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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自1980年至今年平均增长率为8.6％，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国家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另一方面，香港恒生国企指数自从1993年至2003年7月已经下跌了1/3。同时，最近几年中国股市一直惨淡经营，股市缩水现象严重。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如果用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比例来衡量，中国这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没有效率的一个。在微观层面上，如果一个企业持续亏损，那么它可能是受生产效率低下所困。在宏观层面上，如果资源（主要是资金）不断流向这种企业，就缺乏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两种类型的低效率集中体现在银行体系的呆坏账上。据外国分析家估计，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账比例高达50％，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最高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中国经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没有效率的。
一、悖论产生的条件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如此的悖论呢？即如此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却有如此高的增长率？原因在于：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项目控制。
（一）先看高储蓄率。对一个欠发达的经济来说，低储蓄率只会降低资本形成率，造成社会再生产能力难以提高，经济始终滞留在低水平均衡状态。因此，许多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储蓄，高储蓄率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高增长。我国自然也不例外，为了将迅速增长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政府储蓄份额的下降，国家在大部分年份保持了正的实际利率，使居民持有的存款货币的收益率处在一个不算高但较为稳定的水平。而且出于让居民储蓄更多流入国有账户的考虑，政府限制了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改革以来我国国民储蓄一直保持在30％以上，作为政府金融控制基础的巨额储蓄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再看资本项目管制。我国经常项目的对外贸易早已放开，并且外贸顺差持续多年，且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也使我国形成了大约四千亿的外汇储备。而与经常项目相对应的资本项目，我国却始终实行严格控制，严禁资本自由出入境。这样，国内的金融资产，尤其是广大居民的储蓄存款无法进行境外的储蓄和投资，从而使得国有银行有了稳定的存款来源，由此使国家所需的建设资金得以保证。
二、关于我国高储蓄率和资本管制的短期分析
（一）短期内中国形成高储蓄率的原因分析。如前所述，高储蓄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我国何以会有如此高的储蓄率呢？分析如下：
首先，我国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软预算约束行为，导致了我国的高储蓄率。何谓软预算约束？它是指当一个经济组织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借助外部组织的救助得以继续生存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科尔奈)。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即存在典型的预算软约束。银行归国家所有，产权界定不明晰；再者，国有商业银行行为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国家是不会允许其出现问题的。这样，使广大居民相信有政府信誉作担保，将个人资产存到国有商业银行是不会存在风险的。这是造成国有银行储蓄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渠道较为狭窄。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虽然取得了相当进展，但跟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为广大居民的投资渠道单一。目前来看，我国居民的主要投资渠道无非是国债、股票，剩下的就只有银行储蓄。而近年来，股市持续低迷，致使广大居民投资股市热情锐减，而债市又接近饱和。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只得把资金存放在银行系统。而且1997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致使物价水平略有下降。这就使得银行真实利率变高，广大居民愿意储蓄。
再次，广大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导致了高储蓄率。自从中国陷入通货紧缩以来，政府和央行大力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先后七次降息，征收利息税，以期能拉动投资。然而，银行储蓄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上升。除了上述的通货紧缩使得银行真实利率上升因素外，广大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才是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这当中包括: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不确定，养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等等。一旦他们的预期形成，短时间内是很难消除的。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直接后果便是“储蓄以待将来”，从而导致高储蓄率。
最后，东方民族传统的节约美德也会促进储蓄的增长。其实，不止中国，日本国民的储蓄率也很高，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倡节约有关。
（二）短期内中国实行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分析。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涉及国家金融安全，我们不可以对它太盲目。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说加入WTO以后资本项目必须开放。没有人这样要求，可见，这不是一个小问题。1997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关键在于资本项目还在我们控制之下。因此说，短期内实行资本管制是必要的。
首先，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我国实行的改革始终是渐进式的，这也是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所总结出的成功经验之一。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即说明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一切得靠自己摸索。渐进式的改革跟开放同时也就意味着资本项目的放开也不可操之过急。
其次，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种种原因积淀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若不良资产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资本项目的放开始终成为问题。据估计，目前同等风险的金融资产在国外的收益率约为在国内的两倍。若此时盲目放开资本管制的话，国内居民的资金大量流出境外，会使本来就已危机重重的国有商行更加雪上加霜。甚至会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乃至危机。再次，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尚不成熟。虽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则单一盯住美元。若此时放开资本管制，则会使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波动，从宏观层面影响到国民经济。
