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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几年，我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进入增速的换挡期，引致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开始逐渐出现问题，政府主动加速结构调整，保证经济平稳过渡。为实现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寻找和激活带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活力源。
关键词：经济下行；新常态；活力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4日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显艰难。已经由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风景这边独好”逐步进入与世界经济同振的“天涯共此时”。2013年和201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不是非常令人满意，我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这里既存在引致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出了问题，也有政府主动进行结构调整以期获得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的主观因素。我国经济正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寻找出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活力源，而要激活这些活力源，也需要有相应的动力支撑。
一、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政府对今年经济能不能筑底成功，宏观经济是否能实现V形反转还是存在一定疑虑的，近期中央、国务院各种会议均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近几年，我们已经从每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下滑到今年前两个季度的7%，到年底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宏观经济走向目前来看不是非常乐观，不乐观不是单纯的指经济下行的速度过快，而是指这次经济下行持续的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预期，长达十几个季度，呈现出结构性周期的特征，宏观调控显得愈发艰难。
（一）经济下行现状
1、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呈现全面哑火的状况
首先看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由前些年的年均增长20%～30%下滑到今年前八个月的10.9%，并且没有止滑，投资下滑反映出实体经济的“举步维艰”。投资包括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制造业当前面临去产能的不利局面，2008年后的刺激政策造成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业则面临去库存的状况，前些年房地产的繁荣使各地掀起造城运动，这几年则面临痛苦的去库存，房地产投资从去年开始出现了萎缩的情况，目前除一二线城市在今年宽松的政策下有回暖的趋势，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则普遍比较糟糕，房地产的持续低迷也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萎缩使得现在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只能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国家发改委推出一系列基础建设的工程包，但这天量工程包的资金来源能否落实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受经济下行影响呈现出放缓的趋势。
其次看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同样不容乐观，也呈节节下滑之势，目前只有10%左右，与前些年20%左右的年均增速相比可谓下滑比较厉害。尽管近两年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亮点，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还出现了电子购物等新型消费，但受制于民众收入的缓慢增长，使得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迟迟得不到实现。
再次看进出口。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居民消费普遍进入低迷状态，制约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加入WTO后出口高速增长局面已难以再现，去年我国的进出口增长率只有3.4%，今年上半年出口形势依旧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只有0.9%，能否完成6%的年度增长目标面临比较大的压力。8月份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一次性贬值4%，可能对出口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总体来看，今年的出口形势依旧比较严峻。
2、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我们还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通货紧缩。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和成本的普遍下降，这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我国CPI增速已连续12个月运行在2%以内，8月份的CPI为2.0%，主要归功于“飞翔在天上的猪”，即猪肉价格在近期的猛涨，属于供给端的问题，这种情况只要增加猪肉供给就能很快地平抑下去。总体上看，CPI仍属于比较低的水平。问题是PPI的不断下滑且幅度呈加速趋势，PPI指数已经连续42个月为负。PPI与CPI倒挂反映出供给与需求两端存在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大量没有市场的产品导致资源错配，由此影响了投资收益；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而且很多新兴的消费需求没能得到及时地释放。PPI持续走低且延续的时间之长，因此我们现在不是要重点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要注意防范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和风险。
（二）经济下行原因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态势比预期的要更严重，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找准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1、外需依旧比较疲弱。2015年世界经济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总体上世界经济正在向良性转变，但各经济体复苏进度出现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已经回归稳定增长轨道，它的就业率和通胀率均处于比较好的水平，美国现在已经考虑是否加息以防范通胀率的上升；欧元区经济也出现一定的好转，景气程度开始上升，但希腊债务危机和难民潮使欧元区的经济复苏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在政府强刺激政策的驱动下也在缓慢复苏，但这种刺激能否持续还很难说。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已逐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经济增长力度依旧比较脆弱；相反，新兴经济体就没那么幸运了，受外部不利环境和自身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各国经济增速在调整中走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甚乐观，巴西和俄罗斯的表现好不到哪里去，印度稍微好点，将取代中国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这种复苏形势定义为非均衡复苏，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世界银行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则悲观一些，预期值只有3%。外需的疲弱也可以从我国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只有0.9%得到直观的验证。
2、传统的比较优势不再
（1）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我国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出现生育高峰，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开始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阶段，加上这时比较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整个社会的抚养比开始不断地下降，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现象，是我国80年代开始持续到本世纪初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国际上对“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通常是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70%以上，我国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略有不同，我们通常把16～60岁年龄段的人口纳入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三年出现绝对量下降的现象，劳动力的持续萎缩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阶段正逐步消失，2014年末我国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2013年净减少371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趋于消失，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中35～64岁的人口比重上升而15～35岁的人口比重下降，这种劳动人口结构不利于创新，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资源环境约束增强。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支持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或正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之路，中国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这种竞争优势的取得其代价也是比较昂贵的，以牺牲环境、资源和劳工利益作为代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劳工福利长期得不到提高，显然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建立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方式潜在的含义就是资源和环境不再廉价，传统的比较优势将逐步消失。不再廉价的资源和环境意味着投资成本上升，在盈利预期越来越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活力源。
