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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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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本刊文章/第278期/金融投资/正文

发布时间

2005/8/1

作者

□文/蒙 东 陈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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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 次

如何调整投资结构
  提要 投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投资总体中各类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数量比例,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我国经济局部过热,新一轮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但投资结构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的时候,如何调整投资结构,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我国投资结构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通过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宏观调控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增速回落,部分过热行业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都有了明显的成效。国内生产总额前三季度增长9.5%,说明经济增长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经济在优势行业中保持优势,在偏冷的行业中有新的增长点,短期内经济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硬着陆,但是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投资领域,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部分行业、部分地区投资过热,大大超出正常的水平。以钢铁为例,在河北唐山仅“国家承认的钢铁厂”就有56家,且目标都是年产500万吨。而据研究者称在国外年产500万吨的钢铁企业只有40家,虽然国情有别,但钢铁之热可见一斑。在汽车行业,仅浙江一个省就有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但是部分行业和地区则明显投资不足,跟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步伐,形成瓶颈,制约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增幅依然过高,且造成盲目扩张的体制性、机制性弊端并未消除,仍有反弹的可能,煤电邮运供求紧张的局势未得到根本的缓解,目前仍有9个省份存在拉闸限电现象。与此同时,个别盲目扩张的行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已经显现。电解铝产能从2000年底的318万吨增到2003年的800万吨,2004年又新投产一批电解铝项目,到9月末,全国有近100万吨的电解铝产品能力闲置。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资本在其逐利性本质的驱动下,必然向初始投资规模小、周期短、见效快的行业部门和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的东部地区汇集。而在偏冷的地区、部门和行业,比如农业、西部地区以及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还远远不够,发展仍比较落后,这样一来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必然加剧了。但我们不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行政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新历史时期的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高度契合,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我国投资结构矛盾现状深层原因剖析
  投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投资总体中各类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数量比例,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结构从投资构成的形成以及这些构成的演变规律上研究投资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因此我们寻求投资结构矛盾的根源,必须考虑到宏观经济这个大环境,不能脱离当前的经济形势去考察投资结构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前文已经有所论述,舆论普遍认为经济过热了。有的专家认为经济过热的问题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投资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投资结构肯定难辞其咎。可关键是,问题在哪里?
  首先,投资资金来源的问题。目前在中国投资资金来源的问题就是银行体系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投资过热的原因与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资有关,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是投资资金来自何处。在硬约束下,那些没有收益的形象工程和附加值不高的简单重复建设的政绩投资恐怕不是很容易就能过热的,但这个政绩标准如能够得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过热就轻而易举了。因此没有彻底改革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这轮由于严厉的行政措施得以暂时控制的投资过热随时可能反弹。
  第二,政府的“越位”问题。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特别市场经济体制正式提出以后,这个问题一直是焦点,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迟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很多地方政府仍热衷于帮助企业盲目上项目搞投资,尽管这些投资是贷款的或自筹的,但地方政府鼓励和帮助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种行政帮助明显是一种越位,尽管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但对全国来说,如果都如此“帮助”就成了问题,低水平重复建设就会抬头。
  各级政府之间投资职责没有明确的正式责任分工,导致了地方政府重复和重叠投资程度很高。在14个国民经济大行业中,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投资相似度(不同级别政府投资结构相关系数)高达0.96,而中央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省级与省级以下政府的相似度也达到0.65和0.67,属中度相关。这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并不明确,而中央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省级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的职能分工有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异性和错位并不十分明显。上述情况容易导致政府投资重者恒重、轻者恒轻,在特定经济能力下,某些行业发展过度,而某些行业发展严重不足。同时由于投资责任不明确,很难辨别哪级政府应该负责提供那些特定服务,这可能致使提供服务不足和效率不高,也容易造成各级政府缺乏责任感,由哪一级政府负责为相关投资提供资金变得模棱两可,从而导致上级政府推卸责任或下放责任而使某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虽然政府经济的主导方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在投资这个游戏中,政府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参与方,企业、市场作为参与方也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也是投资结构失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三者关系没有理顺,时常存在越位甚至违规的情况,该自己办的事情没办好,不该自己干的事却干涉太多,结果搞得一团糟,低水平重复投资、低水平投资投向频频出现,加上目前新闻自由度很高,一些舆论媒体的误导更加不利于合理投资结构的形成。