综合高储蓄率和资本管制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具备了一个低效率的经济要取得高速增长所需要的两个必要条件。这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
说它是真实的，在于高储蓄率通过银行转变为高投资率，进而促进了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扩张，在国有经济领域尤其如此。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带来了快速的资本形成、个人收入、储蓄和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总量相应的扩张。
说它同时是不真实的，在于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有限资源的大量浪费。比如，国有经济创造了总工业产出的不足30％，但是其固定资产投资却超过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的50％。这种低效率增长的代价就集中体现在中国银行系统坏账的积累上。标准普尔估计中国大概需要5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才能完全清理银行系统的坏账。这个数目，再加上如果不能继续取得银行贷款而会破产的公司所损失的权益价值，相当于中国经济要经历好几年的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是以很高的代价“借来”的。故而1996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专家拉迪写过一本书《中国：未完成的改革》，他就不认为中国有经济增长率。原因是，从统计上看，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是下降的。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两个条件是否会一直持续呢？答案是否定的。
三、关于我国高储蓄率和资本管制的长期分析
（一）先看我国的高储蓄率。针对前文所述高储蓄率形成的四个因素，从长期的角度逐一分析。首先，看一下由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对高储蓄率的影响。中国业已加入WTO，对外所做出的关于在金融领域开放的承诺也将逐步履行。而且，外资银行的全面入侵已是迫在眉睫。政府欲使国有商业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硬化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近期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即是一个明显信号。这也就意味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誉担保会相对弱化，将资金存入国有商业银行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更何况，外资银行入驻国内，广大居民多了资金储蓄的选择，势必会造成国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分流。其次，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与国际的接轨，国内的投资渠道会逐步拓展。类似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共同基金、期权、互换等金融市场的工具会不断涌现，广大居民有了较多的投资渠道自然会分流银行存款，将资金投向收益更高的金融产品。近一段时期，外汇市场交易的火爆便是一个例证。再次，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会相对减弱，这就意味着一部分存在银行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资金会分流。最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显现，这会造成储蓄的下降和更多提款用于开支。同时，中国传统上注重节俭的现象也在发生变化。年轻一代消费得更多，储蓄得更少，并且学会了用借来的钱消费。
（二）长期来看，资本项目的管制会逐步放开乃至取消。在当今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一日千里，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和地区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放开金融业务，使资本在全球各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同质的金融资产形成统一的价格，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货币体系。因此，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有所作为，必然也会逐渐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首先，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且立志要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因为如若不然，许多经济蓝图就没法实现。比如，上海很久以来就希望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没有跨边境的资本自由流动何以有金融中心。其次，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资本管制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而且效果也不好。去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所带来的热钱大量流入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再次，过严的资本管制还会削减中国企业的对外竞争性。比如说，中国企业对外贸易所需的外汇要向国家申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过程，这样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而言，企业会贻误很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政府人为地造成国内企业对外的不平等竞争。
四、综述
由前文分析可知，在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效率的前提下，短期内由于拥有巨额储蓄资金和资本管制两个条件，中国的经济得以维持平稳、高速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一旦失去这两个条件，重蹈东南亚国家覆辙的可能性很高。若中国的经济政策继续通过其脆弱的银行系统来保护和补贴低效率的企业，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只是个时间问题。
所幸的是，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尤其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生力军。而且，国有经济的比重在逐步下降。在总体上，我国经济的效率并非如近期股市表现的那么低迷。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采取行动进行改革的理由。
中国急需进一步改革。治本的策略是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长期宏观和微观的不一致是资源错配的表现，切实的办法是进行金融改革。这当中包括：明晰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以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其运营；做好不良资产的处置工作，使国有商业银行轻装上阵，真正接受市场考验；积极学习国际先进国家的经验，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让市场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决定资源的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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