3、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我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一个不太和谐的现象，即经济增长与居民不满意增长同时并存。居民收入增长未能和经济增长同步，经济增长的结果更多是被非劳动收入分享，出现“国强民不富”的状况，导致社会积怨不断加深。同时，我国收入分配还存在严重的失衡情况，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均呈现不利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格局，劳动者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产生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内需一直比较疲弱。我们提拉动内需已经有很多年，遗憾的是内需一直未能启动。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缺乏消费能力，普通居民无钱消费，富裕阶层不愿消费或不愿在国内消费。经济学一个最简单的原理是收入决定消费，收入不增长，内需就白搭。同时，富人的消费倾向要低于穷人，收入向富人倾斜就会拉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4、宏观调控思路转向：凯恩斯主义转向供给主义。凯恩斯主义是从需求端出发的，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以赤字财政维护经济繁荣。上届政府金融危机发生后推出的四万亿投资就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思路进行的；而供给主义则是从供给端出发的，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因此，强调对报酬的刺激来影响和调整人们的经济行为，以此来实现有效供给，消除阻碍市场自发调节的因素。其主要措施包括减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等。
这一届政府看到上一届政府应对危机的四万亿投资带来的严重后果，准备刮骨疗伤，消化这些不利影响，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英国巴克莱资本公司在2013年6月底给本届政府的施政思路命名为“克强经济学”，其实质就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核心内容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不搞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简政放权；二是去杠杆，以化解日益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三是进行结构调整，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观察这几年的施政实践，我们看到“克强经济学”核心内容的第二和第三点正在严格地执行，但是第一点能否做到我看比较悬，在现有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今年我们开始提出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其实质仍然是刺激政策。
二、经济增长新的活力源
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现实说明过去依靠拼资源、拼环境和拼劳工福利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维系，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能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和有质量增长的新活力源。
（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活力源。由“决定性”作用替代十四大提出的“基础性”作用更强化了市场化导向的坚决态度。
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明确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边界，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究竟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介入经济的领域和方式等问题存在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主张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充当的只是“守夜人”角色，负责提供法律秩序和公共安全等，比较认可“小政府大市场”模式；垄断阶段，进入20世纪后，由于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市场失灵现象逐渐增多，30年代的大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认识，开始呼吁政府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战后各国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的领域不断加深，政府的边界不断扩张带来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医治市场缺陷的同时，产生了政府失灵的问题；混合经济阶段，现在世界上各国普遍实行的是混合经济，在这一阶段人们对政府的认识又有所加深，目前较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政府应当充当“裁判员”角色，实现充分竞争基础上的政府有效干预。
通过回顾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一是政府作用随市场成熟程度和社会矛盾演变而变化，总的趋势是干预范围有所扩大，机制更趋复杂化。这可以通过瓦格纳法则予以解释，瓦格纳法则是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政府的经济活动不断增加，一国的公共支出也呈现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增多，开放加深使政府不仅要解决国内问题，还要牵涉到处理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最近这段时间比较多的是关于人民币汇率贬值问题，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波动，央行在闪贬后迫于压力又运用国际储备进行市场干预；三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平衡是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呈现此消彼长的周期性特征，要注意防止两种失灵，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又要防止“政府失灵”。
2、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必须营造一种自由宽松的市场环境，但并不是要放弃政府作用的发挥，而是要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要进入新常态。一是依法治国，建立完善的法治国家。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法治经济，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维护等均需要通过法律予以程序化、规范化，以此来稳定人们的预期，很显然树立法治理念可以帮助经济主体做出正确和长远的决策，有效避免短期行为的发生；二是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西方有句著名的谚语：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意思是世俗政权和宗教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避免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日常经营行为，不管是否出于善意，政府要坚守住自己的边界，消除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有形的、无形的壁垒，努力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三是充分用好“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明确这些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不应缺位与错位，也就是说政府从错位与越位的领域应坚决地退出，而在缺位的领域应及时地跟进，形成“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生互补，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完美结合；四是宏观调控要“保底”。经济增速换挡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速度短期内发生断崖式下滑而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因此在这一特殊时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应该是“保底”，这样才能保证宏观经济能够顺当地转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
（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经过3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中小企业目前活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数量和规模，还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中小企业不仅铺天盖地，而且正逐步顶天立地，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擎天柱”，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通过激活广大中小企业的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已被本届政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狠抓落实，中小企业也应该借势政府的政策扶持尽快地走出寒冬，走向暖春，从而实现实体经济的复苏与振兴。