  三、合理预期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对症下药,正确调整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是经济结构众多构成部分中的一个方面,因此必须把投资结构的调整置于经济结构这个综合的大环境中去考虑,不能把调整的视野局限于投资结构,必须纵观全局,充分考虑投资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不可顾此失彼以免引发经济结构的大震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状态势良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稳定这个大局面,我们现阶段调整投资结构,不是推倒重来,因为我们不具备那样的条件,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的运行。如果由于调整投资结构而破坏了经济稳定的大局,那不是我们的初衷,完全违背了我们的意愿,投资结构的调整变得毫无意义。
  在当前形势下,对于目前投资结构的问题,政府是最关键的方面,因此,正确调整投资结构,必须首先从政府一方着手,进而理顺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在国外那些市场化很高的西方国家,政府已经退出投资结构调整领域,基本上完全由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而是应根据自己的实情扬长避短进行调控。
  首先,合理界定政府的投资职能。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领域,用于加强公益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技术产业化,采用直接投资、社会资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合理使用各类政府投资。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推进,政府要退出某些竞争行业,同时需要鼓励和发展某些行业,这时,政府可以通过国有资本控股的专门投资机构通过控股参股等股权投资的方式,积极与民营、外商等合作,通过组建混合所有制经济实体,用少量的国有资本引导和带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和外资进入国家需要和鼓励发展的领域。因此,国有资本要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国有股权的转让实现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或非重点企业中退出,回收资金再投入到国有经济需要进入的重要领域和企业,从而实现国有经济与布局的调整。
  其次,完善对政府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政府官员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政府投资的投资决策,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看,虽然投资决策机制日趋完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很多情况仍摆动脱不了长官意志,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更多体现的是部分官员的好恶,那些所谓的项目可行性研究,又有多少没有打上长官意志的烙印?他们追求个人的政绩,更愿意进行那些短期内见效的快的项目,至于那些长线产业的投资项目,效果因为无法在他们的任期内“显现”,他们怎会把有限的投资投向那里呢?更有甚者出于政治的目的,更不会为他人做嫁衣裳了。因为短期的投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的预期,而经济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初那些投资形成的项目还来不及发挥效益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当初那些做出投资决策的官员早已升迁或调动,一点责任都不用承担。没有责任的约束就是变相鼓励这种不理性的投资行为,因此必须建立政府官员投资责任追究机制,不管做出该决策的官员是否在位,出现问题的时候必须追究其责任。同时,一方面各级政府的官员应该自觉地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尽量杜绝不负责任的浪费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政府决策层的视野要具有前瞻性,要注意政策的延续性,不可为个人的政治利益而牺牲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充分利用市场,发挥资本的逐利性。市场经济时代是讲究效益的,没有效益的项目是缺乏投资吸引力。调整投资结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投资效益,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资本的这一天性必然驱使投资投向投资效益好的项目,促使发达地区和优势产业继续发挥优势,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另一个方面,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优势地区和产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投资者,必然会顺应资本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要求,寻求更有优势的投资机会。这部分的投资者往往实力强劲、投资视野开阔,无疑会把投资视野投向那些现在被冷落的产业和地区,因为那样的投资的收益的升值空间很大,而且优惠政策多,虽然短期内投资效果不明显,但蕴含的潜力巨大。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要求,阻碍投资的各种软硬约束应该加快废除,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为资本的自由流通扫清障碍,这样做对于投资结构的调整、改善以及日后的良性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因此调整投资结构,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的特点,充分发挥资本的逐利性。
  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市场开放的领域和地区越来越广泛,如何在众多实力强劲的全球竞争者的竞争下实现预期的投资效益,必须根据资本的逐利性,让市场来重新配置资源,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因此应该认真做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地缘优势,统筹协调产业和项目布局,加强产业分工与协作,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投资,增强合力与整体实力,局部实现地区经济的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这些工作。
  明确政府、市场的职能之后,接下来就是正确理顺政府、市场和企业三者的关系。企业是微观的投资主体,正是众多的企业投资行为的不同形成了投资结构。企业最单纯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在投资这个游戏中的地位很重要,但是相对于政府和市场,它处于弱势的一方。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调整投资结构时,对企业不能单独独立于政府和市场来谈。现在关键是如何理顺这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在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企业要生存,投资的时候必须考虑投资收益的问题,投资活动必须在市场中进行,而且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同时又不能与政府当局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而目前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多是相机抉择而不是在理性预期基础上合理的制定,于是政府、市场和企业就难免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因此现阶段调整投资结构,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游戏主导者的政府必须首先退去其面纱,给企业和市场更多的透明度,让企业和市场能够理性预期未来,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在宏观层面中形成合理的有效的投资结构。
  我国现在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我们走的是没有人走过的路,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投资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得有失,关键是我们必须端正态度,不畏挫折,不患得患失,才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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