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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传统徽商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导引者和奠基者，徽商文化绵延数百年，给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从传统徽商文化解读、传统徽商文化的传承及应用研究、不同商帮文化对比研究、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关系角度进行综述，推动徽商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以服务经济建设。
关键词：徽商；徽商文化
基金项目：黄山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编号：2013xhwh014）；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人文重点）（编号：2011SQRW119ZD）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5月14日
一、引言
戴维•兰德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徽州，这个古老的地域名称，孕育出了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或者说“徽州文化”。徽州文化之徽商文化在中国十大商帮中首屈一指，它所倡导的“仁义诚信”理念，对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徽学研究热潮的兴起，安徽省人民政府提出发展“新安徽、新徽商”的全新理念，为安徽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很多学者也围绕“新徽商”展开研究。新徽商的发展振兴以传统徽商为根基，传统徽商及徽商文化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思路。基于此，本文以传统徽商文化为主进行综述。传统徽商兴盛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到清朝末年的历史进程中，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其独特的徽商文化绵延数百年，给现代人类经济生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徽商文化中，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奠基者，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导引者，其文化对整个徽州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
古徽商的辉煌已成为历史，新的时代背景下，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为安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安徽的崛起需要新徽商的崛起，重振徽商雄风，继承发扬古徽商文化中的诚信、仁义的理念和独有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探讨古徽商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制约和促进关系，进而在文化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继承传统古徽商文化的精髓，让徽商文化这一文化遗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打造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徽商文化竞争力，因此对古徽商文化研究进行述评，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
二、徽商文化研究现状
（一）徽商文化的解读。徽商文化既属于文化学的范畴，又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对徽商文化的解读层面较多，包含徽商文化理念、徽商精神、徽商经营理念、徽商文化的形成路线等方面。李珍（2009）对徽商文化理念进行研究，认为徽商文化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于一体，其文化理念不仅突出了徽州的地域特色，而且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王朝云（2013）等进行了徽商文化理念与儒家思想的渊源探究。方利山（2005）从文化学的角度解读“徽商”，认为徽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徽商是一个特定人物群体；徽商是一部时代创新史诗；徽商是一份珍贵历史遗产。郑小光（2010）在徽商的经营文化一文中提出虽然徽商的辉煌已成为历史，但其在营商活动中所秉承的诚信、仁义的理念和独有的文化底蕴，仍值得当今的企业决策者借鉴。李昊（2009）从财务视角出发，在分析影响徽商崛起的财务因素的基础上，探讨文化、资本、制度之间的互动机理，以及这种互动机理对于徽商崛起的重大贡献。冬清、张益、谢青桐从文明的空间联系方面对徽商文化的线路进行研究。
（二）关于徽商文化的传承及应用研究。随着徽商文化研究的兴起，围绕徽商文化对不同领域的影响以及新旧徽商文化传承角度的研究在不断开展中。毕留举（2010）等研究徽商文化在建筑与装饰设计中的体现。胡建国（2012）研究徽商文化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陈艳君（2011）以安徽奇瑞现象为例研究徽商文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张晓东（2009）论述了古徽商经营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魏丽红（2008）等论述了徽商文化对合作经济组织成长性影响研究。在概括徽商文化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徽商文化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原则的高度一致性，最后提出以徽商文化为核心培育合作经济组织的新文化、改善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体制、构造合作经济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以推动合作经济组织成长的政策主张。张林（2006）研究了传承徽商文化打造现代城市零售商业银行。汪传雷等（2012）从徽商文化角度对安徽物流企业管理问题进行研究，从徽商文化的优良传统角度提出了改进的策略。张敏、朱小平（2011）对徽商文化与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现代化建设进行研究，提出了徽商文化对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启示及经验教训，并给出对策建议。蔡文龙（2005）提出在传承中打造新徽商文化。乔幽坤（2007）对徽商文化和徽商的崛起进行研究，认为徽商精神和徽商文化是安徽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章凤萍（2013）从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解读徽商文化，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的徽商文化需要被超越和创新。
（三）关于不同商帮文化对比研究。梁德阔（2010）研究了儒家伦理和徽商精神——“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刘建生，燕红忠（2003）等论述了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以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比较为例，认为晋商与徽商作为明清时期两大地方商人集团，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演进轨迹的差异，使其管理阶层的划分、商业运营中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呈现出不同特点。晋商与徽商不同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也为现代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薛国琴（2011）把越商企业家精神与我国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企业家精神进行比较，发现创新、勤俭、诚信等是促使晋商、徽商兴旺的重要原因；而不注重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官商结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家族化色彩等是导致晋商、徽商衰落的精神性原因。
（四）从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当前地域文化日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特色、区域发展环境、区域产业结构、区域创新的影响鲜明且深刻。陈立旭（2005）从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相比较的角度研究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的发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之所以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工商文化传统底蕴。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而当代安徽和山西经济与徽商或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则基本上没有多少关联。文章通过对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这正是浙商、晋商和徽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现状述评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其本身具有综合性、创新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民族的、地域的差异性。徽商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文化学的范畴，也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徽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属于经济管理学的范畴。对徽商文化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笔者主要从经济管理学的角度进行述评，具体分析如下：
（一）研究徽商文化的内涵本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专家学者从历史学、文学、商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对徽商文化进行了研究，包括徽商文化本身的起源、特色、经营行业、性质、历史作用、衰落原因、资本积累方式、延伸产业、价值观、涵义等方面，在提炼徽商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传承徽文化将徽商文化应用到现代企业经营、新徽商文化的打造中，相关成果较多，但是无论是对徽商文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徽商文化的形成机制、转型路径较少研究，成果多由徽州文化研究或者徽商研究衍生而来，相关成果之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深度及广度远远不及学者对浙商文化、晋商文化等商帮文化的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商帮文化的对比角度进行研究，加深了对徽商文化的研究力度，但是成果较少，这是后续的徽商文化研究中可以重点加强的部分。
（二）从宏观来说，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深入研究区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上面。徽商文化与徽州文化一衣带水的关系决定了研究徽商文化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内涵，也对促进徽商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的增长受经济模式、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等的影响和制约，对徽商文化与经济模式的关系、徽商文化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徽商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等也是一个广泛的研究课题。
（三）在诸多研究文献中纷纷提及儒家思想对徽商文化的影响，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来透视徽商文化兴盛繁荣之道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和视角。而儒家思想在其历史的变迁中，同样对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日本的企业文化与徽商文化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因此两者之间的对比分析可以为徽商文化的解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单位：1.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枣庄市中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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