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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形成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重大影响，认为我国汇率水平在短期内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并探索性的提出了一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
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包括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水平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机制问题。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以及我国经济快速持续的增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愈来愈强，人民币因此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更加上美国、日本等国行政领导官员的介入，人民币汇率问题已不仅是一个事关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越来越演变为需要我国迫切解决的政治问题。因此，有效的解决好我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具有极为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因素有许多,但从源头上看,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1、国际因素。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国外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等出口部门。这些压力最初都出自民间,按道理不会对人民币构成威胁,但却因各种原因日益演化成政治问题,最终在国际市场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对人民币升值问题施加压力的国家中,主要有日本和美国、欧盟。最早在公开场合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国家是日本。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各种场合竭力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早在2002年上半年,日本就抛出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导致其出口不振的说法,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议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日本国会参议员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的影响。此后,鼓吹人民币升值之风愈演愈烈。由于害怕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新加坡、韩国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开始加入了这一阵营。2003年5月,在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同年6月,他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2004年10月1日，中国与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举行会晤，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在汇率水平上进行高层次的接触，敦促人民币的升值。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人民币承受空前的升值压力。
2、国内因素。第一，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对外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加大，经济持续增长是造就强势货币的根源。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直至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前，一直处于外汇储备短缺的状态，为了增加外汇储备量，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出口退税、进口许可证制等，以扩大出口、抑制进口规模，并强制结售汇，加之我国拥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投资领域的放宽和政策环境的改善吸引外资大量流入，使得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双顺差，使外汇储备连年剧增，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这是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动因。这种持续的外汇攀涨必然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第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压力。根据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者的目标是不可兼得，只能取其二。随着我国国际收支中双顺差的持续存在，由于我国对企业外汇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流入的外汇绝大部分最后均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变成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外汇储备。在外汇储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近年来央行通过外汇占款发行的基础货币数量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要，结果央行又不得不通过发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等政策来吸纳多余的货币，以免出现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很显然，这种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着内外矛盾的尴尬局面，而且这种单向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问题，必然会损及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稳定。第三，国际贸易的实质是一个国家输出现金流，一个国家输出物流，即实际资源。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也就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实际输出资源的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国外的居民享受了我们的产品，从长远来看，这是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利的。因此，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不应大量持有外汇储备，而应通过汇率水平的提高，改变国际收支的状况，从而增加我国国民的福祉。
(二）稳定是人民币汇率的现实选择。固然，人民币存在相当大的升值压力，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必将趋向市场决定，按照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升值将是不可避免的。但鉴于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比较低，金融制度和银行体系发展不健全等因素，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承担汇率水平的巨大变动，盲目升值将会引起中国经济的巨大震荡乃至中国政局的稳定。就目前来讲，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主要表现在：
1、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外贸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人民币升值后,相应提高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价格,如我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上升,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出口会下降,这无疑使已经脆弱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甚至可能会引起政局的不稳。另外,人民币的升值,会损害中国的战略产业,比如钢铁、石油以及汽车制造业,在当前世界钢铁、石油的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会导致我国相应产业面临竞争的压力加大。人民币一旦升值,国外对华直接投资将会下降,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
2、增加失业,增大劳动力转移的压力。经济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当今中国就业问题尤其突出。一是大中专院校毕业生队伍非常庞大;二是下岗再就业人员难以安置;三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目前中国提高就业机会,主要是出口和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出口,扩大进口,外贸生产企业很多将会陷于困境,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会由于在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可能将生产基地转向其他国家,从而加剧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支出负担。
3、增大银行改革的难度。从中国政府对银行改革接连做出的大手笔，我们就可以看到，银行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对银行的改革可谓是竭尽所能。人民币的升值必将减少外贸企业的收入，加大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体制改革的效果，甚至会使国家的努力付之东流。
4、增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为了降低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内需,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导致我国财政收支出现了较大的缺口。如果人民币一旦升值,财政收入会受比较大的影响,而财政支出却存在刚性,这样由于财政收支的不对称性,会导致财政的缺口出现增大的趋势。
5、损失大量的外汇储备。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早就形成，因此，大量的国外游资以各种渠道潜入国内，豪赌人民币升值，如果现在大幅升值的话，将会大大减少外汇储备的总量，使我国多年的经济增长毁于一旦。
由此可见，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是我国经济增长，金融体制改革必要条件。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盲目的改变汇率的水平，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秩序造成重大的破坏，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条件，也不符合我国改革所一贯坚持的原则。因此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必须的，在当前是不可动摇的。
（三）稳定前提下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对策。在人民币巨大升值压力下，我们强调稳定，并不是坚持我们现在的汇率以及外汇管理上的一切政策不改变，而应该有更深的内涵。一方面，我们应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但不排除在非常时期进行小幅缓慢温和升值的可能；另一方面我国有关决策部门应采取各种相应的积极措施，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进一步重点推进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尝试，甚至作我国汇率制度的一些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判断，为了逐渐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供选择的措施建议包括：
1、主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共同体、明确指出亚洲地区汇率问题的实质是全球经济失衡特别是美国赤字过大，美元贬值的问题，要通过各种方式、督促、迫使美国政府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来逐步纠正自身的经济失衡。
2、有关当局可以更加坚定和明确地阐明人民币近期不升值的立场，以便消除市场上存在的升值预期。
3、应尽快改变人为推动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改变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传统观念，将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作为外部经济的主要政策目标。
4、减少经常项目顺差。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和加快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可能对贸易部门产生一定的冲击，由此造成的产出下降和就业问题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和适当提高经济增长率来缓冲。继续加大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刺激力度，以便减少对外部需求（贸易顺差）的依赖，为贸易顺差的减少创造条件。适度扩大进口,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我们应加强建设战略物资的实物储备,如铁矿石、铜、石油等稀缺资源的战略储备体系。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到境外投资设厂,特别鼓励到那些拥有我国紧缺物资的国家去投资开发资源。
5、控制资本的净流入。在未来几年我国应继续保持对资本流入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对证券资本和贷款流入的控制，QFII的具体实施应当慎重。放松资本流出管制、放松居民持有外汇的限制和鼓励企业在境内筹资，选择性的加快部分资本流出自由化，只要中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实际利率有吸引力，就无须担心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发生。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原因（或腐败）而发生的资本抽逃问题。
6、加快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使国内金融资源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以便消除国内企业对于外国资本的过度追求和依赖，堵住资本过度流入的根源。加快银行体系的改革，切实转变银行的经营机制，优化银行的资本配置，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增强抗风险的能力。(□文/苏振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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