾项目，确保重大项目建成投产外，要重点向政府公共服务“缺位”或“不到位”的问题较突出的领域倾斜，如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卫生，教育，科技和生态环境等。同时，应注意财政支出使用方式的调整，运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补贴等手段，推动建立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开发投资体制。
第二，充分利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契机，切实开展税制的调整与规范工作。我国现行税制诞生于短缺经济时代，深深打上了反通货膨胀的烙印，虽然免不了修修补补，但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显然不利于现在拉动消费和投资的目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和投资的启动效应，使其整体政策效应大打折扣。例如，我国增值税自开征以来，一直采用国际上极少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也遏制企业新技术开发上的资金投入；我国现行消费税对消费面广量大的一些高档娱乐行为不征收消费税而征收营业税，一方面制约了税收应有的调控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东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差距；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仍实行内外有别的方法，在地域、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我国特有的逆向调节税负格局的形成，等等。
第三，当前国际国内税收环境正发生着急剧变化，影响我国未来税制的发展趋势。一是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使得我国整个经济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的确立都面临严峻的全球化挑战。二是新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商业交易范围扩大，交易方式灵活快捷，而且也使得交易信息难以追踪，这使得传统税制在新的税收环境下有可能削弱政府的征税能力，政府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三是需求相对不足，供给相对过剩，成为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传统税制的设立是以短缺经济为基本背景的。四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要求税制结构与征税思路发生改变，要求改变畸重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以有助于最具增长潜力的所得税的发展，以及整个税收收入的增长，同时创造不同经济成分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积极财政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政策措施，而税制应是相对稳定的，未来税收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的配合更多的是税制本身随税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鉴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又正值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良好契机，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应该“千呼万唤始出来”。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我国的税收制度和政策都应依据税收国际化的原则和WTO有关精神进行适当的改革和调整，通过改革建立一个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公平社会收入分配、尊重国际税收惯例以及提高征管效率为内容的多重目标兼顾的透明度高的税制新体系。(□文/荣艳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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