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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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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本刊文章/第275期/市场营销/正文

发布时间

2005/5/31

作者

□文/张艳丽

浏览次数

7187 次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
  自1979年中美建交及《中美贸易关系协定》签订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双边贸易额从几乎为零转而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据中国海关统计,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仅为24.5亿美元,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263亿美元,中国已经跃升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在双方市场不断扩大和贸易量持续增加的同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调,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日见突出,并成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加入WTO后,中美两国的贸易达到了相当规模。对美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构成,对拉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递增以及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其制造业就业人数在过去三年内下降了270万,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N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成为政治问题。2003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中美贸易额的46.39%,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二)美国对华“反倾销”问题。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是世界上对华“反倾销”起诉最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3年,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已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2003年美国对华“反倾销”力度因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再次加剧,先后裁决中国彩电、可锻铸铁管件等产品对美构成倾销,宣布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同时裁定中国的家具企业对美构成倾销损害,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大金额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价值高达10亿美元。中国入世后美国可以采用的对其国内产业进行保护的合法手段越来越少,反倾销便成为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门“重炮”。
  (三)中美农产品贸易之争问题。农产品贸易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30%,主要有粮食、大豆、棉花等。1999年4月中美签订《农业合作协议》,解决了中国从美国进口柑橘、小麦及其检疫等问题,为中美农产品贸易拓宽了道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2003年的前9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已经高达25.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猛增了123%;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仅为9.3亿美元,贸易顺差高达16.2亿美元,中美农产品贸易争端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问题。纺织品及服装是中美贸易中贸易量最大的商品,也是中国对美出口最主要的商品。由于纺织品一向被视为敏感性商品,收入弹性和变化幅度较大,因此中美两国纺织品贸易的历程十分坎坷。2001年中国入世后,中美纺织品贸易发展进入相对平静期。但是由于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增长加快,使得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不断加大对布什政府的压力,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削弱了美国纺织品的竞争能力,最终迫使美国商务部启用《中美入世协议》的“进口潮”机制条款,于2003年正式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衣和袍服三类纺织品实施为期一年的保障措施,结果遭到中方的强烈抗议。美方此举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根本宗旨和精神,与世界纺织服装贸易自由化的大势背道而驰,对中美纺织品贸易关系乃至国际纺织服装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取消了原定赴美的农产品采购之行,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消费结构也会逐渐升级和转换。在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考虑到中美之间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中国在生产这些产品上具有很强的成本优势,这就导致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他们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即在出口贸易上推行自由化原则,在进口贸易上则坚持保护主义,要求实行所谓的“公平贸易”。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只要经济衰退或者美国国内产业竞争力下降,就会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强,从而引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由于中国的入世效应,出口快速增加,加上美国自2001年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夕阳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减少。因此,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加强了贸易保护,例如,实施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颁布了新的农业补贴法案等。虽然钢铁保障措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每年3.7亿美元的钢铁出口,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争吵在所难免。
  (三)美国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华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中国虽已加入世贸组织,但根据中美协议中国入世十五年内美国仍然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这样就导致美国对世贸组织反倾销条款的滥用。2003年美国加大对华“反倾销”调查力度,对中国的彩电、家具、纺织品等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或者实行配额限制,这是美国对华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的典型表现,也是引发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反华势力视中国为潜在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中国称霸的动力,中美对抗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大势力对垒。美国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制造一个潜在的敌人。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他们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遏止中国论”,这些不同程度的激化了贸易摩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摩擦的解决。
  (五)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提供了口实,最后受到伤害的仍然是中国的企业。另外,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转型阶段,各种政策实施的透明度有待加强,特别是中国在许多外贸方面的数据统计远远落后于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加上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重要因素。
  三、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贸易摩擦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必然结果。应该看到,无论何时只要中美贸易顺差存在,贸易摩擦就会存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会恶化;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导致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张。中国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从以下方面努力,更好的处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一)充分了解WTO规则,利用WTO成员的身份和WTO规则来解决问题。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中,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如关税、配额、许可证等作用日益弱化,而作为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则越来越多的被加以利用。作为WTO成员,中国现在应该按照WTO规则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分析判断对方的做法是否符合WTO规定,让WTO成为保护自身的武器。
  (二)建立投资和贸易的应景与预警机制。我国的一些企业经营战略缺乏远见,经常一窝蜂抢市场,容易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另外,我国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内部协调力度不够,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及预警机制,必然造成竞争无序,最终导致反倾销。有效的预警机制有助于预防这一情况,建立行业预警机制至关重要。
  (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我国的综合国力。实际上至今我国还在奉行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战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贸易顺差过大,必然导致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常性冲突。另外,在具体操作上,我们缺乏随时释放贸易冲突压力的手段,易使贸易累积甚至激化,如汇率弹性小、外汇储备需求多、市场秩序仍不够完善等,所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出发,进一步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大力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贸易战略,增加出口的同时,适当增加进口,尤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先进技术。调整投资战略,加快市场开放;同时,还需要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加强透明度,减少摩擦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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