1、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一是中小企业的经济贡献率稳步上升。截至2013年末，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超过4，300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九成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经济总量达六成，稳稳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二是中小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凸显。目前，在中小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占据全体就业人数的50%～60%，在中小企业中实现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份额更是达到70%～80%，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上升，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就业群体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寻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三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小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动具有天生敏锐的嗅觉，对于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具有强烈的诉求，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得发展，中小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创新，同时很多中小企业就是为实现创新成果转化而设立的，它们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四是企业软实力提升比较明显。中小企业目前正逐步摆脱过去那种偏重于硬实力建设的认识误区，更加专注软实力的培养，加大对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投入力度，注重品牌塑造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当前中小企业加快发展软实力是更可行的硬道理。
2、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规范有序的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的表现和必然要求，竞争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经济环境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垄断行业中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中小企业很难进入该领域，竞争不足使垄断利益固化；在制造业、一般服务业等领域竞争则异常惨烈，企业盈利因过度竞争变得越来越稀薄，中小企业生存都存在一定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
二是要素约束不断增强。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要素刚性约束不断增强。土地、环境、人力资源等价格的攀升使中小企业已不能继续过去那种拼资源、拼环境、拼牺牲劳工福利的老路，中小企业的日子也变得愈发艰难。
三是融资难问题难以化解。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小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呈现不匹配的现象，中小企业也因此错失很多发展壮大的机会。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企业自身情况看：中小企业普遍规模比较小，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资产；同时，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尽完善，财务管理失范，金融机构出于谨慎经营的考虑不敢对其放款。从外部原因看：首先，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抓大放小”是银行的理性选择，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其次，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受规模和成本影响，在高昂的进入门槛和费用面前只能选择安静地离开；再次，中小金融机构发育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草根金融无法顺畅地从地下走到地上，实行阳光经营。
四是体制、机制障碍没有完全移除。尽管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空前，但面向中小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依旧比较薄弱，行业准入依旧偏高，垄断也顽强地存在，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依然比较重，中小企业一直在负重前行。
3、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支持。发展壮大中小企业，消除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各种枷锁，让中小企业卸下包袱，轻装上阵。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来激活国民经济的活力已成为本届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孱弱性，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政府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 “加减乘除”法来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支持与服务，实现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一是环境支持，主要是减轻企业负担，做减法；二是产业支持，创新驱动，做加法；三是金融支持，补充血液，资金可以发挥乘数效应，很显然这是乘法；四是破除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做除法。
（三）激活内需。内需是相对于外需的一个概念，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消费又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我们通常说的拉动内需主要是指提高居民消费这一块，但目前的需求不振也包括投资需求孱弱。
1、内需不足的原因分析。先看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技术创新能力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廉获得竞争优势，随着经济规模和需求的扩张，越来越受到资源供给的强力约束，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不断被削弱，其原因是大量生产要素在低效率的需求拉动下，价格逐渐攀升，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弱，投资报酬边际递减，这时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或将投资进行转移，这两方面原因叠加效应使我国近期出现投资不足现象；二是法治不完善，交易成本高。尽管我国的法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法治环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法制不健全容易导致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成本要素低廉的优势，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偏好于国际市场而不愿在国内投资，这也是影响我国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看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上升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政府财政收入在这些年的强劲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收入缓慢增长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很大的抑制；二是社会保障建设滞后。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政府投入不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建设滞后和不规范，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出于风险防范增加储蓄。IMF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居民储蓄率达到50%以上，储蓄增加限制了即期消费水平，内需不足又迫使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介入经济力度不断增强又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失衡的程度，从而形成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强民不富的情况；三是消费品市场存在结构性供求矛盾。这突出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两个方面，目前我国居民已经由生存型消费逐步向享受发展型消费升级，但现有的产品结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环境等均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是必须有适合需求的东西提供出来让消费者消费，结构性供求矛盾使得升级性消费需求长期得不到释放。
2、激活内需的途径。一是投资和消费双启动，但把消费放在首位。我国正处于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激活内需理应是投资和消费的双启动，应该鼓励有市场和有需求行业的发展，积极满足他们的投资需求，但在投资和消费的排序上应该把消费放在首位，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和拉动作用；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强社会消费能力。这里首先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三是健全社会保障。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发挥再分配的公平职能，政府应将公共支出重点放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性支出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并轨，这样可以稳定消费者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从而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水平，也就是说敢于消费；四是优化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有效需求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愿意消费，就是有消费的目的物；二是有能力消费。在解决居民具有消费能力的同时，要不断地优化供给结构，针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及时调整与升级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水平，也就是解决居民愿意消费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蚌埠市委党校）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J］.甘肃社会科学，2013.1.
［2］吕冰洋，郭庆旺.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J］.经济研究，2012.10.
［3］张平.谈谈“克强经济学”［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4.
［4］刘世锦.“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求是，201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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